胡华辞职回家不久，奉化中学校友张岱由九江抗日前线返回奉化。张岱是随国民党第十九集团军十六师九十五团招募的宣传队去了抗日前线，因该宣传队在九江被解散而回奉化。二人矢志报国，心心相印，相见甚欢。胡华急切地送张岱《西行漫记》和延安《解放日报》陕北公学招生启事等阅读。张岱深受启发。一天，二人在奉化城北锦屏山上的中山公园红楼，击桌发誓：“不管困难多大，誓要结伴同赴延安！”
随着国民党军队的败退，日军的铁蹄已经逼近奉化县境。胡华心急如焚：再不走，不仅陕公求学、抗日救国的愿望难以实现，还会沦为亡国奴。一天，胡华又一次在父母面前恳求“放行”。说着、说着，泪如泉涌。可谓慷慨陈词、声泪俱下……
胡华是个孝子，他何尝不希望能在父母跟前尽孝？胡华是个独子，也深深体谅父母对他的担心……但是，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忠孝难以两全。他泪流满面地对父亲说：“爹爹，母亲没有文化，难道您也不懂吗？我绝不能在家当亡国奴！”他拿出陕北公学招生简章给父亲看，向他详细介绍中国共产党在陕北的情况，并说，竺良牧老师会给他们开介绍信，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就有人接应了。
见儿子去意已决，说得又句句在理，深明大义、爱子心切的胡明伦，和所有传承中华民族气节的父亲一样，国难当头，横下心遂了儿愿。母亲也不再阻拦，开始为儿子准备行装。她不知道陕北在哪里，但她知道那是几千里外的北方，冬季天寒地冻。她为儿子赶制棉衣、棉裤……
9月底，浙东地下党詹步行按照党中央对介绍赴陕北公学和抗大等招生规定方式，写了一封署名“剑虹”（党组织代名，也称“季红”）的信，介绍胡华与张岱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找罗炳辉主任，并请罗转递介绍胡华、张岱到陕北公学学习。父亲东拼西凑给了儿子几十元钱做盘缠；母亲说，北方天冷，将棉服、棉鞋装进一只小皮箱。父母嘱咐他，到一个地方就来一封信……1938年10月4日，胡华出发了。望着只有16周岁的儿子渐行渐远的背影，泪眼模糊了胡明伦、钟惠梅的视线。他们不知道，在这硝烟四起的旅途上，儿子会遇到怎样的艰辛和凶险，何时能到达延安。
他们没想到，儿子这一去，会有11年不能相见，其中有5年音信全无、生死未卜。当然，他们也没想到，儿子后来能成为蜚声中外的革命史家，他们的晚年能在北京度过……
胡华与张岱先从奉化县城出发，赶到胡华的姐姐家。胡雅卿出嫁后住在奉化江口镇蒋家浦。胡华和张岱当晚住在了胡雅卿家。作为独生子的胡华，自己对父母的一片孝心只得托付给姐姐来代为敬奉，他要姐姐多回家陪陪父母亲。此一别，何时还能相见？一夜的姐弟心声，一夜的家国热泪……10月5日清晨，胡雅卿一番叮咛之后，洒泪送别少小离家的弟弟。胡华、张岱搭乘长途汽车，由江口启程，离开家乡，自此，踏上了北上奔赴陕北的旅程。
1938年10月5日晚，车至金华，胡华、张岱投宿在一个小旅馆，遭到了地方军警的盘查。该地已充满兵荒马乱的战争气氛，火车均调作军用。因为九江已是抗战前线，由长江水路赴武汉不通。幸好张岱还携带着九十五团宣传队解散时发的护照，二人以此为凭，遂搭乘上了西行株洲的火车。
6日晚，他们抵株洲。两个年轻人在株洲火车站，打听到粤汉线从株洲开往长沙的运煤火车，便以不要工钱干杂活为条件，免费连夜搭乘到了长沙。
7日，胡华因旅途极度疲劳，发高烧病倒。时值中国军队与日寇进行着武汉会战，长沙也弥漫着炮火硝烟，战事紧迫、交通阻塞。他们只得入住到“通商旅馆”。
连日来，日寇飞机在轰炸长沙。胡华、张岱打听到粤汉铁路的武（昌）长（沙）线已经不通车，洞庭水运亦被军运控制；平汉路上的郑州、信阳业已沦陷，武汉危在旦夕。他们二人被迫滞留在长沙，因旅馆费用太高，打听到难民庇护所住了下来。白天，须随市民渡湘江到橘子洲头防空袭，晚间才能回到市区。受阻长沙，胡华、张岱心急如焚。
一天，他们在渡湘江的舢板上遇到一位挂有八路军臂章的小同志。胡华、张岱急忙上前打问，获悉八路军、新四军在长沙驻有办事处（当时称通讯处），位于寿星街（今蔡锷路）2号。他们旋即被引领前往联系。办事处指导员龙潜在长沙负责陕北公学的招生，他热情接待了两位投奔革命圣地的青年，并设法为胡华看病。在办事处，二人通过了口试、笔试被录取到陕北公学学习。龙潜同志1930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曾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党委书记等职。这位在抗战爆发初期以广泛吸收爱国青年跨进革命队伍为己任的红军老干部，在新中国历史学科战线上与后来成为历史学家的胡华还相遇了，这也是奇妙的佳话。
10月11日，龙潜给胡华、张岱开了一张十八集团军学兵的军事护照，介绍胡华、张岱和一位已经投在长沙办事处姓熊的女青年，以新四军学兵队的名义，搭轮船离开长沙赶赴武汉。12日，胡华等乘轮船顺湘江北上，夜渡洞庭湖过赤壁抵达汉口。
1938年10月中旬，武汉保卫战已经到了紧急关头，从1938年6月11日，日军进攻安徽省的安庆起，直至10月25日日军进占武汉止，历时四个半月。中、日双方在长江沿线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皖、豫、赣、鄂四省数千里。日军集结了14个师团、3个独立旅团、1个机械化兵团和3个航空兵团，加上海军舰艇140余艘，约35万兵力。我军相对列阵，动员部署了14个集团军、10个军团和战区直属部队以及海空军一部，约100万兵力。这一战役，中日双方投入兵力之多，战线之长，时间之久，规模之大，是抗日战争中任何战役所不能比拟的。
