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时间：2008年5月
采访地点：杭州
精彩对话：
五一前夕，杭州迎来了第四届中国国际动漫节。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这个文化界的盛大节日里，而其中一个人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动漫节期间有一天就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人叫朱德庸。从去年的第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开始，主办方特意设立了“朱德庸日”，以表彰他在漫画上所取得的成就。
朱德庸（以下简称为朱）：我想这算是对我的一种肯定吧，对我的鼓励其实真的蛮大的。因为有时候创作这条路很辛苦，也很孤单。杭州对我是非常礼遇的，让我感觉很像我的一个家，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太太也是浙江人，所以整个加起来之后，我就对杭州特别喜欢。事实上去年七月份的时候我新书的宣传本来并没有杭州，是我自己主动要求把杭州排进去的，要求至少可以让我住两天。
1960年朱德庸生于台北，四岁时他就开始拿起画笔在纸上涂鸦。25岁那年，他发表了描写夫妻生活的《双响炮》，并因此一炮走红。20多年来，朱德庸一直是华人世界里最受欢迎的漫画家。
程程（以下简称为程）：画《双响炮》的时候才85、86年，那时候你还在当兵，你自己没有婚姻体会，难道你是观察自己的父母或者周围的那些夫妻吗？
朱：对，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有些创作的经验不见得一定要来自于本身。那样你的创作会非常得贫乏。其实对我来讲，我有没有那个经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能不能感受到在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如果你感受得到，那个人的经验就会变成你的。
程：你是靠想像的，还是通过跟人家聊天或者观察？
朱：大部分都是靠想像跟观察。
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偷窥”者，我很喜欢偷窥我周围很多的人，很多的事。
偷窥完了之后把它画在画上，我的画出版，读者拿到之后，他也变成一个偷窥狂，只不过他看的是我所偷窥的东西。很多事情并不是很清楚地放在你面前的，靠偷窥你会把很多事情搞清楚。当然我所谓的偷窥是一种说法，其实就是观察。当我观察这些人的时候对我来说不单单是一个工作，而是一种乐趣。
朱德庸很喜欢观察人，而且他总能观察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并且提炼出一针见血的观点，再通过漫画表达出来。
程：比如说有一页就是，老婆在问老公讨钱说买鞋子要五百块，买衣服要两千块，买化妆品要一千块，但是她说到的价钱越高，丈夫的鼾声越大。前半部分我们可能都经历过，但是后半部分为什么鼾声越大，这个从哪里体会得来，还是你的想像给它加上去的？
朱：其实你从人性上面去观察你就会知道，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夸张的表达方式。也许在日常生活并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日常生活经常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当老婆要买东西的时候，老公基本上都不希望老婆买。因为这中间牵涉到男人跟女人基本的差异性。女人基本上都是爱美的，男人基本上就是很邋遢的，当女人的爱美和男人的邋遢做比较的时候，男人会觉得女人的这种美是浪费的。
另外当你们结了婚之后，一场游戏已经结束了，男的也把女的骗到手了，女的也把男的骗到手了，所以男的已经不愿意再花那个置装费了。
其实这里面掺杂非常多的人性的部分。如果说各位哪天逛街，可以观察一下，情侣去买衣服跟夫妻去买衣服就是不一样的。情侣去买衣服的时候男的通常都会跟女的说“这件很好看那件很好看，你要不试试看”。夫妻去买的时候，通常男的都说“这个不好看，那个不好看”。人性中间就有那么大的差异，我觉得那就是一种讽刺，一种荒谬。
在朱德庸的笔下，婚姻中的男女总是在互相抱怨，发泄对对方的不满，不过，让人不得不承认的是，他准确地描绘出了大多都市人的婚姻生活现状。
那么，朱德庸自己对婚姻是什么态度呢？
朱：我的看法是这样，我觉得人不要结婚只是因为他没有碰到适合的。
当你没有碰到适合的时候你是嘴硬的，但当你真正碰到适合的，我认为你会毫不考虑地就结婚。我认为这是人性的一部分。所以虽然我画的《双响炮》谈到婚姻很多的不幸福啊，很多的问题，但并不意味着我不结婚。我太太就是因为我碰到了，我该结婚就会结婚，并不因为我画的东西反而让我自己裹足不前。
程：你碰到你太太的时候，你见她的第一眼就觉得是对的人，真的是一见钟情？
朱：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现在时代进步，文明不断的提升，而人的本能开始越来越弱。我觉得人的本能其实就是对事物的一种感受性，人的感受性可以说是非常强的，就跟动物一样，动物到一个地方，它可以感觉到周围的环境安全或是危险。它能够感觉到，但是人不见得能够感觉出来。因为人过渡到文明之后，一切都是被规范好的，所以他那种动物性的本能消失了。
对我来讲，因为我一直是靠感觉在过日子，所以当我看到我太太第一眼的时候，我当时心里就有一个声音跟我说“就是她”！
程：那现在你和你太太的契合度是不是很高？
朱：非常得高。
