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参与政治报道的媒介女性
可以说，自从加拿大有了新闻事业，时政类报道就几乎尽归男记者。到19世纪末，一批受了教育的新女性出现，她们不再满足于围着家庭里的炉台转，她们开始走向社会，向往政治权利，要求拥有选举权，并渐渐打破男性占据的职业堡垒，也成为医生，成为律师，成为记者。于是，在多家报纸的女性版面上，政治评论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比如凡欧特·麦克诺顿（Violet McNaughton）在《星期六草原农场新闻报》（Saturday Press and Prairie Farm）当中，就定期对联邦的政治进行评论。
20世纪，对于加拿大的时政记者来说，令他们引以为傲的最终目标是，进入渥太华议会新闻记者团。但这扇门，对于女记者而言开启的异常艰难，能进去的女性虽然骄傲，但也寂寞孤独。夏姑·布罗迪曾因为《伦敦观察家报》走进了这个记者团。20年后的一战期间，凯特·辛德经《多伦多邮报》推荐，在一次议会会议上坐上了新闻记者团的席位，据说她是第一位获此荣誉的女性。
在阅读加拿大新闻史时，笔者注意到了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女记者，她叫吉娜维夫·里普瑟·斯金纳(Genevieve Lipsett-Skinner)——第一位把画像挂在议会记者团的女性。
吉娜维夫·里普瑟·斯金纳对政治很感兴趣。她做过关于劳动环境的调查；成为温尼伯湖地区“政治平等联盟”的创始人之一，并参加模拟议会；她是曼尼托巴州第一位获得法律学位的已婚女性；1920年她以保守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马尼托巴湖区的选举，获得成功。
对政治的兴趣使得她在进行时政报道时游刃有余。她总能找到消息源，了解许多政客的内幕消息，如某位参议员买豪华轿车花了多少钱，甚至某议员司机的手套的价格是多少等等。她相信，有了新的报道角度才会写出更为出色的稿件。
终于，她的胆识和努力使她成为了渥太华议会记者团的一员，《范库弗峰省》、《卡尔加里先驱报》、《埃德蒙顿杂志》、《多伦多星报》和《蒙特利尔星报》等多家重要报纸都愿意刊登她的报道。她十分看重自己议会记者团的成员身份，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她决不是来参观的女士或临时成员，她拥有“和记者团33位男士一样的权利和待遇”，但遗憾的是，“没有继承者，感觉很悲哀。”
更令人惋惜的是，这位出色的女记者仅走过了49个春秋，她对新闻事业的执著和热爱留在了历史的记忆之中。
二、与新媒体打交道的加拿大女性
随着现代通信科技的日新月异，传统媒体正与新技术逐步整合，旨在更好地为人们的信息需求服务。短短几年间，在网络媒体之后，手机媒体、博客、播客、维客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势头强劲。
新媒体的发展，对于媒介女性而言也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要求女性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修养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这必然会使女性的休闲时间再度减少，压力不小；但另一方面，新媒体技术也会为更多智慧的媒介女性提供一个更高的事业平台，因为它会有效减少两性在工作中的不平等因素，毕竟对于科学技术的客观掌握，不会有太多的性别差异。
加拿大新媒体奖（Canadian New Media Award）设立于1999年，旨在表彰那些在加拿大新媒体产业中作出成就的集体或个人，同时也鼓励和吸引对这一朝阳产业发生浓厚兴趣的人。在2006年众多的得奖者中，笔者发现了一位获得“特殊贡献奖”的女性，她叫安德拉·谢查尔（Andra Sheffer）。
安德拉·谢查尔是三家支持加拿大电视业与新媒体产业发展的私人基金会的执行董事，这三家基金会分别是：贝尔广播和新媒体基金会（the Bell Broadcast and New Media Fund），独立制作基金会（the Independent Production Fund），COGECO节目发展基金会（the COGECO Program Development Fund）。
