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地理及人口分布概况
贵州白族大都杂居于海拔1400～1800米的低山地区，跨长江—珠江水系，多在贵州西部乌江上游区域。这一区域属云贵高原的突出地带，山峦重叠，沟谷纵横，山地、丘陵、盆地、洼地交错分布，形成复杂的地形地貌；多溶洞、多河流，平均海拔1500米，最高点是黔西北赫章县的韭菜坪，海拔2900米。
具体到一个县或一个乡，则从坝区经半山到高山，立体气候突出。如大方县白布河、小屯、东关乡、理化镇，黔西县花溪，毕节市镇西、朱昌、小坝、双华，纳雍县羊场、库东关，织金县大嘎、三甲，安顺木头、讨兑，普定县讲义、黄毛诸寨，地势低洼，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气候温和，物资丰富，交通便利，一般交通相对方便。威宁、赫章、水城等县的白族地区，大多地处高寒山区，气候干燥，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是贵州白族相对落后的地区，总体看由于地理限制与交通落后，这些地区生长有多种经济林木、盛产牛羊和乌蒙马、水西马以及多种野生动物和珍贵药材、地下资源也十分丰富，均有待进一步开发。（《贵州省志·民族志》）
贵州白族与各兄弟民族共同居住，是今贵州省的世居民族之一。主要集中在贵州西部一线的毕节地区、六盘水市和安顺市。在黔西北毕节地区，白族人口位居少数民族第三位。就全省而言，大方县为贵州白族人口最多的县，其次是盘县、织金县，其他白族较集中的县市是威宁、赫章、毕节、黔西、纳雍、普定、水城、西秀区等，此外黔南州和贵阳市亦有白族分布。
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贵州总人口中汉族人口为2191万，占62％；少数民族人口为1334万，占38%。全省少数民族中人口较多的前三位是苗族430万、布依族280万、侗族163万，贵州白族约20万，位列全省少数民族前10位。截至目前，贵州共设置15个白族乡。
贵州白族的分布总体上呈大杂居、小聚居状态，同时显现出大范围的共同区域特征。据清道光《大定府志》载，在清中晚期大定白族分布的地方为：今大方县百纳区撮坝、鹏程；鸡场区在拱；理化区理化、小屯、长春；马场区果宝；坡脚区长冲；双山区文阁、毛粟；响水区东关大寨、白泥、大道、响水镇；达溪区高枧、坝子；飘井区上坝、八堡、果帮；长石区张大、隆里、果瓦；织金县八步区沙桂、茶店及三甲；以那架区果永；纳雍县龙场区羊场、阴底；维新区董地、东关；治昆区建新河；毕节县朱昌区木来、双华；鸭池区保河；金沙县安乐区大田等。另载：“平远州向化里诸寨中，有‘侬家’寨四处；慕恩里诸寨中，有‘侬民寨’二处；兴文里诸寨中，有‘谢家寨’‘赵家寨’各一处”，“黔西州黔兴里，寨十九，‘依民寨’一。”《安顺府志》说，普定十二营有龙家，分黑、白两种。十二营在今普定县魏旗乡一带，现仍为白族聚居地。
20世纪90年代“撤区并乡”后，上述分布状态有所改变。现普定县的“讲义寨”、大方县的“响水村”大约是贵州白族较为代表性的寨落区域。明末清初，黔西北白族主要在当地各县移动，在清代曾有部分李姓白族迁往邻近的云南宣威县，在解放前亦曾有少量赵姓白族迁入贵阳白云区。解放后，贵州白族群体已不存在移动情况。毗邻湘西的黔东岑巩区域亦有白族分布，因与诸兄弟民族杂居以及历史与地理原因，这一区域内的白族中有相当部分改报为汉族及其他民族。岑巩白族主要散居于该县天马镇和县城新兴，多为景姓。
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贵州白族的识别认定过程一直在持续中。20世纪60~80年代，贵州对本省西部一些人们共同体进行了识别，将近4万人的“南京人—龙家”归并于苗族；在归并贵州西部的“南京人—龙家”人时似乎有些笼统，因为即便归并于苗族，其中仍有1万多“龙家”人均坚持自称为白族。直到2009年4月，仍有相关报道关于黔西北六盘水市钟山区大湾镇白族群众归属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地“赵、谢”等姓，白族一部分已有法定身份，但一部分没有归属，由此带来一系列的生活麻烦，如难以办理身份证等。后钟山区已按程序陆续为辖区500多群众办理了相关手续。
第二节语言及风俗习惯概况
一、简述
白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白语支，其文字不少借用汉字，即“汉字白读”。“白文”的大发展时期是南诏和大理阶段，处于散杂居状态的贵州区域白族使用白文的情况没有明确史载。1982年，按贵州省民委专家组调查，毕节地区各县及普定、盘县、水城等地白族“约在50多年前，他们还普遍讲本民族语言”（新编《贵州省志》）。20世纪80年代初，贵州大方县赵国明、谢洪秦等曾对黔西北白族女老人谢永秀所说“龙家语”进行初步记录，但尚未得到进一步整理研究。据调查，至少清代以来贵州大方县坡脚区、黔西县中坪区、普定县白岩区的白族群众还普遍使用本民族语言，20世纪50年代后基本消失。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等在对黔西地区白族实地考察后指出，“龙家”有独立的语言，“从50年代和80年代的调查结果看，白族（龙家）语是汉藏语系的一种独立的语言，但已处在衰亡阶段。”（新编《贵州省志》）2006年，云南大理学院教授段伶等曾对贵州白族语言进行考察，仅在大方县与毕节市之间的文阁乡找到钱姓、赵姓两位老人能提供零星语言材料。目前存在的黔西北白族碑刻中，则出现汉文与其他民族语言混合使用的情况，这无形中起到了传承民族文字的作用。目前贵州白族基本上均使用汉语文。
服饰方面，据明《黔书》载“龙家其种有四，在康佐、会（曾）竹者为狗耳龙家。衣尚白，好依深林荐莽之间，男子束发而不冠，善石工。妇人辫发螺结，上指若狗耳之状，衣斑衣，以五色药珠为饰，贫则以薏苡代之……”贵州白族服饰自明代晚期以后日渐消失。服饰的发展总是要与具体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和经济环境相适应的，贵州白族主要居住于西部山区，其散杂居环境也使贵州白族服饰兼容并包，大众化、实用性明显。清代起，贵州白族多着汉装。威宁县至今仍偶有白族姑娘穿着白族服装，即头包围巾，上身着白衣，外套无袖红色褂，男子在明末清初多为散发或包青布长头巾，身穿短衣、大裤。自民国始，威宁县白族服饰逐渐同于汉族，现与汉族服饰无差异。大方县白族在节日盛会时则会着本族服饰欢聚。岑巩县服饰则有尚青之俗，载：“服饰……思州白族男子上穿青色对襟衣，下穿青色抄腰裤，头扎青色帕。……男女皆扎青布裹脚。”（《岑巩县志》）如今当地农村60多岁以上老人尚有用青布裹足的。
按一般的理解，同一民族居于不同地方，它必然要与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产生复杂的链接互补关系，具体的地理环境作用于具体的经济文化类型，在一定的历史演进中，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族的物质文化特点，比如决定着他们对住房建筑的类型，交通工具、饮食、用具、衣饰之类以及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内部组织形式、道德礼仪规范、价值观念等。贵州白族社会诸多风俗习惯多与汉族类似，也多采用相邻民族的习俗，贵州白族的民居建筑形式多与地理情况有关，较注重门窗雕刻及彩绘装饰。村寨多依山傍水而居，讲究人居环境美化和绿化，房前屋后均种植有果木花草，并且每个自然村寨多为“赵、谢”二姓，或二姓杂居。
