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联嵌着“曾国藩”三个字。曾国藩一听，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哈哈，这个左季高，真不是吃素的。我不懂军事，缺乏经世济民的学问，你还不是纸上谈兵！还想反击一下，转念一想，酒席上的话当不得真。我堂堂一个侍郎，与他斤斤计较，倒显得我没有肚量了。
野史的含义，无妨见仁见智，各得其旨。左宗棠在务实人才奇缺的年代，对曾国藩才干的评价不高，其实是因两人之间知识结构的差异。这个段子，准确地表达了知识结构不同导致的认同障碍。
左宗棠和曾国藩在四十岁之前，由于经历和爱好不同，曾国藩务虚多一些，左宗棠则务实多一点。曾国藩以性理之学而闻名，潜心研究宇宙观、人性论和道德学，对于经世济用之学，他虽寄予关心，但比起痴迷此道的左宗棠，还是小巫见大巫。
左宗棠的知识结构比较新进。作为积极的务实派，他热衷于钻研应用科学，为此花费了巨大的精力。他与曾国藩的学问有许多无法重合之处。而曾国藩作为清廷的二品大员，以文章道德享誉朝野，但在实用知识方面，不及一介布衣左宗棠，也是无可置疑的。
但是，此刻曾国藩正在谋划建立一支新军，由于缺乏经验，非常谦谨地听取各方意见。左宗棠不仅劝说张亮基放手让曾国藩主持团练，还非常热心地为他参谋。
把湖南的团练交给曾国藩来主持，确实是一个英明的决断。对于团练一事，曾国藩早有一番与众不同的谋划。抵达长沙的第二天，他就拜发了一道奏折，陈述他关于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的设想。
曾国藩自从决定出任帮办团练大臣之后，便在考虑如何为团练乡勇闯出一条新路子。他一直揣摩圣意，发现当今圣上热衷于团练，是想照搬祖宗的办法，走半个世纪以前嘉庆爷的老路。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四川、湖北、陕西与河南四省交界的地区，白莲教造反此起彼伏，声势越闹越大。到了嘉庆四年（1799），清廷的绿营正规军已经招架不住白莲军。嘉庆皇帝启用古老的保甲制度管理城乡居民，并在此基础上团练乡民，组建民间武装。
嘉庆下旨之后，团练广泛兴起，民间武装竟然把白莲教打得无处藏身。三年时间内，白莲教基本肃清，大清帝国的国内政局，此后总算稳定了差不多五十年。
咸丰皇帝现在想起了嘉庆爷的法宝，想把各地乡民武装起来，在本地保卫桑梓，对付太平军的进攻。他认为，只要全民皆兵，太平军便会举步维艰，而且会失去兵员补充。为了这个目的，咸丰打算任命一批团练大臣，下令刊刻嘉庆初年的《筑堡御贼疏》和《坚壁清野议》，颁发各省，号召大家边学边干，苦练快上。
然而，曾国藩认为，嘉庆的做法已经过时了，若想打败太平军，照搬老黄历是行不通的。
嘉庆时代团练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八个字：清查保甲，坚壁清野。他们的任务，是配合官军野战部队，防止城乡士民与造反军勾结呼应，让官军作战部队没有后顾之忧，此外还能断绝造反军的粮食供应，给造反军攻城制造障碍。
当初的白莲教和如今的太平军一样，擅长流动作战。但白莲教在野战中不是官军的对手，全靠游击得胜。因此，各地乡勇只要完成了那个八字任务，白莲教就变得寸步难行。各地乡勇配合官军，把白莲教困死在战场上了。
咸丰时代则完全不同。如今的正规军大势已去，不堪一击。太平军经过各地，官军当即溃散，乡勇成为抗击造反军的主力。但是各地乡勇通常不能出境作战，缺乏野战能力和统一的指挥。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各地乡勇组织起来，经过训练，改良武器装备，组建成强大的兵团，才能取代绿营部队，为朝廷剿灭太平军。
曾国藩明知咸丰的想法落伍了，但他不好直截了当地指出天子的谬误，同时担心把话说白了，会让咸丰看出他在军事上的野心而对他心生顾忌。他自己心里清楚，要想靠各地的老式团勇来扑灭太平军，无异于痴人说梦。他这个钦命的帮办团练大臣，其实对团练乡民毫无兴趣。咸丰既然要他从事军武，他就要组建一支新式的军队，取代现存的朝廷正规军，挽狂澜于既倒。不过，一切还得谨慎从事。