程：到百分之百吗？
朱：有百分之八九十。
程：你们俩平时吵架吗？
朱：当然，我觉得这也是人性的一部分。因为你契合度不管再怎么高，毕竟还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对很多事情的反应会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你们彼此就会产生一些争执，但是我觉得每次有了争执，会更了解一些事情。
程：你是从健康的、乐观的角度去看待两个人之间的事情。
朱：是这样的，很多人可能误会我，认为我的作品是蛮悲观的，总讲一些令人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基本上我是一个很积极的人。因为任何事情你只要敢把它暴露出来，那就是一个积极的做法，就像一对夫妻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婚姻问题，他们愿意不停地通过任何一种方式让对方知道他的缺点是什么，对对方哪些事情没有办法忍受。我觉得这些都是积极的，而且都是勇敢的。
1990年，朱德庸发表了《醋溜族》。1993年发表了《涩女郎》。1997年发表《关于上班这件事》。2001年由《涩女郎》改编而成的《粉红女郎》由中央电视台开拍，汇聚了两岸三地众多明星，开播之后也为了收视热点。朱德庸笔下的万人迷、男人婆、结婚狂、哈妹四位女性形象也因此深入人心。
程：《涩女郎》之后大家又觉得是不是朱德庸看透了女人，你这些题材又从哪里来的？你有姐姐妹妹，或者你周围有这样的一些形象？
朱：没有，其实我成长的家庭就四个人，唯一的女性是我妈妈。我妈妈以前常常在家里抱怨说，家里四个人三个男的，女人在这个家里一点都不被理解。
我因为画了《涩女郎》或者在画《涩女郎》之前，其实我一直没有搞懂女人，事实上我也不需要去搞懂，因为我觉得搞懂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你只需要有机会观察到她们，从她们的肢体语言去感受到一些事情，我觉得那就够了。我画完《涩女郎》这么久了，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女人，但是我知道这并不重要。
2001年3月，朱德庸发表新作《绝对小孩》。2007年，《绝对小孩》开始作为一个动漫品牌进行全方位地开发。
朱：我后来画了《绝对小孩》，这是因为我跟我小孩一起成长，我开始慢慢从小孩身上看到很多我没有看到的，那些东西都存在于我的身上，但是我忽略了它们。我觉得我是从小孩身上找到了力量。
朱德庸希望可以保持用孩童的眼光来看世界，他说自己和17岁的儿子不是一种完全的父子关系，也不完全是一种朋友关系。
朱：我自己是希望小孩能够成长在一个比较自然的环境里面。我跟我太太教育小孩也是这种方式，从小我们给他一个非常自由的环境让他成长。
他小的时候没有去上过托儿所，也没有去补过习。当他开始念小学的时候，几乎每个学期我们都帮他请几十天的假，带他出国玩。
我跟我太太唯一一次对我小孩的教育方式开始产生怀疑是他要中考的时候。因为我们从来不在课业上给他任何压力，几乎他所有的同学没有一个不补习的，他是没有一天补过习的。当他面临中考的时候竞争是非常大的。
小孩的感受性是非常强的，但是小孩子的感受性强，并不表示他对于一些事情的决定是有能力的。这个时候我觉得父母就不能完全采取一个自由的教育方式，我们曾经怀疑过。
但是蛮狗屎运的就是我小孩竟然考中第一志愿。所以他考完之后让我们再度有了信心，就是说小孩不见得一定要用一种“填鸭式”的教育，不见得必须要让他不停地补习，让他承受那么大的压力，而且时间那么长，至少在我小孩身上的实验是成功的。
程：就是说他还可以按照他比较喜欢的状态去生活去学习？
朱：我们跟他最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你必须自己决定你要怎么样，当你决定了之后，你就得全力以赴。
程：有这样一个爸爸，他自己什么感觉？
朱：他今年（2008年）17岁了，在这17年里面，他只有大概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一次在班上跟人家说“你知道我爸爸是谁”，被我知道了之后，狠狠地把他骂了一顿。我就跟他说，你只是我儿子，我的事是跟你没有任何关联性。从那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过，再也不会去炫耀这些。
我记得去年我跟他聊天的时候还问他对画画感兴趣吗，有没有想过以后我们一起来合作。他跟我说，我对你的事情不感兴趣。因为我从小也不教他画画，因为我不希望影响他，而且我永远相信一个人的潜能是很大的，一个人真正的特质有时候未必那么快就被发现。我想也许再过几年他会跟我说其实我对你的事情还是蛮感兴趣的，给我一个机会吧，这都有可能。
程：让他自然而然好了。
朱：对，自然一点。
记者手记
自然而然，好像朱德庸的成功也是自然而然的，像他软软糯糯的说话语气一样地漫不经意，而实际上这个男人对事物的观察细致而准确，三两句的点评从来都很到位。他可以把漫画做到今天这样，恐怕也已经是一个极致了。他说陪太太逛街的时候，太太在观察商品，他在观察看商品的人。那坐在他面前的我们，会给他什么样的创作题材呢？也许朱德庸的下一部作品会是《媒体人》？
朱德庸每次到杭州来，都喜欢和太太去西湖边或梅家坞散散步，喜欢杭州的绿色和自然，可是对杭州的夏天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字——“火”。他觉得从脚底到头发，每一个地方都会燃烧起来，说着说着就画出一个脚踩风火轮、大汗淋漓的自画像，几乎一笔完成，在这个天才漫画家眼里，我们是不是也都是漫画里几笔勾勒的线条呢？如果是，那真是太有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