就贵州范围看，白族文化程度较高。贵州白族对文化教育历来非常重视，崇尚“耕读传家”，“安耕织，远骄倭”。在清代，毕节县人才辈出，如朱昌双华大寨赵润章、赵理凡、赵德高、钱必灿和岔河谢文明均为“秀才”，蔡官屯则有岁进士钱在朝、武举钱抢元叔侄、赵鸣皋等；普定县有举人、秀才及贡生赵敬台、赵（文）应文、赵国碧、赵华丰、谢云九、赵（文）谢光等；大方县则有“武举”段为举、段启文、段逢春、段继成，“拔贡”赵振中、秀才赵依坚、赵凤翔、赵德超等。威宁县金海、蛇街等地李氏、苏氏白族亦有不少秀才。
清末民初，大方段炳在县城创办女子师范，倡导新式教育，后段炳被选为贵州省临时议会议员；大方赵华则在达溪高坎设学堂，鼓励学生奋力抗日。民国时期，毕节朱昌双华赵振秋、钱琼臣、黄帮英及鸭池镇赵继德、谢恩等被推荐入“官学”，黄帮英后来成为黄埔军校三期毕业生。威宁县三道河张氏白族则毕业于黄埔军校二十期。普定县讲义寨私塾后转为公学，10多年共培养毕业生20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白族文教卫均有了更好的发展机会，人才辈出，贵州盘县白族何瑞国教授为华中农业大学博导，并是全国动物营养界的权威之一，其科研成果多次受国家科委、农业部和湖北省等表彰。此外还有不少优秀的企业家，贵州普定白族赵松桓现为中国十大钢铁公司之一的“水钢”集团党委书记。贵州盘县白族尹志华曾为贵州盘江煤电（集团）公司副总经理。近30年来，白族地区尊师重教之风愈盛，毕节朱昌双华大寨赵人达在20世纪80年代即为博士，成为改革开放后贵州白族首批高级人才，现为西南交通大学教授、博导的赵人达曾承担“863”计划等多个重要科研项目和参与上海磁悬浮快速列车工程专项研究等，作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和专家多次被铁道部、科技部、四川省等表彰。另外，象大方县段、谢（祝）、谢（肖）姓白族聚居的东关、大寨、文阁等地就有“才子乡（村）”美誉并见诸媒体。被列为“中国白族百村”之一的响水乡响水村大井村民组共有64户、347人，白族336人，从文化程度构成看，该村本科生以上共有31人，大中专生以上27人，高中生27人。有1人获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荣誉。响水乡聂宗学家共有4个女儿，均为硕士，其大哥家5个儿女皆为大学生，1人为硕士生导师，2003年贵州都市报曾对此“白族金花盛开”之况进行了报道。
改革开放以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之风在黔地白族社会中得到进一步倡扬，据统计，大方县建国以来先后出了白族大学生千余人，博士、硕士生10余人，2008年的高考中该县就有80名白族学子分别考入北京大学、上海交大、四川大学等。
贵州白族主要集中的地区民间文化艺术都相对较为发达。如黔西县、大方县是“黔剧”的源地，也是贵州四大灯谜县之二，两县均建立有书法、美术、楹联协会等，群众文化如火如荼。普定县则是贵州地方戏曲“花灯之乡”，大方县还是国家文化部命名的“中国现代民间绘画画乡”，历史上的贵州三宝为两说：一是茅台国酒、玉屏箫笛，大方漆器；二是茅台酒、玉屏笛、安顺刀。黔西北地区盛产生漆，其中漆器与刀也与当地白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有相当关联，如大方县白族农户历史上就擅长于栽种漆树和制漆，特别是清代，在省外文人着重于表现黔地民族风情的各类词里，描述黔西北白族等群体采集贩卖刺藜、鸡枞、苦蒜、药材、生漆等山货及土特产的文句不少。“白龙家”作为是采漆为生的群体，在清道光时毛贵铭《西垣黔苗竹枝词》有载：“郎在山头割漆来，妹在山腰采药回；采药采得相思子，割漆休将树割开。”作者注曰：白龙家“男女入山采药、割漆，背负之售于市”。
贵州白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由于贵州地理的特殊性，其生产状态亦存在着区域性差异，发展不平衡。在新中国成立前，盘县、纳雍、大方等县的白族社会的经济发展与当地汉族相同，威宁、赫章地区的白族，社会经济受封建领主制社会形态的牵制，仍以封建领主经济为主，同时有浓厚的奴隶制人身占有形态。明清时代，主要居住在今黔西、黔西北的毕节地区、安顺市、六盘水等地的白族与相邻各民族融洽相处，其不少家谱中均有类似“凡黔江上游之田，悉吾先祖相继开垦”等记载，白族群体与各民族一起促进了贵州中西部的开发。
明清以来贵州白族内部贫富差异情况亦较明显。民国时期，贵州白族地区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白族社会出现了一批显要的官吏、地主和乡绅，如毕节县朱昌双华的赵理凡曾任黔西、大方、毕节、威宁、水城等县清乡大队长、大定府议员、区长；据载大方县响水区的大地主谢洪发的粮食要是不上街上市，市上的粮食就要涨价；大方县理化区的大地主谢廷恩则号称“谢霸王”；赫章县兴发区的谢（钱）步武、威宁县二塘区的谢芳、羊街区的张国真、安顺跳灯乡谢槐安亦都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兼地方长官。民国时期在织金八步、毕节县千溪、梨树坪等区域的赵、谢、钱、李等白族有养殖传统，享誉地方。白族牧业方面亦自古有名，主要是在宜牧的赫章、威宁、大方白族地区。民国时期毕节县长春堡区的赵姓白族从事运输并兼营马店业，一度在纳雍县库东关开设连锁店，被称为“马店赵家”。相对而言市场竞争相对要强，如织金县八步区谢云九、纳雍县东兴场赵占魁之实业曾有相当规模后均被汉族地主商人以种种方式夺取。
贵州白族地区的民间腌制及酿造甚有特色。如今，水花酒、刺藜酒、糟辣椒、酸菜、豆腐干等不仅是黔西北白族人家之日常必备品，改革开放以来亦随流动人口的辗转逐步盛行全省各地。手工业方面，黔西北地区白族编织、制革、制毡业发达，亦出现了漆器、竹器等各行业的著名人物。毕节县何官屯的谢相唐、大方理化的赵银、谢永兴都是名头响亮的地方木工、冶炼师。白族冶炼业的发达，带动了兵器制造业，这也使白族冶炼在黔西北民族军事史上及反帝反封建进程中起过重要作用。1864年，黔西北黔西、大方爆发了苗族岩大武领导的“叨折号”起义，大方普底白族赵鹏飞亦参与组织，后起义失败。贵州白族的抗暴传统曾一度使封建统治者发出了“白儿子反天”的慨叹（新编《贵州省志》）。
二、山地文化环境中的金花
白族也是一个能歌爱舞的民族。贵州、云南、四川三省交界地带的白族山歌曾以显著原生态地方特色在中国民族民间文艺领域中引起注意。在20世纪90年代，贵州省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办公室亦曾由西南交大出版社出版关于贵州白族的《歌谣选》。贵州白族山歌流传于贵州西部高原山地，系白族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或民间歌会上产生的一种民间音乐形式，多为即兴演唱、对唱的形式。白族山歌平时多为群众在生产生活中自娱自乐所作，一般每逢良辰佳期、迎宾送客、红白喜庆之时最为集中，在一定区域内有相当影响。普定县白族一直有以本民族语言保存的“古歌”“祭祀词”“开路词”等流行于本民族群体中。
贵州白族的节日除与各民族共同欢度跳花节、火把节等和共用汉族的各个传统节日外，新中国成立前主要有黔西县白族的“庆天王坛”、黔西北各县白族的“七月七祭祖节”等，新中国成立后，节日庆祝主要倾向于实用化和大众化，重通俗性娱乐性，如毕节的“白族山歌节”、大方的“白族团圆节”等。花灯是贵州白族民间传统艺术，主要由“春日立木于野，男女青年旋跃而择配”的古俗演变而来，亦称“小唱灯”。农历五月初五这天是毕节白族传统的山歌节，其时数千名白族和兄弟民族同胞会欢聚在毕节市梨树镇小河风景区，对山歌，牵手跳圈圈舞，成双结对吹木叶，用葫芦勺敬水花酒等。21世纪之交以来，大方县的“白族团圆节”、毕节市的“白族山歌节”等都成为本民族盛装休闲，欢歌笑语的和谐舞台。
