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关于世界的意象和观念都混合了个人的体验、学识、想象和记忆。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游历过的地方，我们经由阅读而在艺术作品中看到的世界，还有想象和幻想的王国，都会带给我们有关自然和人的意象。——大卫·洛文塔尔人们日常接触到的所有有关物质地理的事物，都与人的精神、经验分不开。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中，“空间”、“地方”、“景观”等词汇常常出现，它们不仅描绘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地理样貌，同时还指涉了想象的世界。每个人可以通过物质地理延伸进自己的精神领域。也就是说，人总是通过地理的意识来对自己进行归类与定义。例如当我们提及有关城市的名词，如北京、纽约、巴黎等等，其意义将跨越这些称谓，超出其地点的概念，而成为个人归属感的来源。这些地理词汇，不只是表明地球上的客观存在，同时还表明其中所蕴含的一整套文化与历史。
乔纳森·雷班（Jonathan Raban）毫不讳言想象的空间相较于科学的空间所具有的真实性，他说，我们想象中的城市，梦幻般的、神话般的、激动人心的、恶梦般的软性城市（soft city），和那种我们可以在城市社会学、人口统计学和建筑学专著的地图和统计数字中定位的硬性城市同样甚至更加真实。一般而言，人们总是以某一个地点为中心去认识世界，对于城市也是如此。在城市中，人们通过对其中一些区域的占领与控制，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因为这些地理具有超出物质外观的文化含义。例如贫民窟，它不仅是城市中一个人群聚居的区域，同时也是生活窘迫、地位低下的代名词。而uptown则是富人区，代表着高尚的生活。城市人群将生存环境赋予各种意义，从而设定自己的活动空间与生活方式，而媒介通过反复的强化地点的外在特征与文化内涵，使得人们对于地点的观念根深蒂固。例如，巴黎常常被描绘成浪漫之都，纽约则是自由和思想流动之地。各种地理空间的再现，总是与文化、社会相联系，被不断的重新编码和解码，使得日常的地理具有了更多的特殊性。
除了那些钢筋水泥所构筑的可视性外观，城市中更为丰富的则是软性的内涵，包括城市中人的悲伤与欢乐的来源、归属感与漂泊感的形成、城市之间的差异等等。城市地理本身并不只是在地图上所反映出来的各种形貌，我们还必须结合精神层面的内容，才能更全面地了解有关于城市、地域以及更多的地理名词所蕴含的意义。
相较于物质的地理，想象的地理更深入地触及到人们思考与再现世界的方式。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文化、政治、心理等因素将造成地理空间的多义性和复杂性。对于城市而言，它并非简单纯粹的物质存在，而是由各种流动的空间组成，体验、想象和记忆充斥其中。因此，在地理的想象与想象的地理中，城市超出了物质的界限，成为一个特殊的文本。当代的社会关系，总是投射在想象的地理形态上。我们的经验被报纸、电视或其他媒介所中介。那么，是否仍然能够在物质与再现的世界之间，在真实与想象的世界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呢？这正是本章要探讨的问题。
第一节城市存在于想象
“城市是想象出来的”。如果单独看这句话，未免显得有些极端和绝对，因为城市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它有着各种各样的外观和边界。说城市建立在想象之上，是就其文化和社会意义而言。时下流行的种类繁多的城市排行榜中，与那些科学或不科学的数据与指标并行的，便是人们对自己心目中理想城市的设想。我们通过研究空间来描述城市，在接触一个城市之前，它可能完全是陌生的，也许混乱无序，也许井井有条。人们总是依靠已知的经验去层层剥离城市的面目，并构建起想象的空间景观。爱德华·萨义德指出，这些想象的成分虽然不是实质性的，或者实际意义上的现实，但它们会以媒介的形式加以强化，比如绘画、摄影，以及文化报告和旅游介绍，博物馆藏等等，在经历了时间的沉淀之后，就转而成为牢固的内部结构。而这些想象，往往来自于那些未知的东西，是在无穷无尽的探索中发生的。空间的神秘与含混，使得人们不断产生强烈的愿望。约翰·赖特（John K.Wright）认为，没有绝对意义上的未知之地，也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可知之地，所谓的未知之地既是经验又是想象。于是，人们不断通过已知的经验来构筑未知的世界，现实与想象的交织，使得城市的面貌更加多样。但必须强调的是，对于城市的想象并不能脱离现实，将其理解成为纯粹虚构的文本也不妥当。真实与感受中的城市，其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在二者的交汇中，人们产生不同的城市体验。
一、城市异托邦（heterotopias）
1984年，福柯发表了他的一篇重要文章——《另类空间》（Des Espaces Autres），文中他使用了一个新词：异托邦（heterotopias）。对于异托邦的思考，来源于福柯对于空间的观察。他认为，人所生存的空间中，复杂的相互关系确定了一些相互不能缩减并且绝不可能叠合的位置。乌托邦（u-topia）与异托邦是导致这些位置出现的两种不同空间类型。乌托邦是没有真实存在的场所，是完美的社会或者是社会的反面。与之不同的是，异托邦是实际存在的，但需要借助想象力。我们所熟悉的日常生活可以做不同的划分，异托邦便是在真实的空间中，经由文化创造出来但同时又是虚幻的东西。在福柯的叙述中，没有哪一种文化不产生异托邦。异托邦是一个空间的关系网，是特定社会文化中异在的、超越性的空间。他列举了一些异托邦的例子，比如精神病院、戏剧舞台、公墓、度假村、殖民地等等。
