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为祝贺《大公报》发行一万号，胡适撰文《后生可畏》，其中将《大公报》之所以当得“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归结为该报“在这几年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务，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在他看来：这两项其实是每一家报馆都应该尽的职务，只因为国中的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居然肯努力做去，并且有不小的成功，所以就一跳而享大名了。
《平论》虽然最终未能问世，于1932年5月22日创刊的《独立评论》，其第1号的“引言”中亦称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
1933年4月，当时一位读者从西安来信希望独立评论社的朋友联合宣言“主张坚决的战争”，并且特别询问胡适“近来的意见若何”。对此，胡适撰文《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表示“我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因而“我极端敬仰那些曾为祖国冒死拼命作战的英雄，但我的良心不许我用笔锋来责人人都得用他的血肉去和那些最惨酷残忍的现代武器拼命”。4月3日至4日，《大公报》上刊登董时进的《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一文，其中指出：“到必要时，我们正不妨利用百姓的弱点，一使军阀惯用的手段，去榨他们的钱，拉他们的夫。反正我们的百姓好对付，能吃苦，肯服从，就拉他们上前线去死，尽其所有拿去供军需，他们也不会出一句怨言。”对于该文，胡适直言：“老实说，我读了这种议论，真很生气……如果这才是救国，亡国又是什么……如果这叫‘作战’，我情愿亡国，决不愿学着这种壮语主张作战！”由此，胡适指出“凡不负责任的高调，都是废话”。孔子曾言：“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胡适引用此语，强调：“言之必可行也，这就是‘无所苟’，这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话负责任。凡立一说，建一议，必须先把此说此议万一实行时可以发生的种种结果都一一想象出来，必须自己对于这种种结果准备担负责任。这才是立言无所苟。不能如此的，都是不负责任的废话。”因而，他提倡应以“敬慎无所苟”的态度作政论：作政论的人，更不可不存这种“无所苟”的态度。因为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象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成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不能如此的，只是白日说梦话，盲人骑瞎马，可以博取道旁无知小儿的拍手欢呼，然而不是诚心的为社会国家设计。
（二）“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
著名史学家吴相湘曾在传记中称：自“敬慎无所苟”的理念提出后，胡适与诸位同仁均“谨守这一态度如宗教信仰一样坚定”。其中，胡适尤为突出，在《独立评论》刊行期间，他除“编辑后记”外共撰写123篇政论。对此，学者毛子水的评价为：“这些文字，实在都是一代的谠论。我们念这些文字，不仅是佩服先生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意见，并且更佩服先生那种‘愿天下之安宁’的襟怀。”胡适这一时期论述的重点是对日问题和民主问题，充分体现了他对“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力行。以下将以有关对日问题的政论为例分析。
抗战伊始，胡适主张通过不失主权原则的外交手段借助国际组织的力量去解决中日问题。针对1932年5月31日《大公报》社论《对日新方针之确立与进行》，6月13日夜胡适在《论对日外交方针》中写道，“我们很钦佩《大公报》肯冒犯全国所谓清议，屡次作平允的、负责任的忠告。我这篇文字不过是引申他们的社论，作一种很诚恳的共鸣”；然后提出自己的9条意见，希望能“作为国人讨论对日外交方针的一个底子”。1933年11月20日，他在《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外交原则应该是：我们必不可抛弃那国联国际的大路。在不放弃国联与国际的原则之下，我们可以和日本作种种事实问题的讨论，但我们必须认清楚：今日军阀统制之下的日本，决不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今日的情形，老实说，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
同时，胡适认为口号标语式的空言并不能救国，国人惟有自省自责自救才可抵御外侮。针对1932年8月25日日本内阁外相内田的外交演说，胡适于8月29日夜撰文《内田对世界的挑战》，指出：“我们不能倚靠他人，只可倚靠自己。我们应该下决心作一个五年或十年的自救计划，咬定牙根做点有计划的工作，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的各个方面都有个‘长期拼命’的准备。无论国际时局如何变化，一个不能自救的民族是不会得人的同情与援助的。”1933年3月初，日军轻易占领热河后，胡适于3月6日夜撰文《全国震惊之后》，强烈谴责热河溃退为“摧枯拉朽式的崩溃”。在分析溃败原因之后，尖锐地指出“不先整顿自己的国家，而妄想用空言打倒一切强敌；不先学一点自立的本领，而狂妄的藐视一切先进国家的文化与装备；不肯拼命去谋自身的现代化，而妄想在这个冷酷的现代世界里争一个自由平等的地位：这都是亡国的征象”。他呼吁国人应从“迷梦”中醒来积极自救，“要承认我们今日不中用，要打倒一切虚骄夸大的狂妄心理，要养成虚怀愿学的雅量，要准备使这个民族低头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学生”。
提出并力行“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让《独立评论》在当时独具特色。1936年，《独立评论》创刊四周年时，萧公权称：“独立四年以来的言论，确能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在现在世界上和国人中偏激病、顽固病、幼稚病颇为流行的时候，保持理智的公平态度确是一桩颇为难能可贵的事。”陶希圣也转述一位朋友的话说：“这一带很有些人喜欢《独立评论》。最大的原因是他不唱高调。”