贵州民族文化可归为山地民族文化，贵州白族属于贵州高原散杂居民族，主要分布在贵州西部、黔北部山地环境中，在当下的时空背景中，介绍、建设和传扬白族山歌（节），其意义深远，它体现贵州世居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突出贵州的山地文化底蕴和象征意义，具有独特性、民族性、广泛性，既可通俗形象地表达多彩贵州高原地理文化，又可将民族节日与民族民间文艺形式有机结合，在黔地旅游发展方面，具有良好的社会作用和文化象征意义。
如今，“多彩贵州”年度系列活动已成为贵州省的最大文化名片，相当于广西的“大地飞歌”、云南的“彩云之南”等，是着力于挖掘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一个全省性系列文化活动。2005年，在第一届“多彩贵州”歌唱大赛中，来自黔西六盘水市盘县的白族歌手段胜高的白族山歌无伴奏清唱获“铜鼓奖”，此外这位优秀的白族民歌手先后获得“全国乡村青年才艺风采大赛”优胜奖，受到团中央和农业部表彰。2006年“中国情歌广播电视大赛”中，又获十大歌手奖。2006年9月，他被贵州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抽到北京参加民族歌舞表演，同年11月，被贵州省文化厅抽到成都参加西部文化产业博览会民族歌舞表演。2008年，在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举办的由文化部牵头的第六届中国西部民歌“花儿”歌会中，被誉为“凉都歌王”的段胜高与来自西部十二省、市、区的选手同台竞技，最终喜获铜奖。2010年，段胜高应邀参加央视“民歌中国”专题节目录播，贵州白族的歌声通过央视音乐频道这一重要渠道向全国播放，贵州地方民族民间音乐魅力进一步得到展现。
1989年，贵州首届民族民间艺术节在贵阳举办，毕节地区白族组队参与，这是贵州白族文化在有规格舞台的首次亮相，《贵州民族报》曾以“黔西北金花绽放”作了报道。2006年，“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大赛面向全省展开，白族少女向先群、肖丽珠分别当选为黔东南州、毕节地区“白族姑娘”，六盘水市“白族姑娘”杨雅淇在获得“多彩贵州旅游形象大使”大赛“民族姑娘”称号后说“贵州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民族文化底蕴深厚，又兼有神奇的旅游资源优势，许多人只熟悉云南白族，其实我们贵州也有白族，也有着一样的民族文化……”（《贵州都市报》）
三、奇异的同姓婚俗及其他
作为贵州白族特殊文化习俗的“同姓婚”现象，可以明确查证的时期至少在明初，至民国时期仍在贵州西部延续。贵州白族多为赵、谢二姓，并且二姓所居地域通常相连，或二姓同居一个村寨，故而在历史时期形成了“谢谢、赵谢、谢赵、赵赵”这四种族内婚配形式。
清乾嘉时代的北京大兴诗人舒位曾著《黔苗竹枝词》一组，长居江南并曾游历西南及黔境的他描述了当时贵州各族（群体）风情并附有注释，其中《僰人》：“一串牟尼极乐天，舌端青有妙华莲。参军诗思娵隅跃，正要方音作郑笺”。“僰人在普安州，姓淳而佞佛，尝持念珠诵梵咒朗朗可听。凡诸苗言语不能相谙者类皆以僰人通传”。此外还述及“龙家”“仲家”等。《东谢蛮》诗二首中的第一首是：“络额金银压两肩，皮冠革履去朝天。分明山海图经赞，那拟周书王会篇。”注为：“唐贞观初，东谢酋入朝，冠烏熊皮，若注旄，以金银络额，被毛皮，韦行滕著履。颜师古上言：昔周武王时，远国来朝，太史次为王为篇，今当写作王会图。诏可。”
第二首是：红丝早已系绸缪，牛酒相邀古洞幽。底事相逢不相识，谢郎翻比谢娘羞。注曰：东谢婚姻不避同姓，以牛酒为聘，女归夫家，夫羞涩，避之旬日乃出。其俗男女皆椎髻，绦以绛垂于后。
舒位所指的同姓开亲的“东谢”是指具体的什么群体呢？这一由清代外地文人偶然记下的“同姓婚”现象，似乎并未引起学界注意。联系贵州白族先民之“谢谢、赵谢、谢赵、赵赵”的婚姻形式，我们不难肯定他所指的对象。
贵州白族“谢郎”娶“谢娘”的“不避同姓”的婚俗从明清的碑帖、家谱和口耳相传的描述中一直存在，直到民国时期这一习俗在今黔中、黔西北地区存在，现存黔西北各地的明清墓碑中的大量相关迹象更是一种明证。虽然贵州白族的这种婚俗文献鲜有记载，上引舒位之诗则“偶然地”从另一种层面记载和证明了这种独特习俗的存在，更旁证了作为贵州白族主体的“龙家”乃“牂牁诸蛮”后裔群体。
现在看来，清前期的儒官、文人舒位在其笔下同时涉及了贵州白族群体的各个称谓，将僰人、龙家、东谢蛮作为并列的概念，不难理解舒位的目的是记载民族文化风情，这种游记采风式的表述，有现场感和及时性，因此也相对更真实自然，按理他当然不会对其所见的“黔苗”各种进行归类和判别，其中一些注解也显然采自历代文献资料。不过很明显的是，他是将“同姓开亲”的东谢蛮归为“牂牁诸蛮”系统的。
贵州白族的“同姓”开亲的原因，现在看并不明了。如按前述“南京人”与“龙家”的“合姓结盟”又各分“明姓暗姓”的情况，似乎更合文化情理，亦可能是贵州白族内部对外界的一种入时的解释。“合姓结盟”使贵州白族群体中便出现了一种婚姻方面的奇怪现象，即在外人看来，这一群体的赵氏可以与赵氏建立姻亲关系。实际上二“赵”不同，但只有男赵与女赵家族及群体内部才明白其中原因，此为“暗姓婚”，并非同姓婚。现广泛存在于黔西北的明清时期白族墓碑中，碑文多有“谢母谢氏”、“赵母赵氏”等字样，即为此原因。现在看，“南京人—龙家”群体以“族内婚”为主的婚姻选择，是为在复杂和特定的生存环境结成相对大的群体，以达到维护生存的目的。
但或许“同姓”开亲的源起更早。《新唐书·南蛮传》亦曾载“松外蛮”婚嫁不避同姓。“松外蛮”为白族先民群体之“白蛮”族类，北自松外城（即今四川盐边），南至西洱河（今洱海）地区的民族，泛称“松外诸蛮”。松外蛮“有数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户，小者二三百户，无大君长，有数十姓，以杨、赵、李、董为名家，各据山川，不相役属”（白寿彝《中国通史》）。巧合的是，与湘西白族分布区域毗连的鄂西鹤峰县和石门县自宋末以来至今一直有白族群体分布，在元明时代亦有当地民族同姓开亲的情况，后因湘鄂边地土司地区“改土归流”后婚姻汉化，官府明令禁止同姓开亲。
婚姻习俗总是随着经济文化状况、地理环境而变化的，在特定的地理空间和历史时期，人们共同体的基本形状与内容必然要以婚姻作为某种基础，群体内婚能保障群体的相对稳定。学界一般认为，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族群是构建在事实或推论的共同世系和起源基础上的，这种基础一般是通过通婚联姻来构建的，通婚联姻关系到一个族群的存亡，在坚持族群内婚的条件下，族界一般较稳定。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贵州白族主要是实行本民族内通婚，历史时期的“谢谢—赵赵”同姓婚俗无疑是使其自身相对能保持独立性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这种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起到互助作用，因此传统白族社会无乞丐，亦有“赵谢自古一家亲”“赵谢千古连，南龙一家亲”之誉。
