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老将驻扎黄州，令部队向下游搜击敌军。十月十九日黎明，探子来报：发现五六百艘敌船停泊在巴河。唐树义令部队分为四路，分批开拔，中午时分，前锋队靠近敌船开火，遭到猛烈还击。唐树义令前锋佯败，引得太平军登岸追赶。官军中队和后队赶到，分三路包抄攻击，用火力杀敌一百多名。官军杀到岸边，火箭、火弹与喷筒一齐向敌船发射，烧毁七十多艘。太平军后队发现登陆部队已经溃散，增派一千多人登陆，企图抄袭唐树义后背。官军伏兵四起，打击敌军援兵，又毙敌三百多名。太平军自从攻下田家镇之后，沿途未遇到有效的抵抗，这是第一次遭到沉重的打击。
唐树义于四天后又对太平军发起连续两天的攻击，迫使他们退回下游。石达开于十月二十八日增派军力回攻黄州，将唐树义所部击溃。湖北学政青麟认为，这是吴文镕只顾省城不顾德安的结果，向咸丰告状。湖北的官场，不止是总督巡抚不和，驻扎德安的青麟也只顾自己的防务，缺乏全局观念。大家互相指责，吴文镕的处境更为艰难。
吴文镕和崇纶失和以来，湖北的军政事务总是政出两门。荆州将军台涌先后接到崇纶和吴文镕的公文，崇纶令他带兵去武昌，吴文镕令他不必开拔。他不得不向皇上请示，究竟应该听谁的，让皇上知道了湖北官场闹得很不团结。崇纶又奏报自己努力筹备发起攻势，而吴文镕则闭城坐守，无所作为。
崇纶认为，敌军已经撤到下游，荆州大可不必驻军。他把台涌调来武昌，是为了让武昌厚集兵力，派兵向下游进攻。吴文镕认为荆州也是重地，不能不驻兵防守。崇纶坚持要调，吴文镕再三阻止。崇纶干脆不顾总督，擅自发函，催促台涌开拔。他在调兵的理由中撒谎，说他已调绿营精兵七八千人向巴河攻击，所以省城需要添兵防守。吴文镕发现此人已丧失了为官的起码原则，竟然把影子都没有的事情写进官方的文件，将军务视同儿戏。想到这里，吴文镕不寒而栗。
可是崇纶善于迎合皇上，他的奏报很对咸丰的胃口。咸丰处在四面楚歌的境地，很希望有人能对太平军发起攻击，而不是一味地防守。于是他指责吴文镕辜负了圣恩，竟然株守省城，不图前进。对于两人闹不团结，他各打五十大板，责令他们协力同心，迅速对下游的逆贼发起攻势。若因各怀己见，致误事机，要将两人同等治罪。
咸丰一反常态，把手伸向了前线，根据湖北的敌我态势，给大员们具体分派任务。他指出，敌军既然已在田家镇修筑工事，黄州一带也有敌军主力，唐树义必须继续带兵前往黄州发起攻击；吴文镕也要亲自率部开到前线，敌军打到哪里，就到哪里阻击；省城防守由崇纶负责，不得有疏虞。台涌要不要带兵到下游作战，由吴文镕和崇纶会商决定。
王珍为何去不了安徽
前文说到，江忠源被任命为安徽巡抚的时候，王珍的新军刚刚建立。他接到江忠源的来信，请他去安徽辅佐。那时吴文镕也向湖南求援，咸丰令曾国藩率湘乡勇赴鄂。王珍倒是很愿意领兵开上主战场，但是曾国藩和吴文镕先后改变了主意。曾国藩不但对王珍产生了成见，还因乡勇屡次哗变，曾国藩和一些大臣，与咸丰皇帝一样，对组建民兵部队为朝廷作战产生了疑虑。乡勇表现出来的弊端，一是扰民太甚，二是索要军饷闹事，三是勾结太平军。
曾国藩这时感到王珍虽然是一名优秀的将领，但个性太强，心性太高，不会成为驯服的属下，因此不是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会妨碍自己一统湘军的局面，跟他争夺兵源和饷源，更可能独树一帜，造成湘乡勇体系的分裂。他一方面写信劝说王珍，叫他戒骄戒躁；一方面写信给骆秉章，说兵贵精而不贵多，刚刚募集的乡勇，未经训练，见敌易溃，而且军粮供应不上，应该裁汰。骆秉章非常明白曾国藩想做湘军大帅的心思，但他也看到了乡勇队伍保卫湖南的重要性，希望手中有一支得力的部队，于是装了个糊涂，对曾国藩的意见充耳不闻。
然而战局容不得大家多想，前方急需部队增援，是一个迫切的现实。虽然曾国藩不愿将王珍派上前线，但他仍然不得不遵旨办事。曾国藩屡次奉到上谕，令他赶紧统领炮船和部队驶赴下游会剿，以为武昌策应。骆秉章也接到了火速增援湖北的旨意。与此同时，湖北和安徽的告急信接连送到湖南，曾国藩知道，他可以不亲自领兵增援武昌，但决不能阻止骆秉章派兵前往。两人经过商议，决定派知府张丞实、同知王珍，率领王珍新募的三千名湘乡勇去湖北增援。
十月九日，王珍来到长沙，骆秉章就给他吹了风。九天后，王珍再次到了长沙，骆秉章又催他出发。
