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的生命价值信仰，真正进入自觉阶段，是他接受外国大学的演讲任务之后；他必须理性地解释：什么是诗？诗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诗人和时代、诗人和社会、诗歌与生命、诗歌与文明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皆在顾城这里有了回答。于是，他在中国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中找到了自己的思想依托，这就是道家的生命价值观、曹雪芹的生命价值观以及基督教的生命价值观。从根底上说，即道家的生命价值观，甚至也可以说，顾城还没有摆脱时代政治价值观对他的潜在影响；他那种极端个人主义或极端暴力主义的价值取向，或者说，他内心深处的魔鬼性价值原则，与他所受到的时代价值观念有其联系。他表面上认同的，是道家的自然主义的慈爱价值观，实际上，更认可的，是道家的极端放纵的个人主义生命价值观，无情无性，无知无识，结果，魔鬼主义的价值就潜入了他的生命实践之中。顾城的生命价值观并不健全，他并没有理性的自由价值观，这是他的悲剧，也是他的深刻独特之处。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不断地发生转换，这种激烈的转换，导致我们的心态失衡，从而引起内在精神危机。在当代作家中，我们可以透过顾城的诗和小说洞悉这种价值毁灭所带来的“心灵地震”。顾城诗歌与小说的复杂性和神秘性，决不是简单的评述所能奏效的。顾城总是尽量用最少的词语去抓住世界的本质，因此，理解顾城必须依靠“悟”，经验常常失灵。
从价值确证意义上说，顾城是那么依赖中国的玄学，那么受制于中国人特有的隐逸思想。在他的思想根底深处，不是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冲突，而是老庄式隐逸哲学与孔儒式有为哲学的尖锐对抗。他思想价值取向的全部复杂性，体现在诗歌和小说中，也就体现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决绝和残忍上。顾城过早地洞悉了死亡哲学，他能从莺歌燕舞中看到魔鬼的面具，从微笑平静中发现死亡的悲哀，这就使他与古老的幽灵在心灵深处对话，热衷于儿童式的反抗世界。他既觉悟，又迷惑；既果断，又软弱；既热爱情欲享受极乐，又厌恶功名利禄。这所有的悖论并未逃出东方文化的氛围，这便是顾城倾心于道家，又被曹雪芹的新人理想所牵制，矛盾的价值信仰，最终导致生命的悲剧。应该看到，有了确定性的生命价值观，诗歌就有了神韵，就有了思想与灵魂。道家的生命价值，在否定社会功利价值观方面，又具有天然的优势，但是，在担负生命责任方面，又具有先天的劣势。道家在追求自然生命畅适的同时，实际上，否定了自己的社会文化责任，只有自己，只有自然，只有生命，是极端自私的文化生命主义价值信仰。在这一价值的反面，就是对功利主义价值观或儒家社会价值观的否定。他能够保证反抗与怀疑精神，但不能保证对自由与正义的追求，更不可能成为普世生命自由平等价值信仰的实践者。道家过分的生命个体追求，使得它不可能追求社会公义与社会平等，更不可能追求人世间的自由律法，他们是不愿意为世俗的社会生活的公正与自由操心的。
也许正是从道家自然主义或自由主义出发，他极为欣赏曹雪芹的“红楼梦精神价值”，或者说，他推崇宝玉的生命存在哲学。因此，在他的诗作或小说中，虽然有基督教的声音，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倾听，就可以发现，那是道家的生命哲学在异域文化生活中的实践。没有人能够轻易找到真正的生命价值信仰，但是，诗人不能只为自己寻找生命价值信仰，至少，也要为人民寻找生命价值信仰，这样，诗人的价值反抗或价值归依才有意义。如何才能寻找到正确的价值观，在我看来，宗教价值观固然重要，政治自由主义或法律平等主义的自由价值观，或者说，理性主义的生命价值观，对于诗人来说更至为重要。政治理性主义，生命自由主义，是一切优秀的诗人最重要的价值信仰。顾城的悲剧在于，他看到了这一价值信仰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生命实践中，由于缺乏这种生命价值信仰的支撑，结果，他就屈服于魔鬼的生命价值观，这本身是能够启发我们自由思考的。