但在相对狭窄的区域实行的“同姓”婚也易导致姑舅交错婚及血缘近亲婚姻风俗。新中国成立前大方、毕节和黔西县白族聚居区盛行“点对点”式的婚姻，又称“侄女赶姑妈”、“姑表亲”、“亲上加亲”，极易导致近亲危害。这种姑表、姨表婚姻情况在新中国成立后已得到避免，如今除一些偏远村寨外，婚姻的情况已多无限制，可随意与外族开婚。
四、日月相伴的安息：贵州白族葬俗简述
历史时期的贵州白族丧葬情况不详，按地区的不同兼行火葬与土葬，至清代土葬逐渐盛行。贵州白族的丧俗有一整套有自我特色的传统程序。《大定府志》曾载龙家“将死，预砌石为基，死后作高架停尸，延鬼师念经咒，亦作戛焚尸，惟焚后又葬之为异于罗鬼耳”。贵州各地白族采取的葬式普遍大同，在黔西北黔西、毕节等与黔中平坝等地一样，均采用石棺墓（又称“梭棺”），这似乎也体现了贵州白族先民“龙家”（“罗苴”）群体“善石工”的传统。
在前述的贵阳市息烽县西望山中有贵州白族群体于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合姓联盟的盟誓碑“永乐碑”残碑，碑顶额右刻“日”字，左刻“月”字，每字大小约7厘米，两字均外画圆圈包围，这种范式直到后来清中前期的黔西北地区白族墓碑上仍有继承，在今纳雍、大方、黔西和毕节市等县市的明清白族墓碑普遍均在其左右饰刻“日月”二字或相似的象形图案。
因何如此？一说是这表明了至死向着“明朝”，反对清王朝封建统治之意，但联系此类墓葬在明前期已存在，故这种说法应站不住脚。二说是日月象征光明，按贵州黔西县绿化白族乡群众的命名，当地白族石墓墓碑的中部为“天地”，左“日”，右“月”合之为“明”。这种本能的理解有普世意味，反映了古人某种自然的精神向往。三是因为贵州白族另一支源“南京人”来自江南地区。因此，也有解释白族左“日”右“月”合为“明”墓碑的来历是赵谢氏先民护送明建文皇帝入黔有关。这种传说也有可疑处，纪念建文皇帝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永乐皇帝所领导的仍是明朝啊，所以这种解释也说不通。
贵州白族墓碑之“头顶日月”而安息的传统制式或另有意义。在明清时代，云南部分白族聚居的地区如鹤庆白族妇女常戴有一种“千褶百皱荷包形黑色大圆帽”，象征“头顶日月”。按新编《贵州省志》载，黔西北地区的白族往往自称及他称为“罗苴”（“龙家”），“罗”又被认为指月亮，“苴”者为太阳，“罗苴”者乃太阳和月亮的合称。如此，贵州白族墓碑上普遍铭刻的“日月”图案或是汉文，应有更遥远的记忆。虽然在贵州中西部山地的白族民间，时间的流逝和多文化的传播交流可能会驱散其丧葬传统的某些本来意味，但就目前看，明清时代墓碑上附加“日月”标识的葬俗似为贵州白族所独有。
1981年及之后，贵州省有关方面在对黔省中西部白族分布区进行考察时曾发现以赵氏、谢氏为主姓的明清时代石棺（石室）墓群，虽然相互间有一定地理距离，此类型墓葬在形貌、碑文图案均大同，且多为聚族而葬。从今黔西北各地白族墓式与葬俗的相同，不能不令人慨叹这种“相同”所包含的牢固的共同体心愿。
目前所发现的该类墓葬相对最早的位于黔西县绿化白族乡之“打鼓寨”，当地显然是贵州谢氏白族群体的一个曾经的中心站点，2007年，《贵州都市报》介绍了当地“占地二十亩、古墓总量达300多座，其中明朝和清初的石棺古墓有百座以上”的“谢氏”“明清古墓群”情况。绿化乡白族墓葬时间最早的是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类似墓葬时间最晚为清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的大方响水白族乡以堵寨（以堵寨原位于贵阳至毕节公路线旁，历来为赵、谢氏同栖，现主要是赵姓聚居）之“谢以把”墓，时间跨度近400年。
从时间序列看，黔西谢氏白族古墓明确记载的明永乐七年、永乐十三年与贵州白族在息烽“合盟”的永乐五年时间相距甚近，而黔西县与息烽县也有一定地理距离，一般情况下的人们也必须在安居一定时日并有所经济能力时才可能修缮与祭祀纪念有关的建筑，形成一个家族性墓地也需综合条件，这也与“南京人”谱牒所言的初入黔时处境不妙的情况不甚吻合。黔西绿化白族乡谢氏坟墓的建造者在当地居住时间应该相对更早，他们似应为贵州白族先民之“龙家”群体、即隋唐时代“牂牁诸蛮”谢氏蛮直接后裔。不同数量的这种墓葬从明初到清中期，其分布与今贵州白族分布同步同地。从墓地建设和形成时间看，似亦可旁证特殊的时政环境下，“龙家”这一群体自元末明初后渐从黔中贵阳、安顺地区向黔西、黔西北地区的转移态势。
建筑是一种凝固的文化，贵州白族的墓葬建筑中最有代表性的“石棺墓”又叫“梭棺坟”，在墓主生前即修建。据贵州白族民间传说，南诏大理时期，国王征召滇东北、黔西北的“白蛮”军士到遥远的西部去打仗，军令如山，一去生死未卜，军士们心中又放不下家中老人，思虑再三，遂在临行前，选适合的地址开筑许多“石室石屋”，相对而言石室冬天可保暖夏季可避暑，相对安全，军士们将老人们安置其中，若在军士们回来前老人们逝去就直接埋藏于石室，这种做法叫做“生养死葬”。当战争结束后军士们回来查找老人时，发现的只是老人们僵硬的遗体。此后逐步形成了一种葬俗。这种葬俗在黔西北、滇东北地区均有存在。除石棺、梭棺坟墓等称谓外，这类坟墓又被称为“蛮坟”“明坟”。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受到毁弃而所存甚少，但以“梭棺墓”为典型代表的贵州白族墓葬仍在贵州中西部山区有一定数量遗存，如今，它们仍在无声地叙说着自身的存在与往昔。
“梭棺墓”的关键字是“梭”，即人未亡，先造墓，“白事为大”，体现了敬老尊祖传统。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贵州宣慰司……白龙家……以七月七日祭先茔，甚敬。”清道光《大定县志》曾载“……将死，预砌石作墓”，明《黔书》曾载“龙家其种有四，在康佐、曾竹（今安顺地区）者……（人）死。以杵击臼，和歌哭，舁之幽岩，秘而无识。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随着文化环境的变化，“幽岩”遂被坚固和有所装饰的山石代替。“梭”的意思则是可以滑动，人逝世后，装入预先打造好的石棺，按一定的要求置入石室，然后“关门”。整个过程有着相当的仪式或说本身就是一种精神仪式。
贵州白族的“梭棺墓”或“圆帽子”墓多为石质建筑，其关键字是“石”即以石头为原料制作葬具，广义地说，崖葬也可归为石棺葬、石室葬类型。石棺葬在我国古代各地均有发现，《华阳国志·蜀志》亦曾记蜀王蚕丛“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石本是贵州山区可就地而取的材料，但因何取、如何取，则滋生和推动了民族民间工艺的行进。清《黔西州志》曾载：“侬家厥性颇淳……多赵、谢二姓，婚姻、死葬与蔡家同……死则用棺石墓”，“龙家……男子束发而不冠，善石工，妇人辫发螺结，上指若狗耳状……以七月七日祭其先茔。”（《黔书》）“龙家”在史载中既有“善石工”之誉，这种“棺石墓（梭棺墓）”的建设也就自然而然。
至少在明代，贵州白族地区主要存在的是“梭棺”，至清中前期部分白族地区的长方形地嵌式“梭棺墓”发生了变化，即完全建筑于地面以上，在地面垒土为坟，突兀成圆形坟体，但无鱼尾，谓“圆帽子”，又称“天圆地方”，其坟体修饰相对简略，碑记甚少，碑文也非常简单，有些墓碑面积甚至只有一尺见方，其镌刻亦很潦草简陋，多为线刻。从可见的“圆帽子墓”看，其墓室内一般无陪葬物，仅在尸体头部上方有一四方形小穴，往往内置一小型陶罐或瓷容器。从“梭棺”到“圆帽子”的变化推测在此期间贵州西部白族社会情况发生了某种不乐观的变化。
