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夏战争对宋初文士精神的激发
晚唐五代，战乱频繁，士大夫为避祸远害而变得谨言慎行。《宋史·忠义传》云：“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受五代颓废士风的影响，宋初文士因循持重的意识相当严重，尤扼“浮薄新进喜事”（《宋史》卷二八二《列传·李沆传》）之人，在这种氛围中，士林上下弥漫着一股循默持静的风气。然而随着宋夏之间民族冲突的加剧，北宋文人投身到民族战争中，开始关心民生，关注社会危机，开启了奋励敢言的参政议政之风，呈现出“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的文士主体精神。
作为中国文人的典型代表，北宋士大夫群体在与少数民族政权的对峙中，有着深刻的民族文化心理，来自周边强大异族政权的心理压抑，在士人内心凝聚成一种强烈的汉民族耻辱感。宋初在与西夏近六十年的对峙中，朝廷的军事薄弱和妥协退让，使士人对民族危机越加忧心，内心的忧患意识也越发强烈。不同于立国时期士人“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宋史》卷二八二《列传·王旦传》）的缄默风气，在宋夏战争的背景下，朝堂重臣如夏竦、韩琦、范仲淹、富弼等都通过直接参与战争或上书议论边事等途径，关注民族矛盾，提出救国策略，既有对战争双方的分析，如富弼在宝元二年（1039年）的上疏中言：“西鄙地多带山，马能走险，瀚海弥远，水泉不生，王旅欲征，军需不给。……元昊恃此艰险，得以猖狂。”［1］他从地域角度论述了战争双方的优劣，对当时的宋夏对战有积极意义；又有个人保家卫国情怀的抒发，庆历三年（1043年）宋和西夏战事未了，而“京东，西盗起”［2］，面对“今兵戎未息，赋役方烦，百姓嗷嗷，疮痍未复”［3］的社会现实，范仲淹以国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每当论政必会“奋不顾身”［4］；苏舜钦不仅作《论西事状》发表自己对国家边事的看法，还在《吾闻》一诗中借“予虽生儒家，气欲吞逆羯”表明自己意欲投笔从戎的豪情；梅尧臣的“谁复轻儒者，难淹笔砚间”更是当时文士“定国安邦、胸怀天下”主体精神的真实写照，这正是在宋夏战争背景下所激发出的时代精神。
志在当世的参政热情和爱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不仅体现在士人的政治主张上，更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创作，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有关民族关系的突然事变或重大事件，往往迅速地反映在文学创作中，成为作家们关注的焦点。”［5］宋夏战争作为社会政治的主要矛盾，必然会成为宋初文人内在思想演变的主要动力，决定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这一时期，不论是诗、文、词，还是政论性极强的奏议，都涉及宋夏战争问题，展现宋夏之间的民族矛盾与融合，成为北宋文学的一大特色。
二、宋夏战争对宋初豪放词风的影响
宋初词坛沿袭晚唐五代重在描绘相思别恋的词风余韵，以婉约曲折之法吟咏风花雪月，多是表现及时行乐、男欢女爱以及离愁别绪的婉约词。直到范仲淹《渔家傲》的出现，将对国家前途的深切忧患带入词体创作中，以豪放苍凉的意境，为宋词注入了新的灵魂，而这正与宋夏战争有着密切关系。范仲淹生活在宋夏对峙最为紧张的时期，他不仅亲自参与到战争中，更善用诗词记录战争现实，即便是崇尚幽隐深约的词体，也不可避免地承载了现实意蕴。且看《渔家傲·秋思》：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今陕西延安）抗击西夏，戍边的人生经历开拓了他的视野，使他深刻体味到战争的残酷和戍边将士的痛苦。词的上阕写景，深秋落日长烟中的延州边声四起，大雁南飞，一座孤城孑然矗立，渲染出一幅萧瑟凄凉之境。下阕抒情，一杯浊酒消不去将士们浓重的乡愁，在不寐的夜晚，爱国热情与思乡之情共同构成了将军与征夫忧国怀乡的深沉情怀。相较于同时期歌颂盛世、饮酒行乐的作家作品，范仲淹却能在男欢女爱、离愁别绪之外另开天地，以战争生活入词，吟咏边事，书写忧国忧民之志，正是源于长期的边塞战争体验，使他对国家政治内部暗藏的危机与戍边将士的困苦有切身的体会，这是别的词人所无法比拟的。再看李冠的《六州歌头·项羽庙》：