5．4．2情与爱：道家生命价值理想与基督教思想的重合
如果顾城彻底倾心道家，他一定活得风流倜傥，因为以他的天才，完全可以纵情山水，纵情声色，葆真长生。道家最彻底之处，就在于：他们隐居山林，抛弃了一切世俗伦理，以长生永乐为根本目的，以成仙得道为极境。顾城对情欲的狂欢体验与自然本体论的哲学观以及无为而为的处世方略的强调，都近乎道家或源于道家。然而，他却更向往曹雪芹的红楼幻境。他渴望实践贾宝玉的生存哲学和生命理想，却又抛弃贾宝玉所特有的生存空间和物质资源。在道家的原始自然里，实践贾宝玉的女儿国理想，这正是顾城悲剧的总根源。如果从价值论美学的观念出发，那么，就可以对《英儿》中所蕴含的价值意向进行新的解释，它本身也提供了启发，即如何在新的思想交流语境中，或者说，如何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下讨论顾城的生死哲学或生命自由存在的价值论美学信念。
顾城在中国本土完全可以实践贾宝玉的生活理想，他那天纵之诗才，足以使许多少女癫狂沉醉。徐志摩身畔仕女如云，胡适眼底倩女离魂便是明证，类似于顾城这样的诸多男女在本乡本土犹如王侯贵胄，却先后逃离乡土去西方寻找极乐世界。由王子沦为贫民，其萧条冷落可想而知，因为还不存在世界性的天才。“天才”，从根本上说属于他的民族，当然，在本土实践贾宝玉式理想所要作出的巨大牺牲，忍受巨大的痛苦，也是我们庸常之辈所无法想象的。顾城亲近《红楼梦》，极有意义。可以说，尽管当代红学专家如林，但是，真正赋予《红楼梦》以现代意义的要算诗人顾城。
在普通人看来，贾宝玉的理想只是专制时代没落的理想，我们无法在现代化社会去实践贾宝玉的梦。顾城却死死抓住这一点，“我想就《红楼梦》而言，《红楼梦》里有句名言是这样说的：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我感到了永恒女性的光辉”。“永恒的女性有光辉，使我们的生活和语言有了意义，有了生命。”近期的一些评论，抓住顾城所激赏的“女儿性”，并认为：顾城的生活理想是渴望自己是个女儿身，这是深刻的误解。贾宝玉斥责男子是“渣滓浊物”，决不包括自己，因为他自我感觉对女孩保持着纯洁真情而不带污秽功利目的。贾宝玉渴望与女性在一起，远离贾琏之类，就是因为他享受到了纯情的乐趣。贾宝玉以及大观园的诸姐妹们，都有共同理想：即永远不长大，这样，就可以永聚永乐。《红楼梦》里的女儿性，只存系于公子与姑娘之间，贾宝玉公子有情且纯洁，大观园女儿才乐于与他相亲相爱。其实，这些女儿们为了得到公子，使了多少手段，玩了多少心眼，耍了多少伎俩，只要思虑至此，所谓女儿性，只不过是未成年的儿童之天真而已。
顾城所渴望的生命价值存在方式，就是贾宝玉这种女儿性之天真，但是，现实无情地粉碎了贾宝玉的幻梦，现实的悲剧终于使这种女儿性不复存在，最终他只好遁入空门，完成彻底的解脱。真正伟大的作家，哪里是为了写小说做游戏，显然，是为了探索这种生命的哲学，为人类生命寻求出路。顾城时常喟叹：“不是贾宝玉，没有生活在大观园里。”他既没有贾宝玉的生活空间，也缺乏贾宝玉的祖辈荫蔽，因此，为了实现这种幻境，他寄希望于海岛。也就是说，他渴望在西方文化环境中去实现东方圣洁理想。“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位极富洞察力的诗人怎么就不会想到这一点呢？他对世界怀有希望，他的绝望也就来得更为惨痛，逃往西方的中国人几乎很少仍依赖东方生活伦理，往往极快地适应并实践着西方的生存哲学。“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顾城因此只能成为东方的悲剧流浪者，流浪异邦并葬身异邦，其悲剧性，更发人深省，这一切矛盾冲突，皆集中在极富诗意的小说中。只要细读《英儿》，你会很快找到这样的主题句：“在没有人的地方”，这是顾城发自内心的空间渴望。这一简单的状语短句，在小说中不断呈现。“在没有人的地方”，意味着对他人的回避，意味着逃离城市人群，意味着对生存世界的恐惧并力图划清界限。作为诗人，尼采就这样呼喊：“我爱山林，在城市里住是不好的，那里太多纵欲败度的人们。”