在文化传播非常有限的历史时期，石质媒介更显威严、庄重和重要，似乎一种更有说服力的群体文化表达。一般而言，生存生活于山区的贵州各族人民开门见山，依山傍水，各族对山石均有不同程度的工艺传统，在与兄弟民族的相似处之外，贵州白族历史时期的墓葬最显著和最具特色的是，它将人们居住的房屋建筑浓缩为阴间的灵魂安居之所，并在“日、月”朗照之下，逝者坟墓的形式实际上就是生者房屋的模型。从墓的正面看去，其形几乎就是房屋形式，有的有两扇门，有的有四扇、六扇门不等，门槛、门梁、窗棂等俱全，虽不显豪华却均精心雕刻图饰，其内容涉及祥鸟瑞兽、花草树木等，体现了对文化多样性的融汇与自然和谐的审美观。这种祖先崇拜的物化方式在历史时期的贵州各民族丧葬制式中具有典型特色。
在墓碑上多镌刻有“日、月”二字或象形图案，这是贵州白族丧葬文化共有的文化象征码，一种共同体的精神标志，一种历史符号。就目前所知，贵州省其他民族的墓葬均无此特殊标记。从火葬、从崖葬到入土为安，漫长的转化过程也就是群体的精神迁移与成长过程。蕴含丰富历史信息的贵州白族墓葬“文化”特色也影响了其他兄弟民族群体，在贵州纳雍县姑开乡胜利村，有两座清乾隆年间的兄弟民族坟墓，墓碑记文已很“中原化”，如其中一墓碑左联“天赐门清吉”，右联“春照万年兴”。额刻从左到右横书：“万古佳城”，而在“万古佳城”左右两旁，则分别镌刻有“日”“月”二字。
石质墓葬及相关葬俗，是包括白族在内的贵州世居民族的文化特产、“石质文献”，也是地方民族史的一种凭证。目前贵州白族明清时期的石棺石室墓约逾2000座，主要分布在黔西天坪、红岩、绿化，大方理化、白布，响水柯家桥、东关大寨、飞雄、文阁，毕节长春堡蔡官屯、小坝、朱昌双华大寨（现属鸭池镇）、千溪、镇西大寨、青场大寨（黔西白族聚居处多称为“大寨”）、鸭池镇草坪、海子街镇金银山等地的白族赵氏、谢氏及钱氏之延绵数世纪的坟场里。贵州以石类为“主题”的墓葬及建筑自东汉至宋明时代就在各地有所存在，尤以处在古贵州地区与中原文化交流主要通道上的黔北、黔东最为集中，从各地发现的石质墓葬的环境、布局、用材、造型、工艺、习俗方面的变化看，贵州石类主题文化明清后逐渐弱化，黔西北白族石类墓葬似乎是这一链条的尾声。
第三节主要聚居区
一、织金三甲
位于织金县城东北面的织金三甲白族苗族乡地处织金通往省城贵阳的公路主干线上，全乡总面积81.6平方公里，平均海拔高度1230米，主产水稻、玉米和小麦，经济作物以油菜为主，森林覆盖率为39.8%。该乡距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织金洞9公里，距离省城贵阳114公里。乡内有织金县八大景之一的云洞天开（保安寺）景区。该乡是一个以白族、苗族为主体民族的少数民族乡，乡内居住有白、苗、布依、仡佬等近3万民族群众。白族多为谢姓、赵姓。
该乡资源丰富，有煤、磷、镍钼、重晶石、大理石、滑石等矿产资源，盛产“真菌皇后”竹荪、名贵中药材天麻、野生观赏植物兰花等，有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手工艺品如大理石雕刻、苗族布料蜡染等。由于是以白族、苗族居多的多个民族杂居少数民族乡，走进三甲的村村寨寨，到处都可以感觉到浓浓的民族乡土风情，在谢家桥小流域的映衬下，更显三甲山水如画。放眼四季，春天可见到金灿灿的油菜花；夏天可领略杂交玉米像士兵排队一样整齐的风采；秋天一阵微风吹来，黄澄澄的水稻穗浪逐渐远去，消失在天边。冬天炊烟四起，耳旁传来青年男女对唱情歌的声音，“农家乐”的风味小吃更是引人馋咽而至，甜歌美酒会让人流连忘返。毕节地区旅游局已将该乡纳入毕节地区农业观光旅游建设试点乡。（织金县三甲乡政府网站）
保安寺位于三甲乡三甲村北，建于清道光二十四年（公元1844年）。倚一石峰建造，由大殿、观音阁、地母庙、禅房等建筑组成，是一组与天然崖洞构成的倚崖傍洞建筑群，具有典型的山地建筑特点。贵州高原97%为山地所占据，73%为岩溶所覆盖，史载“龙家善石工”，其实在贵州高原，各族人民祖祖辈辈生活在石头王国里，石头已是与生产生活相关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及艺术来源。保安寺是古代贵州人因地制宜的山地崖洞建筑精品代表作。
二、普定讲义寨
普定县讲义寨毗邻安顺—织金公路，《贵州文史丛刊》曾介绍这里峰林滴翠、稻田相连，环境异常优美，加上独特的民族风情、神奇的传说，已引起了省内有关专家、学者的极大兴趣。曾有滇黔两地重要交通关隘性质的普定县现在白族人口已不多，但是作为县内主要的世居民族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积淀深厚，影响仍比较大。普定县及相邻的平坝县区域白族亦多为赵、谢二姓。
讲义寨白族文化体现出一种“杂交”的态势，体现出“龙家”长期与各兄弟民族和仡佬等族和睦相处和影响的特质。民族语言除了在“古歌”，“祭祀词”，“开路词”中还保存下来外，现今基本上都已使用汉语，服饰装束等方面也已趋于主流化。他们在玩耍颇具黔西地方特色的花灯、地戏的同时，还擅于刺绣和编织等手工艺。讲义寨最为突出的是村寨的布局和房屋结构，寨子坐南朝北，靠山临水，房屋多为石木结构，一幢双间，朝门向右斜开第一间房屋左侧柱头无川，架有双托，托两端雕刻有龙头，称独架龙头，习惯上又叫半副銮架，此种房屋结构在县内是独一无二，现存10多间。寨外筑有一道寨墙，寨门为圆拱形，共4门，寨子中部的叫大拱洞门，附近寨墙虽已拆除，大拱洞门依然比较完好地保存。寨墙外原来还挖有一条护寨河。寨前地势比较开阔，几座孤独的残峰，散落于水花林田之中，寨后两山相连，树木苍翠，密林深处，隐藏着两个山洞，有一洞从寨后半山通向山中，过去曾是寨人避乱藏身的地方，洞口仅容一人进出，洞内比较宽敞，进洞后顺山而行，像一条长廊，其中一处的两片巨石几乎斜贴在一起，必须缓缓向上爬行20多米方能站立起来。出口在山中一整块岩壁上，有巨石垒砌的石门、石窗，易守难攻。山坡右侧坡脚，有一潭碧水，树木倒映。
在讲义寨，存在着有地方石文化特色的民居和古军事建筑群。沿着小河往西行，距寨不远的山上，还有两座比较完整的石屯。两屯分立于一山的两峰之上，沿三路曲折而上，行于两峰间的丫口上分离，左面较高的山峰叫大屯，右面稍矮的山峰叫小屯，两屯所处地势非常险要，除了丫口上有路上屯外，其余几方都是陡峭的岩壁，难于攀援。大小两屯石屋石墙依山势层层向上，步步为营，形成一道道防守工事，控制着上山的道路，各自为阵，又互为犄角，登临凭吊，雄姿犹存。大屯最高一层建于山顶上，是一个大厅堂，方方正正，厅墙上留有枪眼，厅堂内有整块巨石凿成的水缸，厅堂大门外有凿于岩板上的石碓。寨人介绍，这两座屯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当时附近村寨响应太平军起义，反抗清王朝统治，清廷任命讲义寨白族赵维舟为团练使，抗击起义的农民。最初是以寨后的山洞为据点，义军无法攻入洞中，后采用火烧烟熏，在山洞中坚守不住，赵维舟才带人退到山上，修屯抗击，据守3年，直到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才搬下屯去。
讲义寨虽然不大，但它却蕴藏着浓厚的历史渊源，又集山、水、洞、寨、屯于一体，并时时散发着一种独有的民族气息，它就像一颗未曾琢磨的璞玉，像一盆自然而未雕饰的山水盆景，随着贵州普定“夜郎湖”的开发，作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的它已成为进入普定的第一景，在此，可以吃到风味独特的农家饭、住农家屋、观光现代农业、体验农耕文化，并可感受到浓郁独特的白族风情，体验“打糍粑、三道茶、庆天王”等传统的白族风俗和节庆活动。
三、毕节千溪