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鞭寰宇，驱龙虎，扫欃枪，斩长鲸。血染中原战，视余耳，皆鹰犬，平祸乱，归炎汉，势奔倾。兵散月明。风急旌旗乱，刁斗三更。共虞姬相对，泣听楚歌声，玉帐魂惊，泪盈盈。
念花无主，凝愁苦，挥雪刃，掩泉扃，时不利，骓不逝，困阴陵，叱追兵。呜咽摧天地，望归路，忍偷生！功盖世，何处见遗灵？江静水寒烟冷，波纹细、古木凋零。遣行人到此，追念益伤情，胜负难凭！
这首咏史怀古词把项羽从起兵到失败的曲折历程熔铸词中，将项羽的英雄气概表现得淋漓尽致。“鞭寰宇”四句形象地概括了项羽的赫赫战功，“血染中原战”后，笔锋突转，以项羽乌江自刎身亡的惨烈结局收尾，大气磅礴的布局，富于艺术感染力，也使项羽这一形象的英雄色彩更为浓厚。词人身处宋夏战争之际，通过对霸王项羽的尊崇及向往，表达了自己想要抗击外敌、建功立业的理想，于婉约绮靡的词风之外，表现出一种壮怀激烈的慷慨之气，有力地开拓了词境和词意。程大昌在《演繁露》中称：“如‘秦亡草昧，刘、项起吞并’者是也，音调悲壮，又以古兴亡事实之，闻其歌，使人慷慨，良不与艳词同科。”［6］这样激昂顿挫的词句，正是宋夏战争带给词人的生命体验，并对北宋后期的贺铸、张孝祥等人的创作有深远影响。
时代精神决定文学的价值取向，宋夏战争作为北宋社会的主要矛盾之一，决定了这一时期的豪放词风具有浓重的忧国忧民色彩。如宰相寇准的《阳关引》以“塞草烟光阔”描绘出边塞风光，并对百姓流离失所的处境寄予了深切同情；名相范仲淹在《苏幕遮》中的“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不再是单纯的男女私情，而是经过宋夏战争的历练，蕴含着忧国忧民之泪；即便是浪子词人柳永也在《双声子》中借“空运筹决战，图王取霸无休。”对吴王功业的评论，抒发自己对国家前途的忧心。黑格尔在《美学》中说：“在这类艺术作品中形成内容核心的毕竟不是这些题材本身，而是艺术家主体方面的构思和创作加工所溉注的生气和灵魂，是反映在作品里的艺术家的心灵，这个心灵所提供的不仅是外在事物的复写，而是他自己和他的内心生活。”［7］宋夏战争不仅成为主导文人“持国是、述民情、达时变”的关键因素，更深刻影响到当时文人的审美心理和创作理念，随着一曲曲高昂激越的爱国词作的出现，为宋初词坛浓艳的词风注入了豪放之气。
宋初词坛上出现的描写边塞、咏怀抒志等慷慨悲壮的豪放词作，数量虽少，却是引激昂沉郁的审美感悟于宋词，为北宋豪放词的创作打开了局面，而这正是在宋夏战争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具有深刻的时代特征和文化意蕴。法国批评家丹纳曾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需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这是艺术品最后的解释，也是决定一切的基本原因。”［8］由此可见，宋夏之间的民族关系为豪放词风的产生提供了契机，民族战争与融合深刻影响到北宋文人的审美心理和创作理念，并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有所呈现。随着宋夏间民族互动的频繁，词体的内涵在不断扩大，情感也更为丰富，承载着更多深刻的历史文化意蕴。因而，对宋夏战争与豪放词风之间的关系做出深度分析是非常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1］（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二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四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9.
［4］（元）脱脱．宋史·范仲淹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8277.
［5］傅璇琮，蒋寅主编．中国古代文学通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5：268.
［6］（宋）程大昌.演繁露［M］．北京：中华书局，1991.
［7］［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229.
