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虽有“唐诗宋诗”之论，但决不局限于此，他对“诗家诗风”也多有精细深入的论述。《谈艺录》与《管锥编》成就一部中国诗歌风格史与诗歌评论史，处处皆奇绝之论述。钱钟书论“陈卧子大才健笔，足以殿有明一代之诗而无愧，又丁百六阳九之会，天意昌诗，宜若可以悲壮苍凉，上继简斋、遗山而学杜。乃读其遗集，终觉伟丽之致多于苍楚。在本朝则近青邱、大复，而不同于献吉；于唐人则似东川、右丞，而不类少陵。”钱钟书对具体的诗人有不同的评价，他不以名家为定论。他还说，“人所曾言，我善言之，放翁之与古为新也；人所未言，我能言之，诚斋之化生为熟也。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善写生。放翁如画图之工笔；诚斋则如摄影之快镜，兔起鹘落，鸢飞鱼跃，稍纵即逝而及其未逝，转瞬即改而当其未改，眼明手快，踪矢蹑风，此诚斋之所独也”。在这种比较中，钱钟书实际上更倾向于杨诚斋的诗。“至作诗学诚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唯有江弢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弢叔之如是我闻也。”他对陆游的批评实际上是准确的，“放翁多文为富，而意境实少变化。古来大家，心思句法，复出重见，无如渠之多者。”“放翁高明之性，不耐沉潜，故作诗工于写景叙事。”他在《谈艺录》第44节中，就宋代诗人之长短进行了精细评价。
钱钟书对陆游评价不高，对元遗山评价也好不到哪里，他说：“遗山七律，声调茂越，气色苍浑，惜往往慢肤松肌，大而无当，似打官话，似作台步，粉本英雄，斯类衣冠优孟。”在这里，钱钟书没有停留在诗歌理论与风格的分类之上，即他有意于诗歌理论之创造，但无意于诗歌理论自身的证明，强调诗歌艺术的自由感发，诗歌思想意境的理解。他论钱箨石的诗最有意味，他说：“窃不自揆，为引申之曰：静而不嚣，曲而可寻，谓之幽，苏州有焉；直而不迫，约而有余，谓之修，彭泽有焉；澄而不浅，空而生明，谓之漏，右丞有焉。瘦透皴者，以气骨胜，诗得阳刚之美者也；幽修漏者，以韵味胜，诗得阴柔之美者。箨石体秉阳刚，无瘦硬通神之骨、灵妙写心之语，凌纸不发，透纸不过，劣得‘皱’字，每如肥老虑肤多折而已。”他还谈到白香山，“香山才情，昭映古今，然词沓意尽，调俗气靡，于诗家远微深厚之境，有间未达。其写怀学渊明之闲适，则一高玄，一琐直，形而见绌矣。其写实比少陵之真质，则一沉挚，一铺张，况而自下矣。故余尝谓：香山作诗，欲使老妪都解，而每似老妪作诗，欲使香山都解；盖使老妪解，必语意浅易，而老妪使解，必词气烦絮。浅易可也，烦絮不可也。”
从“唐诗宋诗”理论出发，钱钟书还谈到诗歌解释的狭隘性问题，他说：“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乡曲相私，故齐人仅知管晏。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亦风雅之相斫书矣。”钱钟书论诗，常要构成诗学问题的理论史。例如，在《谈艺录》第69节中谈：“诗贵有理趣，而不贵理语”，他从方方面面来讨论古人有关于此的看法，实乃这一问题的思想史。钱钟书常以他人言，代自己言。从这个意义上说，钱钟书的诗歌价值论美学，是活跃的诗学思想解释史或活泼泼的诗歌思想评论史。
5．2．3诗思史乐与中国士大夫飘逸的生命价值理想
