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英藏夏译《贞观政要》内容上的特点
国内外现存《贞观政要》版本众多，以日本建治本（1275年）最早最完整，其在时间上较夏译本也要晚至少半个世纪。元末戈直采录22家评论的集论本，备受推崇，是古代的通行本。1978年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据涵芬楼影明成化元年（1465年）戈直集论本校点，该整理本成为当代中国的通行本。而谢保成《贞观政要集校》将目前国内外所见抄本、刊本基本搜罗无遗，对各版本间不同之处均做了校注，且以唐宋相关史籍、文献进行对勘，极具参考价值，其科学性及实用性远超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本及戈直集论本，是最理想的参照本。
英藏夏译《贞观政要》与诸汉文《贞观政要》相比，内容上有增删的情况。
例如Or.12380－3919.52（71－21左）中，皇后在谏言唐太宗时说：“ ”（帝亦因马杀人），而诸汉文《贞观政要》该段谏言中并未见此类言辞。俄藏夏译《贞观政要》中也有类似情况，克恰诺夫解释为“用注释的形式作一些小的补充”［13］。通过对比，还发现某些在汉文《贞观政要》中相距较远的两句话在夏译本中却语句相连，可能存在删略的情况，这一点因为英藏夏译《贞观政要》均为残叶，语句不连贯而无法断定。
在俄藏夏译《贞观政要》的研究中有关于西夏译者“删略原文”原因的探讨。克恰诺夫认为：“在此我们不难推知，该篇被删去未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译者无法令译文从内容到艺术表现手法均与骈体文相吻合。”［14］他的观点不无道理，因为用西夏文翻译汉文，尤其是翻译骈体文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聂鸿音的观点则更为全面与妥当，也更具说服力，他认为：“我们现在尚不清楚进行如此删略的缘故，甚至不能断定这是西夏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删略还是翻译所据汉文底本原有的删略”。［15］
但是，他们的研究都仅以戈直集论本为参照，存在局限性。戈直在其集论本序中介绍自己的整理工作时曾说：“惜乎是书传写谬误，窃尝荟萃众本，参互考订，而其义之难明，音之难通，字为之释，句为之述，章之不当分者合之，不当合者分之。自唐以来，诸儒之论莫不采而辑之，间亦断以己意，附于其后。然后此书之旨，颇为明白。”［16］可见戈直对吴兢原书的整理不仅是单纯的“合之”“分之”，还做过较多的增删。因而，将夏译本与戈本比照时，只能说明两者之间的不同，而不能将这些不同看作西夏译者在翻译《贞观政要》时对汉文底本做了增删。况且，夏译本从时间上来说至少比戈本早一个世纪。正如聂鸿音所说：“它毕竟反映了《贞观政要》定型于元代戈直集解本之前的某种版本情况。”［17］
英藏夏译《贞观政要》与诸汉文《贞观政要》篇次不同。
编号Or.12380－3919.41（71-16右）［18］的残叶存8行，前两行为《求谏》篇中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与褚遂良一段对话的最末几句话：“竟不为停改。此则危亡之祸，可反手而待也。”后5行为《纳谏》篇第一章开篇的一段文字，是唐太宗与王珪的一段对话。第3行仅存“”（纳四）二字，当为篇名《纳谏第四》中的一部分。③诸汉文《贞观政要》，《纳谏》篇均位列第五，即“《纳谏第五》”。夏译《贞观政要》《纳谏》却为第四篇，即“《纳谏第四》”，可见其与诸汉文本的篇次不同。
英藏夏译《贞观政要》，有以“帝”来称呼唐太宗的情况。
前所考释的19枚残叶中有9次以“帝”来称呼唐太宗，多出现在君臣对话或是大臣奏表中，如Or.12380－3919.44（71-17左）［19］中有“”（……奏：帝统四方之民）。又如Or.12380－3919.49（71-20右）［20］中存有“”（今帝威力）。这种情况也多次见于俄藏夏译《贞观政要》，克恰诺夫便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不知道为什么译文一律删略‘陛下’二字，而代之以‘（帝）’，例如原文中的‘陛下承其余弊’，译作‘’，意思是‘帝承其事’。”［21］实际上，日本所藏《贞观政要》“南家本”“菅家本”“写字台本”“元刻”“明本”以及“韩版”中也都有类似情况，这种表述应是唐代《实录》或《国史》原文。④而“帝”这个特定词语的使用恰好说明了夏译《贞观政要》所据底本的原始性，是一种较早版本的《贞观政要》。