身为执行董事，安德拉·谢查尔负责任地拉近了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距离。比如通过创办贝尔广播和新媒体基金，她帮助协调新媒体与电视台制片人之间的合作关系，令他们共同利用新技术，为传统广播市场开发和创造出新鲜、创新、多平台支持的传播内容。
安德拉·谢查尔希望，通过这些新团队的共同努力，能创造一个为所有加拿大人互动的、获益的未来。
一个多世纪前，勇敢的加拿大媒介女性为自己建立了一个集体——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为提高和改善共同的权力与利益而呐喊、奋斗；如今，智慧的加拿大女性在新媒体技术发展的今天，为了让更多的女性有开展自己事业的机会，建立了非盈利性的有线妇女社团（WIRED Woman Society），其创始人是一位女性，叫艾玛·佩恩(Emma Payne)。它的工作人员均为志愿者。
1997、1998年，艾玛·佩恩连续两年获得由《环球邮报》评选的、加拿大最有成就的技术女性。她做过加拿大青年航海者基金会的新闻发言人，围绕互联网和信息产业的发展为媒体撰写定期文章。1998年，她还被温哥华贸委会提名，成为年度40 under 40 Canada's Top 40 Under 40是由加拿大Caldwell Partners建立并组织的评奖活动，每年选出40位在各自工作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年龄不足40岁的获奖者，以此激励更多的青年人。的得奖者。
从以上可知，加拿大的媒介女性多年来一直为新闻事业努力着，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她们对提升全加拿大媒介女性的地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加拿大女性传者：多萝西·豪沃斯
如果说，上世纪50年代的多伦多报业是一个圆形的竞技场，那么多萝西·豪威斯（Dorothy Howarth）就是中心的那个圆环。
——Chantal Guertin
在讲述这位女记者之前，需要先介绍一个奖项。因为当第一次颁发这个奖项的时候，在六名得奖者中，有一位是女性；而且在此后的七年间，再无一位女性得此殊荣。这个奖叫做全国报业奖（National Newspaper Award，简称NNA），这名女记者叫多萝西·豪沃斯——《多伦多电信报》的记者，第一届NNA“特写”奖得主。
“全国报业奖”是加拿大报业中最重要的一个奖项，迄今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最初提出设立这一奖项的是多伦多男记者俱乐部（Toronto Men's Press Club），因为他们希望加拿大也有一项属于自己的、全国性的奖项，与美国普利策奖齐名；同时，当然也想通过这个奖来激励在加拿大报界做出成就和贡献的新闻人。但是，苦于找不到经济资助，这一想法在最初提出时被搁浅，仿佛难以实现。
幸运的是，最终，《环球邮报》的发行人同意资助该奖项。1949年，这个全国性的大奖第一次在多伦多颁奖。当时共颁出了六个奖项，分别为：社论写作奖、现场新闻报道奖、特写奖、通讯员奖、现场新闻摄影奖和社论图片奖。获奖者每人得到了400加元的奖金。这在当时可不是一笔小数目。要知道，当时在《多伦多明星报》编辑部工作的新闻人员，最低收入只有55美元。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尽管每到评奖时总会发生一些内部争执，但并没有影响到它的发展与繁荣。逐渐地，奖项从6个增加到了20个，评委们每年要评阅的入选作品也多达1300多份。
在最初的六位得奖者中，有一位竟然是女性。这一事实很值得考量，原因在于：其一，这个全国报业奖的幕后力量是多伦多男记者俱乐部，从其名称上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纯粹的男性组织，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它是绝不吸纳女性成为会员的；其二，在当时的新闻报道中，女记者是需要匿名的（除了妇女版之外）；其三，从后来的获奖纪录看，在这以后的七年时间里，再没有一位女性能获得此项殊荣。