毕节千溪白族乡位于毕节市西南部，平均海拔1700米左右，西南与阴底白族乡相连。千溪全乡辖5个村92个村民组，20000余人。白族多为李、赵、黄姓。全乡总面积5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4181亩，林地面积220484亩，草坡面积7500亩，水域面积50亩，难利用的耕地面积19800亩。全乡境内属喀斯特地貌，土壤以紫色沙质页岩的沙性土壤和喀斯特岩溶地貌的黏性土壤为主；粮食作物以玉米、水稻、小麦、马铃薯、大豆、芸豆等为主；经济作物以烤烟、土烟为主，兼产天麻、半夏、何首乌、杜仲等名贵中药材，还有核桃、板栗等干果和桃、李、梨等水果；境内矿产资源主要有煤、铁、铅、锌等。
四、纳雍厍东关
纳雍厍东关乡位于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洞天上游总溪河畔。当地白族以“尚氏”为主，亦含赵、谢姓。该乡地处毕节、大方、纳雍交界，素有纳雍的北大门之称，交通便利；全乡总面积65.04平方公里，平均海拔1461米，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境内沟壑纵横，山峦叠嶂、山清水秀、气候宜人。耕地面积37565亩，主要农作物有玉米、水稻、小麦、洋芋等，主要矿产资源有原煤、硫铁矿、石灰石及原煤。
五、大方普底
大方普底乡在大方县东部，面积104平方公里，人口18000多人，辖17个村。白族主要为赵姓、司（赵）姓等。普底乡居住的各少数民族占全乡总人口的76.4％，几个世纪以来该乡一直是闻名乌蒙地区的“人才”基地，解放后亦涌现数十位省部级、地厅级领导干部及数百位科教文卫高级人才。该乡可谓毕节地区发展基础较好的乡镇之一，全乡范围内已实现村村通电、通公路。普底乡气候常年温和，地下埋藏着丰富的优质无烟煤、铁、硫磺等矿，并都已被开发利用，截至2009年底，普底乡共有年产3万吨以上合法煤矿13家，正积极争取改造合法矿井3家，大型铁矿1家。普底南部八抱山一带杜鹃遍野，属国家级风景区“百里杜鹃”名胜区。
六、盘县羊场
盘县羊场布依族白族苗族乡位于盘县东北部，群山林立，纵横交错，距盘县城关镇约42公里，距盘县政府所在地红果约76公里，总面积112多平方公里，东与普安县窝沿乡隔河相望，西与淤泥乡接壤，北与保基乡相依，南与旧营白族乡相邻，现辖22个行政村，235个村民组，149个自然村寨，居住着布依族、白族、苗族、汉族等民族近4万人。该乡经济主要以生产玉米、水稻、小麦为主，已建成规模化金秋梨、板栗基地、茶场及桉树基地和一个生态全息养殖基地等。全乡森林覆盖率达27.15%，林地面积4.56万亩，为畜牧业、旅游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乡大部分地区富含丰富的煤炭资源，经地质勘测资料显示，全乡境内共有四大井田，储煤量为10亿吨，可开采量为8亿吨以上。
七、水城龙场
龙场白族乡位于水城县南部，辖14个村，逾2万人，境内居住着苗、白、汉等民族。全乡总面积101.3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3.5万亩，其中旱地3.01万亩，水田4815亩。该乡平均海拔1550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15℃，年降雨量1200毫米，无霜期267天，土壤为酸性黄壤；境内适宜种植玉米、水稻、小麦、洋芋、荞麦等粮食作物和生姜、烤烟、水果、药材等经济作物。全乡森林覆盖率高，环境优美，境内酿造的白酒被称为“六盘水小茅台”而享有盛名。
八、大方三元
大方县三元彝族苗族白族乡位于大方县东北部中心腹地，距县城37公里。全乡总面积93.68平方公里，平均海拔为1485米，乡境内农业立体气候明显，素有“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之称。该乡共辖8村，人口近20000人；辖区内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62.3%。全乡有耕地面积22345亩，其中水田200余亩，有荒山草坡56000多亩。
九、赫章松林坡
赫章县松林坡白族乡位于赫章县、纳雍县和水城县之间。全乡面积114平方公里。现全乡设有4个办事处，辖16个村82个村民组，总人口25000人。乡地理特征为山地丘陵地形，全乡平均海拔2083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全乡有耕地19172亩，主产玉米、洋芋、小麦；另有林地45000亩，牧地67000亩，林场4个2500亩。乡煤炭资源丰富，分布广泛，遍及村村组组，开采历史悠久，铁矿石储藏量5000万吨以上，亟待开发。该乡白族主要为钱（谢）姓。
十、水城营盘
营盘白族乡位于水城县南部，北盘江南岸。全乡总面积114平方公里，辖13个村，18000人，分布着汉、苗、白、布依、仡佬等多个民族。营盘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形，最高海拔2865米，位于贵州第二高峰牛棚墚子处，最低海拔840米，位于高家渡索桥。境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北盘江风景区和牛棚墚子风景区等经过专家评审认定为一级景区，分布着石林、石牙、石洞、石谷、峰林、瀑布、天生桥等地表岩溶形态，又有溶洞、钟乳、石笋、石柱、石幔等地下雄姿，堪称神奇，有丰富的珍稀植物资源珙桐、西康玉兰和珍稀动物林麝、锦鸡、鹿等；矿产资源主要有冰洲石矿。全乡经济产业主要以种养殖业为主，粮食作物有玉米、洋芋、小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生姜、甘蔗、花生等；经济果林有桃、柑橘；养殖方面现有牧草6000余亩。
营盘区域交通近年有较好改善，水柏铁路在营盘乡境内约有36.4公里，占水柏铁路的l／4长，创下八个世界之最。设有等草坪火车站渡船寨火车站和营盘火车站，有大小隧道13个。
十一、盘县旧营
旧营白族乡在盘县特区中部。清曾在此设营盘，故名。乡辖25村，总面积101平方公里。人口近3万，共居住有10个少数民族，白族人口约5000人，主要分布在旧营村的旧营大寨、李家丫口、蚂蟥塘、坪田村的哨楼脚、坝上、海马珠的杨家寨子、罗家田的杨家湾子、茶厅村的柳树丫口、红花村的后山、八道河村的干海子、格库等自然村寨。其他自然村寨子也有部分居者。旧营主要经济作物为油菜、烟草，另有煤矿。
境内白族，过去一直被称为僰人及白人，其有关记载早见于明嘉靖《普安州志》，后乾隆《普安州志》和光绪《普安直隶州志》载：“白人居普安鲁土、簸箕、狗场三处，盖大理段氏、蒙氏之遗，故其族多为段、李、赵三姓”。今境内世居白族，乃以段、李、赵、杨等居多。考其祖籍多系云南大理，亦有部分白族系“南京人—龙家”部分，二者逐步融合至今。旧营区域白族由于历史上以汉族交往甚早，民族服装早与汉族大同小异，喜装白色内衣，崇尚白色。男女青年常穿镶边对襟或斜襟短坎肩，女性腰系花围腰，顶头巾，从不缠足，穿戴干净利落、明快整洁。
生活习俗方面，居所、房屋多与境内汉族同，住宅清洁卫生。常以“笑脏不笑破”“天干水不干”“黑白分勤懒”等谚语自勉和教育晚辈、他人要讲究卫生。丧葬方面，元、明时期盛行火葬。清代以后，逐渐实行棺葬，丧仪复杂，讲究排场。过去，家境好的，大做佛事，请僧道念经超度死者，吃斋念佛，有5～7天者、21天者。家境一般者，丧礼3天，行“三献礼”，歌“蓼莪”“枫木”“九我”等经诗，曰堂祭。家境贫者，也得请道士念经开路，确定日子后方将死者抬往墓地下葬。对死于外面者，绝不许抬入家内停放（称冷尸不进屋），只能在外搭棚办丧。宗教信仰方面，多信奉佛教，崇拜“本主”，供奉“本境土地”“山神土地”“祖庙”，每当祈求丰年、免除瘟疫和火灾时，都要请专人“念经”“扫寨子”，迄今沿袭。婚姻方面，家庭一夫一妻制。旧时的包办婚姻、联姻都要通过三媒六证，有提亲、发八字、瞧日子、嫁娶等程序。白族家庭中，有“大树分杈，人大分家”的俗规。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陈规陋俗逐步废除，男女平等，婚姻自由。