（三）“敬慎无所苟”理念的具体要求
“敬慎无所苟”的理念虽于1933年正式提出，但其思想雏形则至少可溯源至1908年。是年，胡适在《竞业旬报》上发表《苟且》一文，痛论国人随便省事不肯彻底的毛病，指出：“苟且”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大瘟疫，将几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通过梳理胡适的相关论述，笔者认为这一理念包括以下具体要求。
1.“独立的精神”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坚持“独立的精神”。何谓“独立的精神”？胡适在《〈独立评论〉引言》中，对其的界定为“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一文中，胡适指出“现时中国最大的需要是一些能独立思想，肯独立说话，敢独立做事的人”，具体阐释了“独立”的含义：“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这是“独立”的最好说法。但在今日，还有两种重要条件是孟子当日不曾想到的：第一是“成见不能束缚”，第二是“时髦不能引诱”。现今有许多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不能用思考与事实去打破他们的成见；又有一种人所以不能独立，只是因为他们不能抵御时髦的引诱。“成见”在今日所以难打破，是因为有一些成见早已变成很固定的“主义”了。懒惰的人总是想用现成的，整套的主义来应付当前的问题，总想拿事实来附会主义。有时候一种成见成为时髦的风气，或成为时髦的党纲信条，那就更不容易打破了。我们所希望的是一种虚心的，公心的，尊重事实的精神。
提倡以此种“独立的精神”议政，当时显得颇为不合时宜。如一位青年读者就认为“读《独立评论》，总觉得不过瘾！”对此，胡适称“只有事实能给我们真理，只有真理能使我们独立”，表示“我们不供给青年过瘾的东西，我们只妄想至少有些读者也许可以因此减少一点每天渴望麻醉的瘾”。在1936年1月9日致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胡适坦言自己的立场——“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坚持“独立的精神”虽不合时宜，但胡适认为这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何谓“负责任”？即：提出一个主张之前，应先“将主张的效果先想象出来，考虑一下，然后用这个效果来批评自己的主张”。这是胡适的一贯理念。
1925年“沪汉事件”之后，胡适在中国少年卫国团就此事演讲，他首先即表示：“不过我说的话，我想定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我的主张，比较倾向于和平方面一点；而现下一般人热气正高的时候，说和平派的话，自然不大时髦，不容易得着大家的热烈的同情的。”后在演讲中，他逐一剖析“宣战”、“经济绝交”、“派兵到租界”、“罢工罢市”等流行的激烈主张，指出它们的不负责任之处。
以“经济绝交”为例，他分析道：“这四个字的含义究竟怎样？我们于此热烈之时并没有去分析。所谓经济绝交就往来都不干的意思，是双方面的。以前抵制日货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没有害处。
你们知道我们每年与英日贸易出口亦在两万万两以上，如果彼此不来往，这项收入也就没有了。况且像银行在事实上也绝对做不到，因为要得盐税等等非同他交涉不可。所以我们讲到经济绝交是没有细思之故。未尝以其主张的效果去批评其主张的原故。”
2.“研究的态度”
实现“敬慎无所苟”的理念应具有“研究的态度”。在《〈独立评论〉的一周年》中，胡适提倡“独立的精神”，同时亦强调“研究”。
他指出：“例如‘开发西北’是一种时髦的主张，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先研究西北的事实，然后研究西北应该如何开发。又如‘建设’是一种最时髦的风气，我们所希望的只是要大家研究建设应该根据什么材料做计划，计划应该如何整理，如何推行，并且要研究在现时的实际情形之下究竟有多少建设事业可做。”
所谓“研究的态度”，是指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的话”。在《跋蒋廷黻先生的论文》一文中，胡适赞赏蒋氏文章的同时，指出“在一年半的惨痛经验里，我们的大多数论政者似乎还完全不曾了解这回事情的教训。我们还只看见整串的名词和口号的搬弄，全不顾到事实的局势”。他直斥当时《东方杂志》刊登的“太平洋现势之分析”专号的引论，认为“完全是一串杜撰的名词在那儿变戏法，名词的背后若不是恶意的抹杀事实，就是无识的武断。我们至今还没有一点点自责的态度，还不肯用一点思考的工夫，还只知道造作名词来抹杀青天白日的事实：这种现象真是亡国的现象”。
提倡“研究的态度”亦是胡适的一贯理念。1919年在《欢迎我们的兄弟》一文中，胡适赞赏《星期评论》诸位先生能以“研究的态度”撰文难能可贵，因为“舆论界的大毛病——死症——就是没有人肯做这种仔细研究的工夫”。他痛斥当时上海那几位最“红”的主笔先生“从来不做学问的研究，也不做社会的考察，只靠一个真滑的头脑，一支惯熟的破笔”；诘问“这种‘舆论家’的主张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是年，《建设》杂志创刊号上刊登戴季陶《我的日本观》一文，胡适认为此文可作“‘觇国’文字的模范”，指出：“我是不懂得日本的，故不配批评他的观察是否正确。但我觉得季陶先生的态度与方法是极可佩服的。当这个大家恨日本，骂日本，却不懂得日本的时候，他独能有这种耐性的、忠恕的、研究的态度。这不是很可佩服的吗？”
胡适所提倡的“研究”并不单指“书本上的研究”，而是“学问上的研究”和“实地的考察”的结合。他曾指出：“现在舆论界的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要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Isms，都只是这种考察的工具。”1935年7月，在致准备赴日留学的陈英斌的信中，胡适亦表示：“既来求学，须知学不完全靠课堂课本，一切家庭、习惯、社会、风俗、政治、组织、人情、人物，都是实实在在可以供我们学的……能如此存心，你在日本留学一定可以得到益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