尼采的存在论思考，可以视作后现代问题，也可以视作关于自由的阐释。
即，在这异化了的物欲世界，如何葆有两种纯洁的精神和自由天性，这是先锋诗人所无法回避的。顾城的血性，使他不可能选择刺客式反抗，他的血性，指引他遁入到古代隐逸哲学理想中去，可是，这种田园隐逸的哲学，恰好是技术和物欲至上的时代及权力社会所极力反对的。在黑暗的世界，人们崇拜强暴和邪恶，邪恶无边无形，正义无法彻底战胜它。
顾城的浪漫天性，使他成了“多余的人”和“不合时宜者”。价值原则，生存理想，得不到时代的宽容和承认，相反却不断地被摧毁，这正是诗人绝望之根源。个体无法对抗现代社会规范和生存原则。多余人的处境，不合时宜者的悲哀，导致诗人不断地反抗和愤怒。渴望逃避，却并无现实出路；举起投枪，又无力击中黑暗。诗人所隐居的海岛，也绝不是“没有人的地方”，他那种大观园，那种伊甸园式的环境取向，只是幸福的想象。诗人多么渴望与神同居，聆听神的音乐，沐浴神的光辉，接受神的启示，享受生命的快乐。正如济慈、雪莱选择绿色山野河流，叶赛宁选择梁赞的黑土地，泰戈尔选择孟加拉庄园一样，顾城选择了他的“海岛”，正如奥尔特尔所言：“历史上人们对岛屿也有好感，视之为质朴宜人之地。”这里，生活俭朴、富裕，没有复杂的社会负担。“岛屿还常常有想象中浪漫性质。”的确，在某些神话中，岛屿是永生之地，是摆脱了肉体和精神痛苦的场所。
早期希腊人，把岛屿看作是神灵居住的地方；中世纪欧洲人，把岛屿看作是舒适、富裕的天堂。这里，没有狂宴，作为食物，人吸食来自天堂的花香。顾城便奔向这些海岛，带去他的妻子，招来他的情人，于是，便在这种“大观园”中居住下来，独处着。“独处是中心概念，它在个人位距、地域和其他社会行为领域之间起着桥梁作用。因为独处的功能就在于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还能调整利害冲突。”对于顾城来说，独处在没有人的地方，他能像卢梭那样作“孤独者的散步”，还能像法布尔那样写“昆虫的故事”，更能像浪漫主义诗人那样写美丽的神性的诗章。顾城享受了这种短暂的和谐与狂欢。《英儿》中极力插入的部分，就是对这种大观园理想的礼赞。顾城那种浪漫的生命价值论美学，在这一瞬间，发出了奇异的光彩。他那种特有的自然体验、性体验、爱的体验，借助狂欢化自然化心理描写和诗的甜美歌吟作了充分表达。
顾城是通过回忆来重构大观园式的自然景物和闲适生活情调的，红楼幻境，带有儿女情长的狂欢式体验。饱餐了大自然的无穷秀色，诗人的灵性与大自然之灵秀的重合，导致小说插入部分的文字放射出自然神性的光辉。灌木丛的山色、阳光、树丛，写得实在太美了。那不是中国式山水画，完全是英国式水彩和风景油画。在这水彩画和风景画里，我们不仅读懂了顾城的生命哲学，更读懂了自然宗教和自由美学，还读懂了泰戈尔、济慈、劳伦斯的甜美诗篇。诗人通过情景的再现，把G与英儿之间的美丽性爱场景定格；这里的性爱描写，完全是纯粹的自然主义情调，类似于宗教式的神人相交的性爱画面，也许应该想象无数小天使在其中飞翔。
综观新时期文学中的性描写，从未体验和发现过这种诗性与神性的表达。
在这里，顾城超越了东方传统，而契合了西方精神，类似于《查太莱夫人的情人》的抒情格调。其中，展示的是自然的性，性与美的抒情，性与自由的礼赞。顾城借此表达了人类天性中的至纯和至美，正是这种美，这种力，不断激活诗人的创造。“没有它就完了。”因为这种独处是贾宝玉与女儿性的独处，是诗人与情人的独处，决不是厌世主义者、孤独者的独处。
正如泰戈尔所言：“爱是我们周围一切事物的最终目的。爱不仅是感情，也是真理，是植根于万物中的喜，是从梵中放射出来的纯洁意识的白光。”我想，顾城是信奉泰戈尔这一原则的。顾城在海岛过着现代的原始生活，喝雨水，锯木柴，烧陶碗，采贝。他的住处，临近精致的山谷，河水若有若无地淌着。闲来无事时，看天空，看海水，看峡谷，看山林，看石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