多萝西·豪沃斯出生于1912年，在萨斯克的威柏恩（Weyburn）长大，那是距离里贾纳（Regina）不远的一座小镇。多萝西·豪沃斯的母亲在生产她唯一的妹妹Bertha时难产死了，一年后，妹妹被一位阿姨带往温哥华抚养，而多萝西·豪沃斯则留在了父亲身边。直到1949年，多萝西·豪沃斯在回西部领取女记者俱乐部颁给她的一个奖时，两姐妹才得以重逢。
多萝西·豪沃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牧场学校里当老师。因为当时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她要给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上课，薪水却少得可怜。这份工作，她干了两年。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她决定去《里贾纳领导者邮报》工作。刚开始，她负责分类广告的工作，后来，她被调到了妇女部，那里的编辑给了她新闻采访的机会——让她负责报道晚间音乐会。又过了三年，她被调到周末农场版做记者，写专栏。
1939年，加拿大参加二战，男人们都到前线作战去了，女性开始进入媒体，当打字员或电台播音员。
多萝西·豪沃斯正是在这一期间抓住了能让自己在新闻界大展拳脚、发展事业的机会。“当战争来临，事情发生了转机。那时，要找到一份工作是比较容易的，因此我决定去东部闯荡一番。”于是，带着仅有的400元，她坐上了前往蒙特利尔的火车。她想到那儿去找一份真正的新闻工作。可是，当火车在多伦多站短暂停留时，她突然决定留在那儿试试看。
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被拒之后，《多伦多电信报》接纳了她。
“当时，那里的女性寥寥无几，但他们接受了我。从此，我开始了真正的新闻报道。”
应该值得庆幸的是，豪沃斯遇到了一位锐意进取，且对女性没有太大偏见的主编J.D.麦克法兰(J.D.MacFarlane)。他相信，女记者具有成为明星的潜质。
J.D.麦克法兰主编说豪沃斯可做任何选题。
她从来没有报道过时政新闻，在刚刚接到要做“纽芬兰通过投票要进入加拿大联邦”这一选题时，她差点被吓住了，她不知道自己能否完成这个最重要新闻的报道工作。J.D.麦克法兰给了她信心，他确定她能做得很好。事实证明了J.D.麦克法兰的判断是正确的，她感谢这个机会帮她找到了报道同类新闻的诀窍。
后来也获得过全国报业奖的《多伦多太阳报》的专栏作家彼得·沃辛顿(Peter Worthington)描述她是一个“极有特点的记者”，其报道技巧极具价值。
彼得·沃辛顿回忆说，豪沃斯在接触有关人性的选题时，总是试图寻找到和采访对象进行深层次心灵沟通的机会，以寻得他们为人处世的理念和动机。在报道纽芬兰那条新闻的时候，她就运用了这一方法。
当其他报纸的记者还待在圣约翰等投票结果的时候，豪沃斯却跑到了一座孤岛上，采访那里的渔民。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她完成了整个报道。
她用心采写的这篇报道能在由男性掌控的新闻领地中获奖，是十分了不起的。除了全国报业奖之外，豪沃斯同时也获得了1948~1949年度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的纪念奖。这个奖项成立于1935年，旨在表彰那些最能出色驾驭新闻事件或报道具有重要公共意义事件的新闻女性。豪沃斯与她的新闻作品得到了人们的特别关注，也赢得了新闻界前辈的肯定。作为加拿大新闻界极富声誉的战地记者、加拿大女记者俱乐部竞赛的评委罗斯·芒罗（Ross Munro）说，除了那篇纽芬兰报道以外，她的关于巴黎毛纺织厂工人罢工的报道也是“漂亮的、生动的报道”。
更难得的是，无论是做意义重大的选题，好还是日常突发的选题，都会保持良好的报道习惯。一次抢劫案发生后，当她得知受害者在手被绑住、嘴被塞住的情况下，还试图用鼻子去拨打求救电话时，她没有像其他记者那样去通篇报道整个案件，而是以她一贯的人性化风格将这一细节详细入微地传达给了读者。
对于想在报社工作的妇女们，豪沃斯的建议是，应该学会如何优雅地取消一顿晚餐或舞会，因为你可能刚刚被派去做某某新闻报道；应该始终记得，不管这个选题对你而言有多渺小，多平庸，多过时，对于你的读者而言，它们始终是新鲜的，重要的。
还有人搞不懂豪沃斯为什么在采访时总会问一些听起来很笨拙的问题，她解释说，那是为了更好地刻画新闻人物的人格——用他们自己的话。豪沃斯从不担心这样问会让别人觉得自己呆傻，她的想法只是让她报道的人物都鲜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