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学的意义
首先我说一下世界上为什么要有小说，为什么要有文学？我认为小说和文学在世界上并不重要，每个人不读小说死不了人，不写小说也死不了人。但是为什么从古到今，古今中外都有小说的存在？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是小说有其他的学问，包括现实生活所不能取代的作用。
比如说，大家都在研究政治、社会、经济、自然科学，我们每天都在生活，但是有一个问题自人类出现以来都解决不了，中国古代的皇帝对这个问题下的工夫非常大，就是长生不老。为什么人会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从古到今有那么多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能改变历史，他们的一句话能使这个地球颤动，这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解决不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会死。包括还有我们从电视上看到，许多我们见过的大人物死了，或者挺几天还是死了，而且我敢肯定120年之后在座的所有诸位都死了。
大家对死是惧怕的，一般女孩子到40多岁的时候总是向往小姑娘的打扮，但是小姑娘又崇拜老太太的打扮，生活中电视上有很多的女明星50多岁了，60多岁了还要拉皮做眼袋，包括发型依然想向青春靠拢，靠拢之后再出来唱歌、演戏，有的人觉得有些丑陋，但是我觉得不丑陋，起码她的向往是美好的，就是要把青春留住，但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不管是谁都留不住。
我们的亲人都会去世，我们有时候在梦里才会见到他，我们醒来的时候把枕巾都哭湿了，但是林黛玉、贾宝玉他们却永远不会去世，这是文学可以做到的，我觉得这是它的一个根本价值。
留住时间是身为作者都想做到的，但是一个真正特别好的作家和一个一般作家的区别并不在于仅仅把时间留住，也不在于文章的技巧、结构、情节、细节、人物，而是从出发点上他就与众不同。
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一个作者。我的母亲和母亲的母亲都不识字，从家族的传承讲，链条非常脆弱。我母亲对文学的看法是：文学是世界上特别容易的一件事。她年轻的时候，在河南一个镇上卖酱油。酱油铺子旁边有一个书店。因文革时期只能看毛泽东和鲁迅的书，她为了识字，就到书店拿了一本鲁迅的书。我母亲的文化不高，但是学习的起点不低。在母亲看来，写作和杀猪、织席、卖酱油等一样，无非是一种职业。很多年之后，母亲知道我跟鲁迅从事的是一个行业，就问：“鲁迅在你们这个行业是大个吗？”我说：“鲁迅个头很小，但写作上是个大个。”我母亲就觉得写作非常容易，因为她觉得鲁迅的书很容易读，比如“我家后院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母亲说：“要是识字多的话，我就能和鲁迅写得一样好：供销社后院有两口缸，一缸是酱油，另一缸也是酱油。”我说：“你说得太对了，写作就是这么容易。”这年过春节的时候，她又问我为什么要写作，文学有什么意思，又有什么意义。我回答，文学可能是为了表现生活。我母亲说，那么你就不用写作了，生活不用表现，每天走出家门，到处都是生活，直接看不就完了？为什么还要看你们的文学呢？我又想了想说，文学不是为了表现生活，是为了揭示生活，作家想明白了生活中大家没有想明白的一些道理，就通过写作来告诉大家。我母亲说，如果文学是为了揭示生活，那么你们也不用写，万一你们揭示的是错的呢？
我母亲除了喜欢看鲁迅的书，还喜欢看《红楼梦》的电视剧。在谈到《红楼梦》的时候，我对母亲说：“我对文学又有一个解释。”因为我突然明白了，文学的意义不是表现生活，也不是揭示生活，而是解决了其他学科没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时间和青春。不管是帝王将相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一个人能留住时间，留住青春。但文学作为一种载体，它能够把时间、青春，乃至生命留住。以《红楼梦》为例，不管我们什么时候翻开它，都能看到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他们，永远是十五六岁。他们的青春年华永不消失。也就是说，文学能够把人的青春、生命固定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坐标上。这样一说，我母亲就明白了，说儿子从事的职业“比杀猪好一点”。接着母亲又说，你能不能写写我呀？我说，等我将您想清楚，我就会写您了。