曾国藩一天都没有办过团练，他所做的工作，是在得到皇帝的授权之后，把已经团练好的乡勇部队，召集到自己的旗帜之下，进一步加强训练，补充装备，改革军制，扩展为清末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他从一开始就借鉴江忠源的经验，试图组建一支正规军，以对抗全国的太平军为己任。他的设想规模宏大，是罗泽南、王珍和李续宾这些元老级的团练专家不敢去想的。那些人没有曾国藩这么高的级别，也没得到皇帝的授权，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曾国藩在这份奏折中所谈的设想，是在省城长沙成立一个大团。他心中设想的大团，就是一个军的兵力。他要把各地已经办好的乡勇部队集结到长沙，由他统一指挥，根据需要到各处作战。这实际上就是一支新的野战部队。为了隐藏真实的目的，他为这个想法找了一个恰当的理由。他说省城长沙兵力单薄，行伍空虚，不足以担任城防。有了这个乡勇大团，进行扎实的训练，既可以用来剿捕土匪，也对省城防御不无裨益。
曾国藩还从财政入手，阐述了在省城办大团的好处。皇上号召团练乡民，确实是当务之急。但团练的难处，不在于操习武艺，而在于难以募集资金。
朝廷财政紧张，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自道光二十年以来，清廷为鸦片战争陆续支付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纹银。道光二十三年，户部银库监守自盗，亏失九百万两，清廉的骆秉章也因此受到连累。全国税款欠缴几近五千万两。连年水旱灾害造成歉收，赈贷费用接近两千万两。中央财政捉襟见肘。
曾国藩说，国库空虚，朝廷无法像嘉庆年间那样资助团练，而民间捐款，指望虽大，却是画饼望梅，当不得真。他提出把各地团练集中起来，编组更有战斗力的新式军队，可以为朝廷节省军费。把壮健朴实的乡民招募到长沙，训练一个人，就收一个人的成效。这种做法比各地一哄而起操办团练，也能减少许多团练经费。
官军进剿太平军以来，时间已有两年多，消耗的军饷不可谓不多，调集的军队不可谓不众，但是将士们遇敌即逃，很少迎斗。官军只是从远处开火，不敢短兵相接。原因在于士兵没有经过训练，既缺乏胆量，又没有武艺在身。他要改弦更张，注重练兵，吸取明朝戚继光和近人傅鼐的经验，练兵只求其精，不求其多。不指望马上见效，只指望能够接济前方作战的兵力。
曾国藩使用这样一番说辞，从本质上改变了团练的性质。按照清朝的惯例，团练只是在各州各县就地兴办，省城和重镇的防务还是由绿营担任。曾国藩提出在省会长沙办团，大大提高了团练的地位，增强了团练的职能。
曾国藩为了表明自己不愿违背人伦，在奏折中写了一个附片，说他在京供职十四年，今年回家，祖父祖母的坟墓上已经长满了野草，母亲的葬礼也没有办完，不忍心突然离家担任公务，请求等到战事顺利之后，团防之事办得有了头绪之时，仍然回籍守制，以遂乌私。
事实上，曾国藩也知道，官军的战事不可能很快逆转，他回家继续守制的可能性不大。只要皇上允许，他可以在团练一事上大有作为。
咸丰正处在病急乱投医的时候，不管曾国藩是不是违背了祖宗留下的团练原则，也不管曾国藩是否有心当一位军事首领，只要能够有助于打败洪秀全，他都会同意。所以这份奏折奉到朱批：“知道了，悉心办理，以资防剿。”
曾国藩关于团练的新思维和新实践，使他成为咸丰时代最成功的团练大臣。咸丰任命的第一位团练大臣是前任刑部尚书陈孚恩，第二位就是曾国藩。此后三个月里，咸丰一口气任命了四十九位团练大臣。这些人当中，只有曾国藩真正把团练办成了气候，这是因为他勇于改革旧的团练体制，让乡勇走出了家乡，集结起来，组成了强大的野战部队。
曾国藩有了现成的部队
在曾国藩奉旨出任湖南团练大臣的同时，张亮基命令湘乡知县朱孙贻推举可以担任将领的人才，朱孙贻提名王珍。张亮基命令王珍、罗泽南和罗信南分别率领团练的乡勇到长沙设防。王珍率领三百人进入长沙；罗泽南和罗信南率领七百人开入省会。