十二、纳雍昆寨
昆寨白族乡总面积80．42平方公里。乡地理边远，地处高中山地带，群山环绕，沟壑纵横，中部是槽形，地形封闭，平均海拔1700米，适宜畜牧养殖。乡辖1个居委会，22个行政村，全乡总人口21598人，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7%。乡内煤炭资源丰富，但受交通运输制约。境内的墨晶玉大理石资源经加工后，双面平整，手感细腻，色泽美丽，是最好的装潢装饰品，远销省内外。
十三、大方响水
位于大方县西部响水河下游的响水乡是贵州白族相对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该乡1991年由原大方县响水区所辖大道乡、凉水乡、青山乡、响水镇撤并后建成。该乡与其他白族人口相对较多的大方核桃、文阁、东关（大寨）和毕节市梨树坪镇、小坝镇等毗邻，面积115平方公里，最高海拔1788米，最低为1265米，辖14个村，1个社区，9000户，人口约35000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数的30%；是一个以白族为主、多民族聚居的典型农业大乡。
响水是一个传统农业乡，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主要经济作物为烟草、辣椒，集市贸易以牲畜、农副产品为主。针对人多地少、资源缺乏、基础设施薄弱、气候多样、自然灾害频繁、水土流失严重，经济发展滞后的现实，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农业生产基础设施比较薄弱、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不强，田少土多，山地面积大，地形破碎，土层浅薄，加上可开发利用的土地资源较少、交通不畅、商品经济流通滞后，信息不灵等原因，农业、农村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仍比较突出，严重制约着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响水乡曾位于贵阳至毕节的交通线上，20世纪90年代321国道改道后，乡域经济文化发展受到了较大影响。2009年9月，按满足2020年旅客吞吐量30万人次、货邮吞吐量1200吨目标设计的毕节民用机场在响水乡飞雄开工建设。此外，即将开工建设的城贵快铁、隆黄铁路、杭瑞高速公路等重大项目亦将经过当地，为此响水乡将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
响水乡距大方县城23公里，离毕节市34公里，新的交通及区位优势，亦将促进小城镇建设和旅游观光农业领域的发展。2009年，由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组织了“中国白族百村百人”大型影像工程，对中国白族聚居区及100个白族相对聚居的村落进行系统的实际影像记录，响水乡响水村作为贵州白族村落代表被收录。
十四、黔西绿化
绿化白族乡是贵州白族由黔中贵阳、安顺向黔西北移动的一个重要站点。它位于黔西县东南面，距县城14公里，104县道和贵毕高等级公路沿乡而过，全乡行政区划面积62平方公里，人口约25000人。白族以谢姓、赵姓为众。乡境内有一定规模企业18个，固定资产投资近亿元。绿化乡境内有毕节地区第二大天然淡水湖大海子，面积为0.33平方公里，水体容量300万立方米。矿产资源有煤、大理石、黄壤、页岩、石灰石等，是黔西县主要建材基地。
十五、毕节阴底
阴底白族乡位于毕节市西南部，全乡总面积1118平方公里，总人口35023人。全乡辖12个村，154个村民组。耕地总面积26694亩，其中稻田1950亩，农业人口人均耕地0.8亩。
十六、大方核桃
核桃白族乡位于大方县城北面，全乡土地总面积88.04平方公里，人均占有耕地0.78亩。全乡平均海拔1437米，辖9村，总人口近30000人。顾名思义，核桃是本乡的代表性产品，主要销往贵阳、四川、重庆等地。另有煤炭、硫铁矿、滑石等矿产资源，由于建乡时间短，各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乡之一。
从上述白族乡的简况可以看到：
贵州白族人口多分布在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的区域，并属于贵州省级及国家级贫困县如纳雍、水城、赫章、大方、织金、威宁、普安、关岭、普定、盘县和六枝特区内，属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这一连片地区似乎又“身兼多称”，它可谓革命老区、少数民族聚居区、喀斯特地区、高寒山区、贫困山区及水库淹没区、地质灾害频发区！它同时又是人口高密度区，这一连片地区总人口占贵州省1/4。2007年，贵州省农民人均年收入2374元，云南为2634元，四川为3600元，同年中国农民人均年收入约近4200元；而浙江省2007年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则超过8000元。2009年贵州农民人均纯收入逾3000元，连续25年居全国第一的浙江农民人均年收入突破10000元。作为贵州省100个贫困乡镇之一纳雍昆寨乡、大方三元乡2007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02元、1778元，大方响水乡则为1788元，显而易见，在解决人口温饱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上述贫困地区人民的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其生活质量，加强开发工作任重道远。1988年，在毕节地区建立“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提议获得国务院批准，毕节试验区成为中国“西部大开发”拉开序幕的地方。
地理条件是制约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黔西、黔西北地区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贵州高原，也是我国喀斯特地形地貌严重和集中的区域，地理限制中最为危机的是“石漠化”的吞噬。由于地理原因，诸多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仍然相对受到了诸多限制。地理的封闭也造成了文化发展、信息接收的限制。何学华等学者研究发现，贵州省苗族、布依族、白族等获取科技信息渠道单一，科技含量低，文化科技基础设施和场馆匮乏。此外，地区差异即便是在同一个县内，也因地理因素而有明显区别。（《贵州苗族布依族白族公众获取科技信息渠道现状及对策思考》，见《贵州民族研究》2008.02）这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对症下药，加快民族地区的开发帮扶，促进共同进步和繁荣。