当然，文学的价值，不仅在于留住人的生命，更大的价值，在于能说出这个生命背后不同的东西。这个不同也许更接近真相，这个真相更加接近生活深处的本质。我们现在来举一举四大名著的例子：
第一，《红楼梦》。曹雪芹并不是因为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袭人这些人的青春留住，才成了《红楼梦》，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人物背后，闪现出作者非同一般的见识。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将贾宝玉作为一个理想人物来描写，贾宝玉究竟是一个什么人？他不爱读书，整天跟女孩子在一起，最大的爱好是吃女孩子脸上的胭脂。对于这样的孩子，不要说在清朝，就是在现代，也不被认为是好孩子。但几百年前，曹雪芹就认为贾宝玉是好孩子。在清朝能得出读书无用论这样石破天惊的结论的人是不多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探讨的不仅是读书无用论，还探讨了大和小、远和近、清洁和肮脏等哲学问题。一是大和小的关系。《红楼梦》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将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的。在这之前的小说都是把帝王将相作为主角。虽然它以日常生活作为描写对象，但是曹雪芹的起笔，并不从日常生活写起，贾宝玉不是人，是一块石头。所以《红楼梦》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石头记》。林黛玉也不是人，是一株花。当花要死的时候，这块石头从旁边路过，浇了一点水，花活了。于是，花转头对石头说，“这辈子我是报答不了你了，下辈子我要用眼泪来报答你。”二是远和近的关系。《红楼梦》中，所有理想的女孩子也都不是人，是太虚幻境过来的。太虚幻境，离现实很远啊。三是清洁和肮脏的关系。曹雪芹对于女性的崇拜是非常严重的，他觉得女性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对于男的，除了贾宝玉，他觉得没有一个好东西。贾府门前除了两头狮子是干净的，其他都不干净。女性都是干净的，但是不能结婚，女性结婚之后与男的接触就不干净了。贾宝玉每天有女孩子陪着他睡觉，丫鬟给他洗澡。贾宝玉的出路在哪里？贾宝玉作为一个最干净的人，死的时候是被两个身上长满了虱子、最脏的人架走的，一个是癞头和尚，一个是跛脚道士。最干净的人是被最肮脏的人架走的，架到世界上最干净的地方去了。
第二，《水浒传》。如果它还可以起一个名字，可以叫《英雄泪》。在这部小说里，只要是善良的人，在世界上就活不下去。林冲一身好武艺，为人善良，对每个朋友都很厚道，在世界上犯的最大一个错误，就是找了一个美人做老婆。为此林冲被发配沧州。作为八十万禁军的总教头，在路上，被差役用开水烫得满脚是泡，他忍了。后来到了沧州，还是被人欺负，他还忍了。但是别人还是要置他于死地，风雪山神庙，这时林冲终于觉悟了：要想活下来，就必须杀人。施耐庵第一次将杀人放火的强盗当成了心目中的英雄来描写，来感叹。孙二娘是开黑店的，但施耐庵描写的孙二娘的黑店一点都不恐怖，写得很温暖，很欢乐。这也是惊世骇俗的。
第三，《西游记》。这部小说的文学造诣并不高。唐僧师徒遭遇的九九八十一难有些雷同。每次妖怪都被战胜了，然后师徒四人往前走。如此重复拖沓，显得没有创造力。但是为什么这样写呢？四十岁之后，我才悟出《西游记》的伟大之处：它重视的不是过程，而是揭示出造成九九八十一难的妖怪的来源。所有的妖怪都是从天上来的，从菩萨那来的，从释迦牟尼那来的。唐僧要到佛祖那里取经，磨难来自佛祖。这时的一遍遍重复，就有了深意。
二、我走上创作道路的原因