在这山河破碎、腥风血雨之时，中华民族能否绝处逢生，中国抗战能否坚持到底？这是包括胡华在内的所有抗战军民内心的焦虑。当时，国民政府虽然宣布西迁重庆，但只有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少数人到了重庆，国民党党政军各重要机构和蒋介石、汪精卫等重要人物都在武汉。中共中央在武汉组织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的联系与谈判，八路军办事处也在武汉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
在野的各党各派领袖、文化界知名人士、驻南京的各国使馆人员都齐集武汉。武汉，实际上成为“战时首都”。作为中共代表在武汉工作的周恩来同志高瞻远瞩，提出了“武汉抗战”的概念。1938年10月10日，他又在《辛亥、北伐与抗战》
一文中指出：“武汉是中华民国的诞生地，是革命北伐时代的最高峰，现在又是全中华民族抗战的中心。”三位青年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这是位于汉口日租界中街9号（今长春街57号）一幢坐西朝东的四层楼房，原为日商大石洋行。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于国民党统治区建立的公开办事机构。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成立长江局，机关秘密设在办事处内。1937年12月—1938年10月，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叶剑英、邓颖超、王明等中共领导人在这里领导长江局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工作。
办事处里已聚集了37名去陕北的男女青年，连胡华等从长沙投奔而来的三人刚好40人，以两湖的青年为多，随即组成了“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待命出发北上。
胡华在198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给《武汉抗战史料选编》一书作序时回忆了这段经历：
1938的武汉保卫战，是八年神圣抗战中的一个高潮，举世瞩目。记得1938年10月12日，我由长沙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出发，乘轮船过洞庭湖到武汉，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楼下一个大厅里住了几天，大厅的水泥地上铺了些席子，我们四十来个青年就睡在这地铺上。我们每天上街买些糯米团裹油条，喝点虾皮豆浆充饥。这时，虽然武汉外围战事吃紧，机关在撤退中，武汉人民还是很镇定。青年们、妇女们、店员们，组成救护队、治安巡逻队、宣传队等，挂着袖章，整齐地走在街上，执行各自的任务。书摊上《毛泽东抗战言论集》、《朱德抗战言论集》、《中华民族的伟大子孙周恩来》、《吴玉章抗战言论集》和毛泽东《论持久战》等书，以及新知书店出版的列宁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斯大林著《什么是列宁主义》，列昂捷夫著的《政治经济学讲话》等书，都公开出售，随处可以买到。当时，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一书，大大振奋了全国抗战人心，武汉三镇虽然处在空袭和支援前线的紧张状态之中，但仍弥漫着高涨的抗日气氛。
圣地陕公
1938年10月16日，这40名青年组成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由老红军罗征远参谋率领，从汉口乘火车到达湖北的广水。由于日机狂轰滥炸，火车在广水中断，这一革命青年团体随即开始千里步行，经鄂北的应山、马坪、随县、枣阳到河南的唐河、南阳，复经临汝到达了洛阳。
河南开封于1938年6月初沦入敌手。古城洛阳顿时成为抗战前线，国民政府划此地为第一战区。1938年夏，中共中央考虑到豫西一旦沦陷，要在伏牛山区、桐柏山区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决定在洛阳设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经与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磋商，1938年10月，中共方面派员由延安到达洛阳，设立了第十八集团军驻豫通讯处，地址设在南关贴廓巷56号。但对外联络行文都是以办事处名义（简称“洛办”，俗称“洛八办”）。此时的洛阳有火车通往西安，胡华随罗征远参谋率领的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旋即赴火车站乘坐火车转赴西安。但是，洛阳国民党军卫戍司令部对这一行队伍寻衅阻拦，借口新四军驻地不在西安，把他们扣留了一天。罗征远联络洛阳第十八集团军驻豫通讯处，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与洛阳国民党军卫戍司令部通长途电话交涉后，这一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始被放行，乘火车去往西安。