［8］［法］丹纳．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1杨 阳，女，2009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
以经证史——据《左传》考证《史记》之阙讹
程景牧1
摘 要：《史记》虽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阙讹甚多。本文拟据《左传》以考证《史记》，略举数例，以述愚见。
关键词：《史记》；《左传》；阙讹
《史记》为太史公司马迁忍辱负重、发愤忘忧、博采群书、兼蓄众长之作。然困于时、迫于急、滞于厄、续于废，加之个人独创，一家之言，故疏漏颇多，抵牾不少，自其问世，考证多矣。故刘知几云：“史公著书，是非多谬”。今我怀刍荛之资，不耻狂简，欲据《左传》考证《史记》之阙讹，粗陈指例，以述己意。志大才疏，诚惶诚恐，敬请斧正。
司马迁写春秋时期历史主要采用了如下几部书：《春秋》《左传》《公羊传》《国语》《礼记》。其中《左传》是主要的文献资料。《左传》著于春秋时期，是鲁国史官左丘明据鲁史而作，以《春秋》为纲，详叙其事，体例严谨。左氏大约与孔子同时，亲见夫子，得其真传，是为“古文经学”于“春秋三传”中最为可信。《公羊传》《穀梁传》均作于七十子之后，系传闻，且《公羊传》至汉景帝时，方著于竹帛，多谈义理，系唯心神学体系，为今文经学，故若论事实，《公》《穀》不足信。
但《公羊传》《穀梁传》在西汉皆立于学官，《左传》至东汉方立于学官，且司马迁之时，公羊学兴盛，故司马迁或多或少要受到公羊学的影响，在《史记》中可见一斑。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说：“《左传》是史家，《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综上，据《左传》来考证《史记》春秋部分的历史，是较为可靠的。
一、阙讹之例
请看以下几个例子：
（一）百里奚是媵者吗？
百里奚事迹极其复杂，各书记载均异。《史记·秦本纪》：“（穆公）五年，晋献公灭虞、虢，虏虞君与其大夫百里奚。……既虏百里奚，以为秦穆公夫人媵于秦。”《史记·晋世家》：“（晋）虏虞公及其大夫井伯、百里奚以媵秦穆姬。”《左传·僖公五年》：“晋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可见《左传》中媵者为井伯，无百里奚。《孟子·万章上》：“孟子曰：‘百里奚，虞人也，晋人以垂棘之壁与屈产之乘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百里奚不谏，知虞公不可谏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据《孟子》《左传》可知百里奚不及虞难而逃亡，安有被执为媵臣之事？媵者，井伯也，非百里奚。《晋世家》衍百里奚，《秦本纪》中以百里奚代井伯，或曰：百里奚字井伯，但是清代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一百里奚事异同论》云：“《晋世家》云：《正义》引《南雍州记》云：百里奚，字井伯，宛人也。刘孝标《世说注》引《楚国先贤传》云：‘百里奚，字井伯，楚国人。’后人据《古今人表》，井伯，百里为二人，奚无媵秦事，合于《孟子》。”综上，百里奚非媵者，太史公误以百里代井伯。
（二）秦晋殽之战之讹误
司马迁叙殽之战于始即误。《史迁·秦本纪》：“郑人有卖郑于秦曰：我主其城门，郑可袭也。”《晋世家》：“郑人或卖其国于秦，秦穆公发兵往袭郑”。《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由此可见，卖郑者非“郑人”乃秦大夫“杞子”也。
接下来，《秦本纪》：“穆公问蹇叔、百里奚。……使百里奚子孟明视，蹇叔子西乞术及白乙丙将兵。行曰，百里奚、蹇叔二人哭之。……穆公素服郊迎，乡三人哭曰：孤以不用百里奚，蹇叔言以辱三子……。”《晋世家》：“先轸曰：‘秦伯不用蹇叔，反其众心，此可击。’”《晋世家》未载百里奚。《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穆公访诸蹇叔，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之子于师，哭而送之曰：‘……余收尔骨焉。’”《左传·僖公三十二年》：“秦伯素服郊次，乡师而哭曰：‘孤违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由此见之，哭师送子者独蹇叔而无百里奚，且孟明、西乞、白乙为将帅，非百里奚、蹇叔二人之子。蹇叔之子只是士卒之属。其实史公叙此事乃本之于《公羊传》《穀梁传》。前已论证，《公羊传》《穀梁传》不可尽信。梁玉绳曰：“史公叙袭郑之事，依《公》《穀》故与《左传》异，然《公》《穀》但云二老哭送其子而已，未尝谓三帅即其子也。”综上，史公于此处叙事舛漏多矣。
（三）曹沬是曹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