我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作者，是因为在生活中碰到过几个不同的人。在这些人当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外祖母。她上个世纪1900年出生，生活了95年，1995年去世。外祖母个头不高，1.55米左右，一个普通的河南农村妇女。一辈子做的主要工作是给东家扛长工。外祖母年轻的时候在方圆五十里是个明星，她的名气相当于现在的茱莉亚·罗伯茨。但茱莉亚·罗伯茨演电影成为明星不奇怪，我外祖母给东家扛长工扛成明星就显得非同一般。河南是平原，割麦子的时候，三里路长的麦趟子，我外祖母割到地头，其他高个子的男人，能割到地的中间就不错了。过年的时候，我跟外祖母在火炉前聊天，她就给我讲一些历史往事，这给了我很多生活和文学的滋养。我问她为什么能够割这么快？她就讲，“很简单，割麦的时候，只要伏下腰，我就不直腰，只有到了地头才直腰。但别人直腰。因为你只要直一次腰，就想直第二次，第二十次。”
1993年，我有两个德国朋友，要到我的故乡看看。外祖母在跟他们交谈的时候，其风度不亚于外交部长。外祖母问，你们来自哪个国家？他们回答来自德国。外祖母又问，你们那里搞没搞文化大革命？他们说没有。外祖母一拍桌子说，毛主席要搞文化大革命，你们为什么不搞？其中一个德国朋友幽默地说，德国人太笨，毛主席说的湖南话，他们听不懂。外祖母点点头。又问你们一人划多少地？德国朋友分不清分和亩的区别，就说每人八分地。外祖母一听，从椅子上站起来，围着德国朋友转了一圈说，“孩子呀，你吃不饱。”德国朋友明白自己说错了，纠正说：“八亩。”我外祖母又转了一圈说，“你媳妇受累了。”我外祖母虽然跟曹雪芹、施耐庵、吴承恩生活的年代不同，人文背景不同，但是却产生了相似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个相似就是，对世界的看法，跟别人不一样。
我走上创作道路的直接原因，是我一个少年朋友的引导。我小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当一个作者，而对另外三件事特别期望。一是想当一名厨子。因为镇上一个厨子叫老孙。有一次我们家来客人，母亲让父亲去老孙那里赊5个白面馒头。父亲去了，老孙眼皮都没有抬说不赊。父亲空着手回到家里。从此，这5个馒头就不是馒头，成了我母亲降伏我父亲半辈子的武器。不管遇到什么事，只要一吵架，母亲就用这件事说我父亲，我父亲就低下头，不再说话。他失去的不是5个馒头，是尊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特别想当一个厨子，挽回父亲的尊严。二是想当乡村戏班子里敲梆子的人。河南有豫剧。因为乡村戏班子演戏都是在晚上，月光下，梆子清脆嘹亮。三是想当一个小学教员，在孩子朗朗的读书声中，想些自己的心事。
15岁的时候，我当兵了。当兵缘于跟舅舅的一次谈话。舅舅问我，你觉得自己聪明吗？我说不聪明。他说，对了，你不聪明，也不傻；但世界上就怕你这种人，要么你聪明，要么你傻。他又问，想到能找什么样的媳妇？我摇摇头。舅舅说，就你这样的，正儿八经的姑娘就别想了，顶多能找一个小寡妇。我一下跳了起来，舅舅，我不找小寡妇。舅舅说，如果不想找小寡妇的话，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我在当兵的时候碰到了另外一个人，是在我人生道路上起着特别转折作用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一辈子日常的生活如果谈到人际关系的话，实际上人很多，这个我在写《一地鸡毛》的时候曾经说过，其实你每天需要对付的就是你身边那么几个人。同时，在你一辈子中间能对你起到转折作用的人也就那么一个人。我当兵的时候遇到了这么一个人，是他让我走上了作者这样一个道路。
我当兵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火车，火车对我的认识和世界之间的关系太重要了。我们村没火车，我们县也没火车，河南有一个地方叫新乡有火车。在1973年当兵是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几百个新兵穿着新军装在火车站走，许多人同时做一个姿势会产生一种气势，这个时候我们过天桥，当时我觉得火车站特别庄严，天桥也特别的高，几百个人同时走一个动作走出了一种气氛，现在想来天桥不就是水泥板吗？这个时候一列火车进站了，那个时候火车还是蒸汽的，喷出来的汽和笛声让我马上改观了。
