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娱乐电视的表现与影响（二）：社教节目娱乐化(6)

“社教”指向德育、美育、智育，它并非注定要那么规范、刻板——也许是感性的情绪、人文的关怀，也许是生动的知识、丰富的理念。十几年来，国内的社教节目已经借鉴并运用娱乐性的元素和手段，通过一些模糊化的操作使节目更“柔性”，而“柔性”处理过的节目也更可亲、可感、可看，传播效果更好。综观上文述评的三档社教节目，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殊途同归地选取了“故事化”作为“突围”的路径，而得失、褒贬主要都关联于通俗化、娱乐化的范围和程度。

中国人喜欢听故事，故事化的叙事模式也是电视观众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事实上，“故事”热浪已经席卷国内业界，四川卫视、重庆卫视甚至把“故事”升格为整个频道定位的高度来推广。2005年９月，四川卫视宣布其全新定位——打造中国最好的故事频道；此前，重庆卫视也宣称要打造“中国电视版的故事会”。另外，中央（娱乐）电视台的不少“新闻性”栏目干脆以片头字幕的形式彰显自己的故事化创作理念，例如：“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百姓故事》）、“讲出一个个新闻背后的故事”（《本周》）、“一个描述这个世界上正在发生的真实的故事的栏目”（《社会记录》）。在实战中，电视人逐渐认识到，只有把特定思想、信息转化为有情节、有起伏的故事，才能牢牢吸引观众的眼球，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故事类节目通常的叙事策略有：设置悬念，制造矛盾冲突，通过对过程的延宕以制造兴奋点，注重细节、注重对同期声的使用，等等。

无论是《百家讲坛》、《经济与法》还是《走近科学》，传播效果的提升显然得益于故事化的结构方式和形态，其中不乏可圈可点之处。然而，“故事化”无疑也损害了社教节目的品性，使“导向和教育”功能变得面目模糊。

还是以《百家讲坛》为例。

对于《讲坛》的娱乐转身，千百万观众用遥控器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之意，相当部分投的大概是赞成票。然而，作为全国性的文化现象，评判它的利弊得失不应该局限于收视率或者观赏性层面。

首先，批评的矛头指向《讲坛》栏目“寓教于乐”的品性，指向学术娱乐化对教育品质和学术精神的侵害。

教育和娱乐无疑是大异其趣的，虽然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应该寓教于乐。但是，“从来没有人暗示过：只有当教育成为娱乐时，学习才能最有效、最持久、最真实。教育哲学家们认为获得知识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其中必然有各种约束的介入；他们认为学习是要付出代价的，耐力和汗水必不可少……要想获得出色的思辨能力绝非易事。”换句话说，幻想通过完全轻松愉快的电视娱乐来完成学术教育，恐怕不够严肃，也不现实。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有论者指出：冠冕堂皇地把学术娱乐化、故事化、商品化，《讲坛》可以说是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这种恶劣性表现在：通过电视这个大众媒介彰显了娱乐精神，却忽略和淡忘了真正的学术精神，不利于国民综合素质的提升。“在学术行政化、学术公司化的挤压下，学术本来已经风光不再，如今，又开始了娱乐化的进程。这种进程会让许多后来者淡忘了学术的本性，蒸发掉本来就不多的学术精神。”

考察《讲坛》起死回生的过程之后，有论者归纳出它的三大变化：

第一，方向变了，从百家变成一家。丁肇中、李政道、周思源、龙应台、霍金、比尔·盖茨这些片头人物所代表的学科、范围和视野成了虚设的招牌。科学没了、外国没了、当代没了，只剩下了“国粹”。

第二，讲法变了。主讲人千方百计地制造戏剧性，一句话可以交待清楚的事情，偏偏要起承转合，弄出很多玄虚。

第三，内容浅了。无论是高深的经典、复杂的人物还是遥远的历史，统统简化，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古人逸事、历史趣闻成了卖点。

我看这个栏目的时候，常常觉得台上的要么变成了蒙学教师，要么变成了田连元的弟子，台下的则相应地成了黄口小儿或村夫村妇。台上的唯一任务就是让台下坐满，台下的唯一资格就是为台上的教授学者抱屈——为什么讲台上不放块惊堂木。

《百家讲坛》的改革告诉我们，这里的民族不能承受严肃、真实、沉重、深刻、高雅与神圣，这里的国民只配与消遣、造作、低俗、扭曲、逃避和犬儒为伍。

《讲坛》作为国家重要的传播窗口，它不仅没有立足于提高国民的精神，反而成为一个品位不高、世俗无聊，忽悠大众的场所，它滥用自己的权威，扮演了一个不高尚的角色；它是一个没有社会和文化担当，只为民众进行“搔痒”、“按摩”的“美容院”。王兆胜认为，《讲坛》一方面视野不够开阔，缺乏整体设计，更缺乏一个“形而上”的精神高度，实际上处于较低的文化层次上；另一方面，在主讲人的选择上，缺乏慎重的态度，有时候近乎儿戏。于是，给人的感觉是“你方下台我登场，争献小技歌且吹”。“历史和经典的通俗化、普及化，我赞同，但关键在于，是降低学术水平来将就公众的水平和兴趣呢，还是帮助公众逐渐提高欣赏和理解能力，来增进对历史和经典的了解呢？……希望电视传媒本身，也要提高它们对知识的鉴别能力，提高宣传和传播的水准”。

也许因为供不应求，难免“掺水”，阎崇年演播的节目亦然。另外，不少讲座无可厚非却也乏善可陈。例如2008年3月4日16：30央视4套播出的那一期，一位教授絮絮叨叨着李清照的两首《如梦令》，十几分钟过去了，笔者仍然莫名其妙。