王珍招募湘乡勇，初衷是为在南昌牺牲的诸君复仇。现在复仇的战场已经转移到湖北，王珍义无反顾，整装待发。忽然得到消息：太平军已从武昌撤退。王珍仍然打算北上，可是在曾国藩的坚持下，骆秉章把援鄂的任务取消了。
曾国藩开始在衡州举办水师，提议将陆军合并为十个营，决定趁此机会将王珍从自己的体系中排除。现在的曾国藩不再愿意插手湖南的司法和军务，一心一意要组建一支曾家军。这是他建功立业的全部本钱，是他必须死保的武装力量。为了给自己留下更多的兵员名额，他命令王珍裁撤部队，只留下七百二十人。
王珍虽然恃才傲物，但他在官场上起点太低，没有曾大人那样的野心，打算遵命裁军。这时曾国藩又接到圣旨，要求他亲自率领六千名湖南乡勇前往长江下游作战。骆秉章认为，曾国藩迟早要率领他的大部队走人，那么本省必须尽可能保留更多的勇队，于是他叫王珍暂时不要裁撤本队，视曾国藩的情况而定。王珍得了巡抚之令，留在长沙，每日朝夕练兵。
但是曾国藩暂时还未打算出征，王珍一军的存在总令他感到不安。他又函商骆秉章，令王珍仍照原议进行裁军。骆秉章决定，让王珍精选二营留下，余部全部遣散回家务农。
骆大人和曾大人朝令夕改，王珍只能叹一口气，再一次着手裁军。曾国藩坚持要裁撤王氏乡勇，勾起了骆秉章对这支部队的好奇心。他索性摆轿，直奔王珍军营，检阅这支令曾大人耿耿于怀的勇队。王珍给他看了一出精彩的操演，骆秉章一看就舍不下了。原来这是一支战斗力超群的武装力量！老骆当场改变主意，发布一道命令：“此军不裁，全队驻扎省城！”
骆秉章已过花甲之年，不会轻易赌气，也不会做没来由的事情，他留下王珍的部队，自有充分的理由。太平军正在长江上往来无定，湖南省仍然应该狠抓战备，否则太平军打进湖南，叫他拿什么去抵挡？他把王珍的三千四百名湘乡勇正式纳入自己的指挥系统，令王珍继续统领这支部队，认真训练，严加约束，听候调遣，不得违令。
王珍从此独立于曾国藩指挥的湘乡勇体系之外，得以独树一帜。有了如此宽松的平台，他更加狠抓军训，增加了魔鬼训练的项目，令士卒在脚上绑上铁瓦跑步训练，又参考戚继光的兵书，加以变通，创造出独特的阵法，令部队操演。
王珍的部属个个重视阵法，他的部队成为出产优秀将领的人才基地，其中以蒋益澧和刘松山等人尤为突出。他们习得的城墙阵、梅花阵、大鹏阵等，都是歼敌制胜的法宝。王珍著有《阵法新编》，书中变通古人成法，别具心得，当时作为军事机密保管，没有付梓。
为了区别于曾家军和其他部队，王珍重新改定军制。长沙的朋友们提出请求，劝他将平日教学的内容写成讲义，便于营官以下的官兵掌握。王珍撰写《营制》、《职司》、《号令》、《赏罚》、《练法》五篇，题名为《练勇刍言》。胡林翼认为，王珍的军制与曾国藩的军制以及他自己的军制略有不同，但同样具有严谨宽博的特点。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王珍曾向曾国藩大谈建军思想，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时，肯定借鉴了他的思维。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在积极建设自己的武装力量。江忠源在安徽对湖南乡勇的增援盼眼欲穿，王珍去不了，他就只能寄望于曾老师。他们通过信函讨论建军方略，曾国藩采纳了他的意见：扩军并不难办，筹饷却是难题；乡勇容易招募，但带队将领难求；陆战容易取胜，水战却需要更高的水平。
江忠源曾派夏廷樾和郭嵩焘在樟树镇制造几十具木筏，在筏上载炮，打算用于冲击太平军水师。木筏刚刚造好，将要出发，太平军已经退出鄱阳湖。曾国藩受此启发，在衡州仿造木筏，拿到江面上试用，发现木筏笨拙，掉头困难，并不适用。曾国藩改变主意，决定购买民船，改造为炮船。
对于长江沿线作战的大局，江忠源为曾老师提供了第一手的参考资料，同时发表了真知灼见。曾国藩综合各方面的情报，终于理清了思路：建立水师是第一要务。
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向咸丰奏报：既然武昌已经解严，他决定暂缓增援湖北，留在湖南筹备战船。太平军以舟楫为营垒，横行在千里长江之上，等到他的水师建成，他便驶往下游，增援长江流域作战的官军。