即便是小聚居，贵州白族仍与各民族交错分布，上述各白族乡均是多民族杂居，像总面积不足的100平方公里的大方三元乡就分布有10个民族，毕节千溪乡居住有9个民族，阴底乡则有10多个民族杂居分布。这也形成了贵州白族小聚居的一个综合性特征，即其主要是相同文化基础上的地缘、亲缘组合，从内部而言，家族（文化）成为了族人凝聚的内核。
群体凝聚作用与表现是一个地缘与血缘间起伏的变量。响水乡位于毕节市与大方县之间，其中心集镇为群山中的一狭小坝子，明清以来，赵氏、谢氏白族环镇依山建立了6寨，以此为中心约10公里半径的区域内，则分布大小不等的民族村寨和汉移民聚居点。响水白族6寨分别为：小水寨（赵姓）、墓石寨（谢姓）、古达寨（赵姓）、以堵寨（赵姓）、比西寨（赵姓）、柯家桥寨（谢、赵姓），六寨白族大事而聚，平时以红白喜事连结。它们曾在清代中期合力凑资在镇边一山顶修建了“奎文阁”，作为节日、祭祀或协商重要事情时的中心场所（此阁在“破四旧”中被毁，仅存残碑）；其中柯家桥寨明显延续了谢赵同在合一的凝聚传统，寨外的大型墓地数百年也是二姓共有，不容外姓及异族进入。
“6寨”与相邻的大方县、毕节市其他区乡的白族村寨主要以婚姻方式紧密连结，如与毕节小坝镇的谢氏、谢（薛）氏、与大方达溪镇、长石镇、东关乡的谢（钟）姓、谢（姜）、谢（祝）、谢（周）氏多代联姻。反过来，其他区域的白族的婚姻网络也是如此，原属于响水区的今东关乡大寨区域也是一个白族集中区，主要居住的是谢（祝、周、罗）姓、段姓和赵姓。现有400余户的东关乡中寨（火烧寨）全为谢（祝）姓，其婚姻倾向亦主要是选择赵姓、谢姓等。
随着人口的增长，逐步膨胀的大寨会分化为多个小型寨落，如小水寨赵姓原地扩散为铧口、庙脚、大水井3寨；在毕节市与大方县交界区域居住的谢（肖）姓亦延伸为飞雄官寨、新寨、偏坡寨、岩头寨，这些村寨多建于平坝或半山处，每个村寨数十户或上百户不等，一般仍是聚族而居，一姓一寨，互为亲属，同姓相连，继续通过丧葬、婚姻、节庆等事象进行连结。在历史时期这种连结能起到团结作用，但副作用亦不容忽视，农村地区的频繁的丧葬、婚姻、节庆和若干类似的民间性礼仪消费，无形中又会耗去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可能。这种地理环境导致的村寨“链结”，在凝聚本族群体的同时无疑又是排外的，长此，它又可能导致的是小群体的心理狭隘、不求上进。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转型，主文化及信息传播的变化、交通改善、人口流动等因素，这种家族式聚居及其凝聚作用逐渐松散，以此为背景的民间文化形式或仪式也有了变化。
从积极的层面看，贵州白族的这种同姓相连式的寨落分布与呈现，打破了山地的分割性限制，一度使群体在散杂居环境中、建立在共同文化基础上的共同心理素质得到突出体现。费孝通曾指出“民族意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序言）的形成先是“自家人”的延伸，凡是和自己同属一个群体的，即是自家人，相互之间痛痒相关、休戚与共。自家人的认同意识促进共同的命运感和共同的荣辱感，对群体的认同感也因此而生，所谓民族心理素质其实就是民族认同意识，这显然是一种潜伏于又超于地理、经济生活和共同语言的更核心的东西。
据统计，中国百万人口以上的民族达到高生活质量的6个民族依次为满、朝鲜、汉、蒙古、壮和回族；按涉及生活质量、生产、教育、就业、卫生与计划生育方面等现代型民族繁荣（初级阶段）的15项参考性定量指标看，西部地区的众多民族特别是西南地区的民族生活质量的提高仍面临很大难度。在今天全球化、全国化大趋向背景中，在城市化、数字化时空方兴未艾的持续演进中，贵州白族与全国、全省各族人民一样，都面临着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提高、加强团结、弘扬多彩文化、共同走向繁荣的长远目标，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也是需要合力解决的长期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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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白族群体自古就以各种称谓呈现于各类文献。自先秦至民国时期，她在贵州地区主要的称谓有僰、白蛮、爨、牂牁蛮、龙家等；20世纪30年代，她的特殊存在及其相关的历史文化事象曾引起西迁云贵的江南高校学者注意。20世纪50年代，费晓通等亦曾进行实地考察并有初步结论。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国步入一个新的社会转型期，世居贵州高原中西部的“民家”“龙家”“南京人”“七姓民”“白儿子”等散杂居白族群体及“段氏”“尚氏”“杨氏”白族遗裔的存在重新得到重视。此后近10年中，经科学调研考察后，近20万白族人民终于有了自己的身份。
应该说，本书只是对中国白族之贵州部分或说对散杂居白族情况的一种综述，是对特定历史记忆的交代与小结，也是对一种人群、一个地方和一些时光段落的回望，它是对前辈、同仁、有识者工作成果的一种整理。特别是直接参与相关考察研究工作的人们，我的工作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于是他们的继续。
罗素说过历史学是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是个人关于时光的（精神生活）值得想望的一部分，其前提是须对对象怀有特别情感。事实上在过程中我对“贵州”、对“黔西北”也有了以前未有过的理解、认识。我曾想从叙述方面有所改变，但过程中我终于感觉到很难，“我们知道过去曾经存在，但它现在呈现的只是遗迹、碎片和混乱……”（海登·怀特）要将文学技术、历史事实、诗意理解和个人情感完好地融为一体，业余的我力不能及。而且，我体会到这种难度其实已与是否专业无关。所以它就成了现在这样。
对我而言，本书并非专门的“学术”，其实似业余的“学习”，是一种交流和介绍性的粗糙的枝干，是梗概或纲要，但愿它能有引玉之效。
一直以来，贵州白族状况受到了各界有识者的关注，并得到原贵州省委常委、安顺市委书记段敦厚，原贵州毕节地委副书记、贵州大学副校长谢钢，贵州六盘水市人大副主任、市工商联主席陶兴锐等党政领导和贵州、云南等地同胞的热心支持，本书的撰写也得到了各位顾问和编委的鼓励，我的同学段彰厚、祝朝旺更是直接鼓励和促成了本书的成型。要特别说明的是，本书的面世得到了贵州白族人口最为集中的大方县的关注，在此，衷心感谢中共贵州大方县委、大方县人民政府、中共大方县委宣传部的支持。
本书写作中除作为公共资源的古典外亦参看了贵州威宁县、大方县、织金县、毕节县有关白族的相关调查报告和资料，在此谨向各位著作者、调研人员、书中引文作者深表谢意。如今，他们中的一些已告别人世，愿此书能对他们有所安慰。编写过程中还参阅了林超民、方铁、古永继、段渝、杨伟兵、虞丽琦、温春来、李东红、严奇岩、巫达、席克定、范同寿等学者有关著述及篇章，令我获益颇多。
在此，衷心感谢赵钦忠、谢波、谢飞、景戈石等同胞的信息与资料支持。
在此，衷心感谢原贵州省书法协会主席戴明贤先生题写书名。
衷心感谢中共大方县委卢林书记的关心。
衷心感谢史老师的序言。
衷心感谢中共贵州省委办公厅《当代贵州》（杂志）赵宇飞社长的帮助。
赵卫峰
2010年夏于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