《讲坛》早期收视率低迷的时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情，后来的收视率飙升，也不一定是好事——收视率的上升，只是从一个侧面说明：它已经由一个公共电视节目转变成了商业节目。《百家讲坛》一开始是凤凰卫视中文台《世纪大讲堂》的模仿者，试图走“学术电视”之路，然而，因为电视体制和“末位淘汰”、收视率等评价机制的制约，中途改弦易辙——从社教“变脸”为娱乐。对于科教文化类节目，一个国家电视台应该采取某种保护措施，而不是把它们完全推向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作为公共学术平台的央视《百家讲坛》，应该有学术委员会，并吸收观众参与选题论证，要对学术讲座系列有规划，以利于整体提高公众人文素质，不能以收视率为标准来选题”。

另外，说到《百家讲坛》的文化影响，有些人的观点更加激烈：

如果注意到《讲坛》的产业化运作方式，我们对其弊端就不能不加以警惕。在我看来，“文化奶妈”商业化操作的后遗症非常明显：首当其冲的就是急功近利，以市场定选题定人选，完全工业化操作，把精微的理解纳入程式化的规范里，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俗的风气。其次，为了标新立异，对原著发挥离谱，靠过度解释吸引大众耳目。三是庸俗化家常化，以探究人性做幌子，把历史拆解成逗乐子的庸俗段子。

《百家讲坛》的兴起，标志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新说书运动”正在展开，这是有关古典的时尚消费，虽然赢得了媒体和公众的青睐，但是并不能拯救传统文化，相反加速了传统文化经典的垃圾化。

如此广度、深度和热度的“传统国学大倾销”，如果倾销的产品“货不对板”，则危害之大、积弊之深、正本清源之难也是空前的，最终受损的正是整个中华文明的精髓和底蕴。

在这泛娱乐化的时代，是什么力量促使这个原本学术味、文化味浓郁的电视栏目，不仅掀起了一股股收视热潮、催生了一位位“明星学者”，而且还成为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的呢？究竟《百家讲坛》提供的是娱乐，还是思想和文化？

空口无凭，我们先来查看节目单。2008年5月中上旬，《讲坛》上轮换播出着两个系列：周一到周五，《千古中医》系列，由王立群、孙立群、纪连海、钱文忠等“观众熟悉的主讲人”，和新近推出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郝万山教授（业界专家似乎仅此一位，其他的可能该归类于传播界名流），讲述著名中医（如华佗、扁鹊、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的传奇故事；周六、周日，由清史专家阎崇年先生长篇大论《康熙大帝》，絮说这位“真龙天子”的文治武功、趣闻轶事，例如“养生之道”、“后宫生活”、“立废太子”。2010年3月11-27日，该栏目每天一集连续播出17集“《红楼梦》八十回后真故事”。笔者惊诧莫名，这样连篇累牍的“故事会”，是否仍然可以称呼为“社教节目”呢？栏目网页上标明：《百家讲坛》一贯坚持“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的宗旨，在专家、学者和百姓之间架起一座“让专家通向老百姓”的桥梁，从而达到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服务”、“桥梁”见仁见智，“优秀文化”不知如何定义？面对直露的质疑甚至口诛笔伐，《讲坛》的策划人解如光表示：娱乐化是我们的传播技巧、传播手段，我们只是给严肃的文化裹上了一层“糖衣”，它的内核没有变，我们对学术底线的坚守也没变；《百家讲坛》前进的方向是坚定而明确的，就是要给老百姓在电视上留一个安静的课堂。

作为对照，（每周一期的）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栏目同期播出了什么节目呢？《五四颠覆中国传统还是中国传统孕育五四？》、《儒家伦理的现代诠释以亲亲互隐为视角》、《中国民族问题的考察与思考》由此笔者认为，二者从来就不是同路人。从节目选题就可以看出，（如前所示）《百家讲坛》一开始就远离社会现实生活、不食人间烟火——收视率低迷因此也是必然的，反之，《世纪大讲堂》探讨的倒是“入世”之学问。《世纪大讲堂》网页中“节目简介”的位置上赫然写道：节目一直坚守思想性、学术性，是大中华文化圈的学者阐释独特思想，展示最新学术成果的传播平台；这里是“思想的盛宴，学术的殿堂”，这里没有任何偏见，强调“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俨然底气十足。相形之下，《讲坛》们不知道应该藏身于何处？

仅就现实性、重大性、贴近性而言，当初比肩而立的节目，如今相去甚远，高下、俗雅、优劣不言自明。《讲坛》的娱乐化，显现出国内的电视界在借助电视传播文化、交流思想过程中的某种变通或者说无奈。《讲坛》的话语狂欢仍然在继续，然而，我们总是忍不住庸人自扰般地去反思：这是求索知识的捷径吗？“多赢”格局中，一个不能思想的媒体是否在虚张声势的表面之下已经镂空了自己的躯体？当然，笔者无意于要求面对大众的电视传媒扮演学者的角色，倘若真是那样，恐非媒介之幸，更非受众之幸。通常，讲坛类节目的成功被归因于“对电视传播属性的切实把握，电视叙述策略的灵活运用”，关键点是“切实”和“灵活”。从这个意义上看，《讲坛》在探求话语形态革新之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而这种探索的精神，对于当下的中国电视传媒弥足珍贵！

探索与批评同行，社教节目的故事化、娱乐化进程还在继续。欲知后事如何，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