筹办水师需要大笔的经费。当时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饷银经过长沙，曾国藩请求截留四万两，作为筹办炮船、招募水勇的费用。他初步确定湘军的营制，规定每营三百六十人，使用一百四十名长夫，加起来共为五百人。
曾国藩规定了选拔将领的四条标准：第一才堪治民，第二不怕死，第三不急名利，第四吃苦耐劳。曾国藩把王珍排除之后，决定继续招募六千人，与江忠源的旧部合成一万人。
刚刚拿定这个主意，江忠源就正式奏请，调曾国藩所练的六千人增援安徽。咸丰很快就批准了这个请求。他令曾国藩立即选募湖南乡勇六千名，酌配炮械，筹雇船只，亲自率领，驶出洞庭湖，从长江上游迎头截击，肃清江面敌船。还令曾国藩在途中抓捕从田家镇败退下来的官兵，这些人侵扰百姓，抓到之后，立即斩首，使民众得以安宁。
但是曾国藩的建军计划还在实施之中，距离出兵还有时日，在时间上无法满足江忠源和皇上的要求。他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募集人才。十月中的一天，他正与幕僚议事，打算在湘乡县城建立忠义祠，祭祀援赣军阵亡的四名营官，并且以湘乡勇附祀，大家纷纷表示赞成。忽然门房来报：彭玉麟求见。
曾国藩大喜，对众人说道：“此人是已故湖北巡抚常大淳之子常豫向我推荐的，说他胆略超群，可以倚重。我同意见他，可他对常公子说，他母丧未及一年，不愿出山。我屡次写信劝他来军营为国出力，看来终于说动他了。”
彭玉麟第一次出现在曾国藩面前。寒暄过后，曾国藩一双三角眼正视着这位访客，见他言谈举止儒雅不俗，明显是个读书人；但他语音爽朗，目光磊落，又有军人气概。曾国藩顿时对他起了好感。
彭玉麟说：“蒙曾大人晓以大义，玉麟决意从戎报国，但自誓不求保举，不受官职。”
曾国藩知道，这是彭玉麟向他摆明正派做人的姿态。上一年八月中旬，彭玉麟从耒阳回到衡阳，照顾生病的母亲，不久母亲去世，他埋葬了母亲，在家守丧。如今他听从曾国藩的劝告“夺情而出”，他说的这番话，表示自己不求功名，但求报国，正是理学家曾国藩想听到的。江忠源墨绖从戎时，他就是如此要求江忠源；后来他自己走了同样的路，还是以不受保举、不受官职来求得心安，维护名声。现在彭玉麟一上来就表明态度，使他自然地将对方看做同道中人。
曾国藩庆幸自己又得一个人才，当即将彭玉麟分到曾国葆营中，令他帮办营务。
关于彭玉麟此次从军的原因，野史有另外的说法，把他的动机归于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经历。据说邻家一个名叫梅仙的女孩赢得了他的爱慕，而梅仙也仰慕彭相公的才学，不仅愿意委身于他，还对他百依百顺，甚至不惜给他提供赌资。彭玉麟年轻时和江忠源一样好赌，也和江忠源一样是赌场上的常败将军。输光了以后，他悄悄将梅仙的钗珥拿去当了钱，再入赌场，孤注一掷，照样是血本无归。
有一天，彭玉麟又拿梅仙的首饰当了二十两银子，跑去赌博，再次败北。回家后，彭玉麟满怀歉疚，向梅仙坦白认错。他本来准备挨一顿臭骂，跪下忏悔一通，没料到梅仙轻描淡写地说：“相公，只要咱俩能够白头到老，这点钱算得了什么？”
然而这对有情人未能成为眷属。两家已有口头婚约，因女家翻悔，未能履约。梅仙怏怏去世，彭玉麟悲痛欲绝，发誓要画十万幅梅花，报答爱人的深情。他写过一首《题采石矶太白楼》，诗中有句：
三生石上因缘在，结得梅花当蹇修。
其余诗作，也常以梅花抒发诗情：
其一：颓然一醉狂无赖，乱写梅花十万枝。
其二：一枝留得江南信，频寄相思秋复春。
其三：无补时艰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
很有可能，这些诗句中蕴涵着作者因梅仙逝去而排遣不掉的哀思。
彭玉麟沉浸在失去爱人的悲痛之中，竟至大病一场。他躺在床上，捂着胸口说：“死于枕席，算什么大丈夫！既然我今年一定会死，何不找一个好地方去死？”
于是他投笔从军，到曾国藩帐下出力，每战都朝刀风箭雨里面钻，以求一死，而往往因此就立下奇功。
也有野史家说梅仙并未早夭，彭玉麟身居高位时，她还健在，不过已经嫁人，又已守寡。彭玉麟顾念旧情，经常到她家里给钱周济。两人对饮对弈，俨如伉俪，却严守大防，未曾上床。强调二人发乎情，止乎礼，当然是为了突出才子佳人的高风亮节，却未必可信。上床没上床，局外人是无法知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