（二）西夏译者对唐代职官封号及人名、地名等专属名词的译法
夏译《贞观政要》在文辞上并不像目前所见诸汉文本那样讲究辞藻的华丽及典故的铺陈，而更多的则表现为语言表达的通俗与言辞的准确灵活。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夏译者对唐代职官封号的译法。例如将“黄门侍郎王珪”译作“”（“上卿王珪”或“大臣王珪”），译者并没有将“黄门侍郎”这一职官名称译出，而只是泛泛地译作“上卿”或“大臣”；又如将李大亮的凉州“都督”称号译作“”（将军）。而“都督”这个称号在《天盛律令》及俄藏夏译《贞观政要》中均为音译，虽然二者的用字不同，但是都借音于中原的“都督”来翻译，可见西夏译者在翻译这些职官名称时采取了较为灵活的译法。
西夏译者在翻译《贞观政要》中的人名、地名等专属名词时多采用音译或是音意结合的译法。音译的例如：“桀”译作“”〔：牙音khjar1.82〕、“纣”译作“”〔：正齿音t？拶hjiw2.40〕、“管仲”译作“、“由余”译作、“秦始皇”译作、“太宗”译作“”〔〕、“房玄龄”译作〔：喉音〕、“魏徵”译作、“王珪”译作、“张玄素”译作：齿头音su1.1〕、“李大亮”译作：来日音ljow2.49〕、“洛阳”译作“长安”译作：正齿音〕等。
还有一些翻译是音意结合的，这一类多为尊号、朝代名或是城池、宫殿名，译者对于“帝”“王”“公”“朝”“城”“殿”等字往往采用意译，而其他则采用音译。例如：“舜帝”译作：正齿音2.24〕、“桓公”译作〕、“隋炀帝”译作：喉音〕、“卢江王”译作、“周朝”译作：正齿音〕、“郭国”译作、“楚”译作、“洛阳城”译作、“乾元殿”译作2.24；：等。
（三）残叶中两个未见于西夏字书的西夏字
“”，该字为残叶Or.12380-3919.46（71－18左）［22］中第4行第5字。其造字规则是“”（来）的全部与“”（手）的右部“”合成为一个新字，依据上下文意译为“承”。该字与西夏文“”〔来日音lja1.20勒他切音辣〕十分相近，“”字有“送还、运送”的意思，“承”为引申义。
“”，该字见残叶Or.12380-3919.56（71－23左）［23］中第3行第2字。它是西夏文“”（碗）〔牙音khu1.4乞胡切音枯〕的讹体字。相对于目前所知的“”来看，其左下部的“”缺少“”这一画，且可看出“”已占满左下部满格，可以排除文献破损造成缺笔的可能当为讹体。
三、关于5枚疑似夏译《贞观政要》残叶的考察
《英藏黑水城文献》中除Or.12380-3919号残叶外，编号Or.12380-542［24］、Or.12380-2554R ［25］、Or.12380-2554V ［26］、Or.12380-2891R ［27］、Or.12380-2891V ［28］等疑似为夏译《贞观政要》残叶。这5枚残叶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定名都是“佛经”。但从这些残叶的内容来看，应为世俗文献。例如：Or.12380-542中有“忠臣”“臣”等内容；Or.12380-2554R中有“公”等内容；Or.12380-2554V中有“应放”“臣”（残）等内容；Or.12380-2891R中有“谏言曰”“不言者”等内容；Or.12380-2891V中有“成难”“乃生”等内容。而且，它们的版刻形制及文字刻印风格又与夏译《贞观政要》相一致。但因过于细碎，内容考订难度极大，尚不足以确定它们是夏译《贞观政要》。
然而，对这5枚残叶的考察及判定意义重大。其一，可以搞清夏译《贞观政要》的存世数量。俄藏夏译《贞观政要》现存18叶，包括12个整叶和6个半叶，计30面共3500余字。英藏夏译《贞观政要》包括这5枚疑似残叶在内共225枚残叶，计3200余字。其二，可以还原夏译《贞观政要》的出土地点。夏译《贞观政要》最早的发现者是科兹洛夫，但他的发掘并非规范的考古工作，致使众多黑水城文献的出土地点从无查找。斯坦因的发掘则规范了许多，英藏Or.12380-3919、Or.12380-2554R、Or.12380-2554V、Or.12380-2891R、Or.12380-2891V等224枚残叶的出土地点均标示为“K.K.”，“K.K.”是“Khara-Khoto”（蒙古语“黑水城”）的缩写；Or.12380-542号文献的考察及判定为我们还原夏译《贞观政要》的出土地点提供了参考依据。