火车上下去那么多的人，又上去那么多的人，这些人我一个不认识。过去在我们村，所有的人我都认识，可是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也不知道他们要到哪里去。为这种陌生，为这种气氛，为这种鸣笛和喷出来的汽我哭了，这个世界是我过去没有见到的世界。不是为了熟悉，是为了陌生哭了，有个带兵的排长就上去问我，他说刘震云你是不是想家了？他问的跟我所哭的不是一回事。我回答的又是第三个事，我说，“排长，一当兵就能吃白馍，我们怎会哭呢？”然后我上了车就去当兵。
火车上没有厕所，因为一火车当兵的都是男孩子，清早的时候就把车的门拉开一条缝，大家排着队上厕所。可是我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尿来，我在门口站了半天没撒出来。排长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有尿没尿啊？我说排长，我有尿就是撒不出来。排长说，撒不出来就等于没尿。他一拽我，我转身就撒出来了。他说刘震云，刘震云，我算认识你了。这个时候我说，“排长，我想家了。”
在车厢的角落里，我看到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蹲在那里写诗。在这个世界上，我第一次意识到，诗可以离我这么近。这是我们想都不敢想的。我们当兵的最高纲领是娶媳妇儿，最低纲领还是娶媳妇儿。一个人在旁边写诗，他要干什么？这个人是我人生的历程中遇到的最聪明的朋友。到目前为止，我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聪明的程度超过他。一个农村的孩子在写诗，然后把诗让排长看一看。
当兵三个月，这个青年将帽徽和徽章一撕，人就不见了。很多人说他叛逃了。其实没有，这个青年回老家了。再后来我回家乡的时候去看他，发现他家里堆的全是书，都是马恩列斯的书。他说要将这个世界搞明白。我问，你搞明白了吗？他说，越搞越糊涂。但是村里的人都认为他疯了，因为他整天在床上看书，也不下地干活。在一个信奉马列的国度，读马列著作的人却被认为疯了。接着又发生一件事，一个姑娘跟他谈恋爱，后来觉得他疯了，就跟另一个人谈恋爱了。马列主义是相信暴力的，他一锤子下去，将那个人打死了。在审讯他的时候，公安局的人也觉得他疯了，因为每当问一个问题，他会一口气回答半个小时，说的全是《资本论》上的话。在我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要写作。”我问为什么？他仍交待我要把这个世界搞懂。我听了一个杀人犯的话，开始写作。但这么多年过去，我对世界还是没有搞懂，和我的朋友一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没有杀人。
三、生活的“相同”和“不同”
总而言之，一个作家真正的水平，不在于如何描写人物、故事、情节、细节，而在于书的背后，书之外，有无不同的见识。现在以我创作的几部小说为例，谈一谈如何考察生活的“同”和“异”。
第一，《一地鸡毛》。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在考察一个问题：北京当时有1000多万人口，在上班、下班时候，街头挤满了自行车。每个人长得不一样，穿着不一样，秉性也不一样；但有一样是相同的，就是表情都非常麻木。这些人昨天知道今天要干什么，今天知道明天要干什么，他们的日子是重复的。从价值实现论的角度来讲，如果一个人没有地方实现自己的价值，就会自杀。他们为什么没自杀呢？这些人还活着，而且活得这么愉快，表情麻木地往前走。最后我突然发现了，他们的价值在一个地方得到实现了，这个场所遍地都是，就是菜市场。每一个人一进菜市场就精神为之一振，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马上投入一场战争中去，就是讨价还价。韭菜多少钱一斤？1.5毛，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说1.5毛这个事情就结束了，他说1.3毛，而且为了2分钱不惜出卖自己的尊严。2分钱丢到地上没人捡，但是到菜市场上两个人寸土不让，也就说明2分钱在这个地方已经超过了2分钱的价值。当他们拎着哪怕只便宜了几分钱的菜往家走时，那种对于世界的战胜感，跟布什总统开八国首脑会议拎回一揽子计划所产生的感觉是一样的。对他们的生活而言，菜市场比欧佩克会议、八国首脑会议还充满光芒。于是，《一地鸡毛》头一句就是：小林家的豆腐馊了。对小林而言，豆腐馊了比八国首脑会议要重要。