从湘乡出山的团练大臣，以及来自湘乡的团练乡勇，在咸丰二年的最后一个月聚首于长沙。王珍将所部称为“湘勇”。湖南已有楚勇、南勇、宝勇、浏勇等勇队，王珍采用“湘勇”的番号，是为了区别于其他的勇军。
第一批来到长沙的湘乡勇，包括了罗泽南的中里湘乡勇和王珍的下里湘乡勇，但不包括李续宾的上里湘乡勇。一千人分为三营，王珍指挥左营，罗泽南指挥中营，罗信南指挥右营。
曾国藩决定按照明朝戚继光管理军队的办法，每天操练湘乡勇，并且为之酌定训练章程。曾国荃佐理兄长，为他拟写了治兵三十二策。王珍也十分积极地与曾国藩兄弟探讨训练方法，
王珍此年二十九岁，比曾国藩小了一轮，但在团练湘勇方面，足以做曾国藩的老师。他曾跟随罗泽南在湘乡山中学习，领悟自我修养的道理。罗泽南手下有几十个门生，空闲时教授战术，练习技击、剑术、跳远，排列战阵，经常演习。那时候，很多老乡认为罗泽南精神异常，罗泽南则说：“你们错了，过不了几年，天下必将大乱，不可不先修武备。”
王珍年少，性情最为刚猛，习武最为勤勉。罗泽南说：“我门下唯有王珍有望成为名将！”
王珍的练勇开到，曾国藩兄弟和郭嵩焘观摩阵法。校场之中，湘勇列队而入，王珍登上将台，挥旗擂鼓。左右每队各有一百人。第一通鼓声响起，队伍鱼贯而行，列为两行，左侧的队伍奔向右侧，右侧的队伍奔向左侧，行走三轮以后，围成圆圈，都持武器对外。第二通鼓声响起，队伍向左右奔走，回复原来的队列，相对格斗，左起则右伏，右起则左伏，三起三伏。军士们再次奔走，圆阵变为方阵。于是，后军分别从左右出场，蛇行绕攻，前军三合而退，前方的左右两军也互为进退。王珍擂鼓鸣角，旗帜成圆周挥舞，士卒便奔走一圈，聚为城郭。城有三道门，先聚集的士卒分左右行走，先从门口奔出，其余也按次序再起成队。士卒的行动只听从旗鼓的指挥，疾奔犹如风雨，听不到任何声息。
看罢演习，郭嵩焘和曾国荃大为喝彩，曾国藩频频点头。他已经看出，王珍是一位将才。
王珍给观摩者讲解他为湘勇制定的营制。湘勇以队为基本单位。一队由十四人组成，设什长一名，伍长一名，副伍长一名，炊事员一名，散勇和抬枪队员十名。六个队合成一哨，每哨八十五人，设正哨长一名，副哨长一名。四个哨合成一个营，营的长官叫营官。因此，一营人数为三百四十人。加上由营部统一调配的整容师、缝衣师、医生、药师、铜工和木工，共有三百六十人。
曾国藩问道：“勇队的武器都有哪些？”
王珍回答：“主要以冷兵器和热兵器交替使用，包括普通刀矛，耙叉，长刀，七尺矛，腰刀，火罐，火箭喷筒，神鞭，抬枪，鸟枪，劈山炮，藤牌，短枪，弓箭，三眼号炮。每队配备两袈帐篷，供宿营使用。”
曾国藩步下看台，走到队伍前面，仔细打量湘乡勇的号衣。他们的制服都是蓝色镶边，仿造旗人服装镶边的式样。衣服有四粒扣子，号铺用白布印字，中书“湘勇”二字，上注营号，左旁注哨号，右旁注队号，下注姓名。每个勇丁都有一副腰牌，上书姓名、年龄、籍贯和住址，还有担保人姓名和入营时间。
王珍跟在曾国藩的身后，解说道：“营部有一本花名册，注明本营所有士卒的基本资料，及担保人姓名。新勇入营，必经人担保。”
曾国藩微笑着点点头。王珍又说：“湘乡练勇，原则是兵归将选，并为将有。兵归将选，就是由营官组阁，如同一朝天子一朝臣。给营官三百四十人的编制，他愿意要谁就要谁。营官自己挑选的哨长和什长，自然都会绝对服从他的命令，把他当成自己的父兄，这就是兵归将有。以我之见，什长和伍长，以沉默寡言的人为上选。”
接着，王珍向曾国藩等人介绍了湘乡勇独特的管理办法。营官管理部属，有一定的民主程序。每月初三和初八，营官设茶，召集各级军官饮茶，商议军务，了解什长是否称职，散勇是否勤操听令。每月十四和二十九日，营官召集部队公开赏罚升降。每定一桩赏罚，必邀集哨长和什长共同参加，说明赏罚的原因。
营官还要做思想工作。在作战时间以外，要经常召集大家训话，灌输做人的准则，激发听者的天良，鼓舞他们的斗志。营官要常检阅操练，教习阵法，同时要关心勇员的疾苦。
在部队里做思想工作，是湘勇指挥官的一个重要发明。他们提出的口号是：白天打仗，夜里讲学；上马杀敌，下马读书。罗泽南说，军人从事着风险极大的职业，很容易陷入拿性命去博取利益的强盗逻辑。这样的军队，最终会败在一个“利”字上。对于军士，必须把思想工作做深做透，部队才可能不畏艰苦，百折不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