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是形式,古典文化是内容。作为治学的学者,我在大学研究传媒。作为文化传承者,我在《百家讲坛》平台上讲读《论语》。在我身上,传统文化与现代传播不矛盾,相互激活。
说到儒与道,中国哲学这两大源头,在我最初接触的时候,是处于一种孩提的蒙昧状态,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意识要去读,要去记忆。
先来说儒家。我最早接触《论语》里面的一些道理,大概是在四五岁的时候,现在想起来,我父亲从一开始就没有要求我死记硬背,却经常带我去叔叔、阿姨家参加聚会,有很多人在一起的时候,爸爸就悄悄地跟我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人,孔子说过一句话叫“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这么些人里头,肯定有能当你老师的人,你去看看,你觉得他们谁对人特别有礼貌,谁特别博学,谁做事做得特别麻利,你去看看谁能当你的老师?我就这样跑来跑去看,有的时候看到有些行为是好的,也有的时候看到的是不好的,就会跑回来问爸爸,说,你看,有一个叔叔他随地吐痰了,有一个阿姨她高门大嗓地抢别人话,这个人肯定不是老师吧。然后爸爸会告诉我说,这也是老师啊,因为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则内自省”。你看到比你好的人,你要跟他一样好,这是老师;但是见到不好的人,你要反省自己,你会不会跟他一样不好,所以这也是一种老师。
我对《论语》的介入一直都是这样只言片语化入生活的。《论语》对我来讲,是笃定的、真实的、亲切的、温暖的。读经典很有意思,开始会觉得简单,但是读来读去,便应了郑板桥的那句话:“画到生时是熟时。”感悟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真正地从内心敬仰圣贤。因为他们不用华彩的词语,来让大众觉得一定要去膜拜,他们不因自己的伟大而让万众折服,觉得不可企及。他们以自己一种朴素的人格,让大众觉得,这些朴素的真理恒久不变。
道在人心,道不远人,我们能凭着生命的成长去接近文化。《论语》里提到“仁”的地方总共109处,这是整个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学生问老师什么是“仁”,老师的回答就两个字:“爱人。”真正的仁爱之心无非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句话后来被孟子推演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孔子还说,他一生的理想无非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而我对这句话有了真正刻骨的理解是在2006年的“感动中国”的评选中。2006年年末,在许多评选材料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个人:她是一位农村阿姨,从嫁到这个村子开始,就义务抚养村里所有的孤寡老人。就这样,她日复一日地在这些老人家中奔走。她自己的四个孩子在耳濡目染下,从小就觉得村里的孤寡老人就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妈妈忙不过来的时候,他们就会去帮忙给老人们洗脚、剪指甲。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四十年。当时我给她写的推介词是:“如果富人做这样的事叫做慈善,那穷人做这样的事,她就是圣贤。”看到她的故事时,我明白了什么是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虽然她一生并未走出过农村,但她就是一位活着的圣贤。最后“感动中国”颁奖的时候,每一位获奖者都会得到一句赠言。这位农村妇女得到的是这样四个字——“温暖世道”。
中国儒学的核心思想就是和谐,讲究的是天与人的和谐、个人与社会的和谐,讲究的是每个人“天下己任”、全社会“和而不同”。
健康的文化生态,一定是多元的、富于建设性的、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实际上积淀在中国人的血液中、骨髓中,它是一种生活习惯、一种伦理判断。一位农村大妈,她可能目不识丁,但她知道孔夫子。她知道孔子的态度和观点,知道逢年过节大家要互致问候,也知道教育子女要为人诚信。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信一直为中国普通百姓所追崇。百姓熟悉的“忠厚持家久,诗书继世长”等,很多都是真正的儒家思想。孔子是个普遍的代称,他代表了中华文化源头,中国人朴素的安身立命之本。
孔子,在这个年代是一个文化指称。孔子代表的是中华整体文化在心灵上的唤醒和复归。中华文化中不仅仅有儒家思想,也包括大量的道家思想,这就是我在讲完《论语》后主动提出讲《庄子》的原因。我认为如果只有“儒”而没有“道”的话,我们的文化建构是不圆满的。
儒家给了我们土地,让我们能够站在地上行走,去实践,去以身践道,它鼓励社会人格的自我实现。但是如果没有天空的话,我们就没有思考,不能飞翔,没有生命角色上的自我超越。只有土地没有天空,我们会变成过分沉溺的现实主义者,而失去理想色彩,生命自觉无法建立,就容易再一次进入集体无意识。
中国人说的人格理想就是盘古的理想,所谓“神于天,圣于地”,神圣两极,人就在天地间。道德和秩序是同等重要的。很多东西是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两个坐标是能够相互制衡的。用儒家的最高理想来描述人格,而儒家所谓人一生的历练,从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要到达七十岁才可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个人道德指标,就是按照自己心灵指引的方向去实现个人;不逾矩,是外在的制度指标,是遵循外在的一切社会要求,这两者能够合二为一,这是一个很高的理想。用庄子的话就更简单了,五个字,叫“外化内不化”。外化,就是顺应制度;内不化,就是坚持人格道德。中国的儒与道,殊途同归,以不同的表述描述了一种和谐状态,就是个人与社会永远不要过分夸大冲突,而更应该强调一种和谐。
学问有一个很高的境界,就是“通透”二字——通达透彻,能够渗入生命,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而中国人格一直是在儒道相济的理念里学会成长的,这就是林语堂先生所说的:“中国人,每一个中国人在其社会理想上都是儒家,在其自然理想上都是道家。”这么一想,儒与道不简简单单拥有一种严谨的学理意义,它也是我们每一个朴素心灵可以分享的一种文化权利。
解读经典,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心去完成这样一番体悟,我想,不是一个年头,一段经历,一个文凭可以回答得了的。也许这一生中永远在成长,永远在感悟,我今天谈的是今天的感悟,20年后,30年后,还有那个时候的感悟,21世纪是个多元选择的时代,人心容易迷惑,大家要追寻简单的真理,国学开始复兴。《论语》讲的就是“人人心中有,口中无”的东西。另外,我们正好赶上大众传播时代,现在有《百家讲坛》这些途径,让一些有研究的学者,真正用自己的感受去体悟、去激活象牙塔里的东西,通过大众传播这个平台,还原到每个人心里去。媒介时代是外在原因,跟多元时代人心呼唤的内在原因,碰在一起,内外相合生成这种现象。作为一名传媒学者,我的学问一刻没有间断过。而向大众讲《论语》、《庄子》,也是我的使命。《百家讲坛》的定位是面对初中文化水平的观众,要求15岁的中学生都能喜欢,要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为了炫耀学问,去和大家讲版本考据,是对大众的不负责任。面对什么人要说什么话,大众传媒首先要尊重大众。
我的成功不是思想、学问的胜利,而是传播策略的胜利。在大众传播的平台上,我信奉“道不远人”,也就是真理离人心不远,要找到身边的小故事去诠释经典。《论语》简单朴素,流传千古,我的传播策略,就是要在故事情节中,让大家感悟道理,让老百姓活在经典之中,从内心完成唤醒,而不是外在灌输式的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