西安是中国建都最早、最久（一千二百多年）的城市。从奴隶制社会的顶峰西周王朝、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帝国秦、中国第一个盛世王朝西汉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唐朝，西安书写了中国历史最华彩的篇章。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从发动到和平解决这一事变，是影响中国近代历史的一件大事。它对于促成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坐落在七贤庄的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八路军、新四军在国统区设置办事处最早、坚持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办事机构。仅1937年到1938年，通过西安七贤庄“八办”介绍去延安的全国各地的爱国青年就有两万多人。这里成为连接红区和白区的“红色桥梁”，也成为抗日志士们的“家”。陕北公学在这里也设有招生处。
胡华所属的战地服务团到达西安古城时，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安的反共摩擦已很嚣张。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蒋介石的抗日决心有所动摇，把中国共产党的存在视为眼中钉，而一些国民党顽固派更是把办事处团团包围。当时西安人口不足50万，职业特务就有4500多人。特务据点在西安城内设有40多处，仅“八办”周围就有20多处，一些特务还化装成卖烧鸡的、要饭的、拉洋车的，甚至是男扮女装的，在“八办”门口监视，搞破坏活动，而且在经济上对办事处实行限制。
趁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休整，胡华铺开信纸，向父母报告到达古城西安的情形。此前，他遵照父母的嘱托，每到一个大站，就发出一封家信，告诉他们旅途的情况。但是，胡华不知道，由于炮火硝烟的阻隔，他的信并没有按时寄到家里，而在奉化，哪里被炸、哪里被占的消息却是不绝于耳，父母日夜担惊受怕。直到后来，通讯恢复了，家里每天或隔天就能收到他路上发出的信，家人懊悔，不如早半年放他走，又通车、又通船。
胡华从西安寄出的那封信，有一张是画的：一队年轻人，身上背着背包、草帽，手拿登山用的木棍，背后还画了几座山头，意思是我们要翻山越岭了，过了山，就要到了。这是胡华特意“写”给不识字的母亲的信。
数天后，也即1938年10月下旬，胡华等从全国各地走到一起的爱国青年，换上八路军的新军装，编为一二九师教导团，整队出发，从西安步行北上。他们翻山越岭，经历千辛万苦，行程700余里，奔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陕甘宁边区。
陕甘宁边区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全国较早的革命根据地之一，从1935年到1948年，一直是中共中央的所在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领导着陕甘宁边区的建设，使之成为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党中央指挥全国革命的大本营。
根据国共两党的协议，1937年9月，中共中央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建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它是一个边区的自治性地方政府，是国民政府行政院的一个直辖行政区域。边区范围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0余县，约150万人，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洁政治的典范，也把它视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陕甘宁边区对经过长征后大量伤亡的中国共产党的壮大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使中国共产党在此后和国民政府的对抗当中站稳了脚跟。
胡华们在行军途中，听到了武汉在10月25日失守的消息，越发感到救亡的紧迫。一路上，群众得知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同志，都很热情地接待和帮助。胡华们感到，边区人民普遍怀有万众一心、抗战必胜的信念。
11月7日，胡华、张岱终于到达了陕北公学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宫村，在长沙已被录取的他俩进入了陕北公学学习。这时边区军民正在举行盛大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大会，到处红旗招展，一片欢腾热烈的革命景象，和国民党地区的一片乌烟瘴气相对照，真有天壤之别。胡华呼吸着圣地自由而革命的空气，感到无比的兴奋与快慰。这一天，是胡华人生的重大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