此外，从《英藏黑水城文献编例》可知，“R”表示正面，“V”表示背面，即Or.12380-2554R与Or.12380-2554V为正、背面的关系。但仔细观察其页面边缘，可知实为两枚残叶黏连在了一起，不同于同一纸张正反两面印刷。Or.12380-2891R及Or.12380-2891V情况与此相同。
通过对英藏夏译《贞观政要》中19枚残叶的考察，我们发现其内容上与汉文《贞观政要》存在诸多不同，表现为内容的“增删”，“篇次不同”及以“帝”来称呼唐太宗等情况；西夏译者对唐代职官封号、人名、朝代名及地名的译法；文献中还发现两个未见于西夏字书的西夏字。而对5枚疑似夏译《贞观政要》残叶的考察，不仅对弄清该文献存世数量有一定作用，而且对我们还原夏译《贞观政要》的出土地点有重大参考价值。总之，英藏夏译《贞观政要》是一份重要的西夏文文献，不仅对俄藏夏译《贞观政要》是一个重要补充，而且对西夏时期的翻译事业、西夏译法、《贞观政要》的版本流传以及补充西夏文字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鉴于作者水平有限，难免存在西夏文释读错误或是文献解读错误，万望斧正。
注释：
①英藏Or.12380-3919号下著录有文献残叶220枚，但《英藏黑水城文献》公布的残叶照片中只有219枚，缺少此号文献中的第12枚残叶。后文中考释的Or.12380-3919.38至Or.12380-3919.56在《英藏黑水城文献》中为Or.12380-3919号下的第37到第55枚残叶。
②原文前面所缺内容，原文后面所缺内容，□原文不可辨认， 方框中的西夏文字均为作者补录。
③“”（纳）字还出现在“俄Инв.NO.122，123；2556，2557《德事要文》（18－1）”中，原文是“”（受谏言则正），参见《俄藏黑水城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33页。“”（谏言受）既是“纳谏”的意思，据此将残字“”（纳）补全，也可推测本篇篇目原应为“《》”（《纳谏第四》）。
④据谢保成先生考证，现日本所传《贞观政要》不论钞本（南家本、菅家本、写字台本），还是刊本（元刻、明本、韩版），都有以“太宗”二字作“上”字者，又有以“太宗”作“帝”的情况。参见《贞观政要集校·叙录》，中华书局，2003年，第38页。
参考文献：
［1］北方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撰.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08－343.
［2］北方民族大学，上海古籍出版社，英国国家图书馆编撰.英藏黑水城文献（第五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315－319.
［3］（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89.
［4］（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90.
［5］（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91－92.
［6］（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94.
［7］（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95.
［8］（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95－96.
［9］（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96.
［10］（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99.
［11］（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3.
［12］（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M］.北京：中华书局，2009：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