很多人说我写了很多小人物，比如说像《一地鸡毛》、《三百万灾民》，我说错了，我不写小人物。我觉得这些买菜的人，街上骑车的人是大人物。大和小的概念千万别弄错了，我的大和小的概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
从古到今有许多帝王将相，他们一生的人品和处事多是下三滥的，有些人可能识字不多，但是深明大义，获得非常多的自尊，我把这些人当成大人物来写，大人物是写狼的，但是我发现他们很多斗争包括国和国之间的政治斗争，有时候就像农村里一个妇女丢了一只鸡敲着脸盆在骂街，采取的方针、策略、步骤是一样的。
第二，《故乡面和花朵》。《一地鸡毛》之后，我花了八年的时间写了一篇《故乡面和花朵》。当时我又在思考一个问题，胡思乱想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在每天24个小时中，我们的理性思维只占2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基本是在胡思乱想，夜里做梦更不用说了。如果胡思乱想没有价值的话，上帝为什么给它分配这么多的时间？我们都觉得理性思维是重要的，但是理性思维之外，胡思乱想是不是重要的？我认为是重要的。所以就出了关于胡思乱想的200万字的这本书。
第三，《温故1942》。这本书并不是我主动写的，是应一个朋友之邀而写的。这个朋友要编写反映上个世纪灾难史的书。1942年，河南因为发生一场旱灾而饿死300万人。比奥斯维辛集中营死的人还多。二战时候，奥斯维辛集中营死了110万人。一开始我对这个数字并不是特别敏感，但是当深入河南调查的时候，我感到，比这个问题更严重的是：大家对这件事已经忘记了。我让我外祖母说说1942年，她问，1942年是哪一年？我说，就是饿死人的那一年。外祖母说：“饿死人的年头多得很，你到底说的是哪一年？”遗忘比饿死还严重，这引起我对这件事本身的关注。经过继续调查，发现并不是因为旱灾，是因为战争。接下来你又会发现不是因为战争，是因为政治。比这些更重要的是，三百万灾民，对于自己被饿死的态度。我们认为他们会愤怒和悲伤，不，我的河南乡亲，临死之前，给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次幽默。逃荒路上，老张马上要饿死了，他临死前，想到的不是妻离子散的生死之别，而是想到了两天前被同样饿死的朋友老李。他说：“老李前天死了，我比他多活两天，值了。”饿殍遍野，人吃人，已不是多么新鲜和不道德的事。一个人在逃荒路上走着走着，突然就倒下被饿死了。后来的逃荒者，扒下他的衣服，掏出一把刀子，从他屁股蛋子上割肉。屁股上已经没肉了，割着了骨头，一疼，他又活过来了。他仰起脸，看着拿刀子的人：“大哥，我还行。”拿刀子的人端详他：“大哥，你不行了。”他想了想，觉得自己真不行了，转头又死了。在《温故1942》被改编成电影前，我跟导演讨论，1942年饿死300万人，是一场悲剧，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拍成悲剧。因为面对悲剧，我们中国人采取的态度与众不同，是幽默，是遗忘，是一场喜剧。悲剧后面藏的是喜剧，喜剧后面藏的是忧伤。
第四，《手机》。《温故1942》之后，我又写了一个作品《手机》。《手机》这部作品和我以前的作品不是特别一样，小说《手机》跟电影《手机》又不太一样。
这个作品探讨的主要是谎话的作用。我们都觉得说谎是件坏事，但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说过谎话、假话、瞎话。现代社会人们的话语量急剧增加，电视台、报纸有几十个声音在冲着你说话。我们每天能说多少有用的话？我请教过社会学家，农业社会的时候人的话特别的少，有用的话一天都不会超过十句话！但是现在，一个语言学家统计我们的话语量每个人每天是4000多句。
有用的话是十句，你要说4000多句，也就说明除了这十句话，那4000多句话全部都是废话，要么就是假话。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东西手机。手机的出现就像我第一次看到火车，对世界的感觉是一样的。手机成为一个随身的携带物，四千多句假话都往手机里装，手机受不了，手机就会变成手雷。当时我跟冯导演在一起聊天，周围还坐着其他朋友，这真的是聊不下去，就觉得话语量是一个问题，就写了《手机》。科技发展有时也会带来人们生活的改变和人的态度的改变。手机的出现就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这又牵扯到一个问题，人与人之间是远的好还是近的好？手机极大地缩短了人们的距离，距离被人为地拉近之后，心是不是更远了？