这些现实中的空间，都是与正常的社会秩序与规则相异的存在。它们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却又将自身与周围的世界隔离开来。可以这样理解，异托邦既反映社会又对抗社会，它是社会中的异质，可以是对现实的幻想，也可以是对现实的补偿。这些现实中的异托邦，拥有一个物质的普通外壳，其表象之下却是完全不同的空间与秩序。它们呈现的是一个他者的文化空间（the other space），超越了其物质的外表，又真实地存在于我们自身的现实生活，而且正是因为有这些异类空间的对照，才显示出日常空间的意义。
异托邦是琐碎的、不稳定的，但是它所创造的“幻象”空间，却可能比我们的真实空间还要真实。因为异托邦的存在，现实世界存在的所有场域都被再现、竞争和颠覆，这使得异托邦成为现实世界中场域之外的场域、空间之外的空间。城市中的异托邦可能是在一个单独的地点里并列几个彼此矛盾的空间，这在我们生活的城市尤其大城市中并不鲜见，但其表现形式往往不为人注意，如养老院、动物园、博物馆，甚至游乐场、主题酒吧，每一个空间与地点之中都体现异托邦的不同特征，并且相互隔离。
这些地点都具有既定的规则，它们可能代表某个偏离社会正常秩序的群体所拥有的空间（比如监狱），也可能是时间与空间的集合（比如博物馆），或者是幻象中的美好世界（比如游乐场）。城市，将这些异托邦组合在一起，同时，在多元文化的作用下，其自身就成为一个更庞大的异托邦。
福柯还将镜子归入异托邦之中，虽然他承认其乌托邦性质，但仍然认为镜子是真实与不真实之间的一个存在。人们通过照镜子，发现自己同时存在于虚拟和真实的空间之中。所以，异托邦的其中一个特点，即它有权力将几个相互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地并置于一个真实的地方。而我们也可以从“镜子”的异托邦性质受到启发，转而关注媒介所构筑的场所。媒介在我们的生活中充当了镜子的职能，它们映照出每个人日常的状态，但媒介文本却构成了一个异质的空间。城市经由媒介拼贴而成，在这个拼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城市的完美想象变成了媒介中的具体影像，城市中的街道、楼房、花园都能够以最理想的方式组合起来。所以，这些文本看起来似乎是创造了一个乌托邦，但它在媒介文本中真实存在，所以事实上表现的却是异托邦的世界。人们通过影像等媒介创造出各种想象的可能，这些媒介便是福柯所描述的联系观者和现实世界的重要渠道：“镜子”，我们可以通过它建立一个通道，让人们看到世界更真实的一面，重新审视自我，看到我们所处空间的现实，从而反思全球化境况下个体的处境。而且，媒介中的城市、人群与事物，是现实的投射，但我们又无法将其当作物质的实体，因为它们只是存在于虚拟的空间中。无论如何，媒介中的世界可以打破空间和时间的历史脉络，成为异托邦和异托时的共生体。通过媒介简单的文字、图像或声音，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立体的空间，所以，虽然透过这面“镜子”我们未必能够改变现实，但是我们却能以此认清并调整自己的位置，重新塑造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今天的世界由于技术而被视觉化，而那些光怪陆离的视觉表象之下，还有着更多隐藏的空间意义，因此，如何正确地“观看”和解读异托邦的世界，仍然至关重要。
二、东方之城的想象
在西方文化的文本中，不乏对东方的想象。而东方的视角也是在与西方对比的过程中存在的。二者相互作为“他文化”的对象，互为异托邦。
在不少的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对这两种文化的模式化再现，比如东方被冠以“神秘”，西方则表现为“理性”。里奇恩（Rich-on）对东方与西方做了这样的描述：“东方和西方并不仅仅是两个单词，而是两个名称，两个构建特性或同一性的名称，而这种同一性的实质就是领土。”以领土为中心，不同的地理景观和人群形象也纷纷建立。在文化地理学中，从东西方地域之间的差异延伸出来的文化地图，会影响人们对自身和他者身份的认同。
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深入地分析了在文化差异的前提下，东西方权力不平等，并导致西方“制造”了关于东方的话语与观念。
萨义德认为，所谓的“东方”不过是西方的一个发明，是一个“具有罗曼司、异国情调、难忘的回忆、美丽的风景、非凡的经历”的地方。他将这些“东方”的描述归入他称之为“东方学”的话语体系。通过东方学，人们可以思考和再现世界，当然，这些方式都是将世界二分为东方和西方的。而且，所有的东方印象诸如东方性格、氛围、故事等等都已经固定，不会引起误解。在与西方的对比中，东方往往是弱势的一方，是西方的“他者”，通过对东方的描述，可以突出自身的身份。在萨义德看来，东方学话语与性别、权力联系在一起。东方与女性联系在一起，西方则代表男性；东方属于古代，而西方被定义为进步；东方是暧昧的，西方则是理性的。这些都是在固有的文化传统之下产生出来的思维模式。我们可以从一些对于“东方”和“西方”的特征描述中看出，“东方”的形象与身份是如何被界定的。例如，用以形容东方的词有：华丽的、专制主义、沉默的、黑暗的、非理性的、虚弱的、神秘的等等；用以形容西方的词则是：实用的、民主的、表达清晰的、光明的、理性的、强壮的、可感知的等等。
“东方”可能是相对西方而言一个不同寻常的地理空间，它可以是更好，也可以是更坏的他文化想象，这完全在于用什么样的视角去观察和再现东方的形象。所以在西方视野下的东方，并不一定是地图上真实的客观存在，而更多的是文化地理上的一个想象地域。东方文化笼罩下的城市景观，便是体现这种文化差异的最佳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