我的小说写了三部分，改编成电影后只用了其中的一部分。电影一开始还是很温馨的，一个小媳妇想知道在矿上工作的丈夫的情况，镇上有一部摇把电话，她就跑到那里打电话。电话打通后，问丈夫最近会不会回家，矿上就用大喇叭把电话内容放出来了。摇把电话对于人们生活的影响还是有限的，而手机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危机。有那么多的废话和谎话往手机里装的时候，手机就变成手雷了。《手机》探讨的是嘴对心的背叛，说对想的背叛。当生活充满了谎言的时候，我们生活得非常愉快；当谎言被揭破的时候，我们就感到了痛楚。这就是谎言的伟大的历史作用。在放映《手机》这部电影的时候，很多女孩子，都把手机砸到了男孩的头上。
第五，《我叫刘跃进》。这部作品探讨了胖和瘦的关系。我自己以前也曾经胖过，但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变瘦了。所有的人见到我，都问：“你是不是病了？”我才意识到这个世界已经被胖子统治着。然后我一看电视，真是，所有出来见面握手的都是胖子。我深受胖子的压力，中国有一个词叫什么呢？心宽体胖。体宽因为心宽，但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胖了以后心眼更小了，这也是一个角度。
我对世界上有三种人挺发怵的，一种人就是胖子，胖子容易翻脸。还有一种人很严肃，从我面前很严肃地走过去，我不敢怀疑他目的的庄严性。第三种人动不动爱生气，朋友在一块儿吃饭，十来个人，一个人突然生气了，我赶紧检查我自己，是不是我惹他不高兴啊？但是我检查时都发现跟我没关系。
它还探讨了羊和狼的关系。世界上存在两种人，一种是羊，一种是狼。狼估计有1%，羊有99%，今天我们在座的都是羊。这个理论并不是我发明的，是八十年前鲁迅先生说的，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吃人的人，一种是被吃的人。问题是，世界上所有的羊又在装狼，包括我们诸位偶尔也装狼。什么人最穷凶极恶呢？门口看门的大羊，你想进那个门很困难，你说看大门的大爷不是狼，他是一个羊，但是他最厉害，所以有一个词叫装大尾巴狼，在街上拿小旗的人也是很厉害的，这是事物的辩证法。
狼吃羊是一种必然，但真正最后羊还是能吃狼的。羊的唾沫能够把狼给淹死。这是偶然，也是一种必然。必然在我们生活中是一个推动事情和这个世界发展的特别重要的因素，但是我们每天遇到的偶然比必然要多。比如讲我们到礼堂来，说见到我是一个必然，但是你在街上坐公交车的时候，公交车的人包括街上的人你起码遇到一千个，遇到这一千个人都是偶然，那么是这个必然重要呢？还是那个偶然重要？我们出门坐车，你挨着谁是一个偶然，两个车在街上相撞是一个偶然，有时候杀人也是一个偶然。
工地上的一个厨子刘跃进上街的时候丢了一个包。他要把包找到，不是为了包里的钱，而是为了包里藏着他的一个秘密。结果包没找到，却捡到一个包。谁知道这个包里藏着一个更大的秘密，牵扯到上流社会的几条人命。许多人开始来找刘跃进。几个偶然的事碰撞在一起就产生了一种不可掌控的状态，这种不可掌控的状态又是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报纸上登，民工在扒一栋高官住过的别墅，结果在墙里扒出一张几百万的存折。然后这个存折牵出好多人进了监狱。在偶然背后，藏着那么多的必然。
刘跃进的故事，来自于我的一个表哥。我表哥是工地上的厨子，但他从来不关心每天工地上做什么饭，他关心的是北京市政府的人员变动。一有情况，他就两天睡不着觉。要是政治局发生变动，他就三天睡不着觉。去年萨达姆死的时候他就没睡着觉，半夜给我打电话谈心。我表哥和萨达姆是启发我写《我叫刘跃进》的两个因素。世界上所有的悲剧都经不起推敲。如果推敲起来，悲剧就会变喜剧。我把这句话写在了《我叫刘跃进》的扉页上。刘跃进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随便起的一个名字，结果全国叫刘跃进的有二十多万人，而叫跃进的有两百多万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作家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他对生活的创造是难以想象的，上帝的创造，总是在人们不经意间出现。我们不过是对他的拙劣模仿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