钱钟书论诗，粗看似无选择，实际上，他所论的诗绝不是任性而为，而是巧妙地服务于他的总体诗学构想，所以，他对诗学的相关问题几乎全有探讨。首先，钱钟书重点讨论了诗歌与历史学之关系。诗歌与历史学分属两个不同领域，诗歌主宰情感思想领域，历史学主宰历史文化理性生活领域。诗歌服务于生命情感，而历史学服务于科学理性认知；所以，诗歌与历史学有着明显的区别，故此，钱钟书主张以诗歌的方法来解释诗歌，而反对以历史学的方法来解释诗歌，因为以历史学方法来评价诗歌，诗歌就失去了其根本价值和意义。诗是自由的情感与思想的表达，也是特定历史时期生活与文化作用的结果，因而，诗人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或表达着自己对历史生活与文化的理解，留下了特定历史时代的文化生活烙印。理性主义者或历史主义者，无论是解诗还是作诗，过分要求诗歌向历史学习，或者，以历史评价标准来要求诗歌，对此，钱钟书是极力反对的。
钱钟书认为，“夫物之本质，当于此物发育具足，性德备完时求之。苟赋形未就，秉性不知，本质无由而见。此所以原始不如要终，穷物之几，不如睹物之全。盖一须在未具性德之前，推其本质；一只在已具性德之中，定其本质。”“若此士所云，古本无诗，所谓诗者，即是史记，则必有诗，方可究之本质；诗且未有，性德无丽，何来本质。”“厥物本无，而谓其质已有，此佛所斥‘撮摩虚空’，诗人所嘲‘宵来黑漆屏风上，醉定卢仝月蚀诗’。复次，诗者，文之一体，而其用则不胜数。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于是声歌雅颂，施之于祭祀、军旅、婚媾、宴会，以收兴观群怨之效。记事传人，特其一端，且成文每在抒情言志之后。”“赋事之诗，与记事之史，每混而难分，此士古诗即史之说，若有符验。然诗体而具纪事作用，谓古史即诗，史之本质即是诗，亦何不可。论之两可者，其一必不全是矣。况物而曰合，必有可分者在。谓史诗皆兼诗与史，融而未划可也。谓诗即以史为本质，不可也。说诗即是史，则本未有诗，质何所本。若诗并非史，则虽合于史，自具本质。无不能有，则即非彼。若人之言，迷惑甚矣。更有进者，史必征实，诗必凿空。古代史与诗混，良因先史识犹浅，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
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由是观之，古人有诗心而缺史德。与其曰：‘古诗即史’，毋宁曰：‘古史即诗’。此《春秋》作于《诗》亡之后也。”这些论述，皆显示了诗歌的独特思想价值。
为此，钱钟书还就诗歌与历史对真实的看法进行了比较研究。诗歌与历史关系中的真实性问题，历来是争论之要点。就真实问题，钱钟书也有高论，他说：“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蓬随风转，沙与泥黑；执笔尚有夜气，临事遂失初心，不由衷者，岂惟言哉，行亦有之，安知此必真彼必伪乎。”“见于文者，往往为与我周旋之我；见于行事者，往往为随众俯仰之我。皆真我也。身心言动，可为平行各面，如明珠舍利，随转异色，无所谓此真彼伪；亦可为表里两层，如胡桃泥笋，去壳乃能得肉。古人多持后说，余则愿标前论，是以有自讳自污之士，有原心原迹之谈。”就真实问题，钱钟书还在《谈艺录》第47节谈到，他引诗说，“纪录纷纭已失真，语言轻重在词臣。若将字字论心术，恐有无边受屈人。”王荆公也说：“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钱钟书说，“即志存良直，言有征信，而措词下笔，或轻或重之间，每事迹未讹，而隐几微动，已渗漏走作，弥近似而大乱真。”他还引《河南程氏遗书》说：“伟录语言，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理。孔门亦有是患。”《朱子语类》卷九七论二程也说：“游录语慢，上蔡语险，刘质夫语简，永嘉诸公语絮，李伯端语弘肆。”钱钟书对此评价道，“夫诸君既非转益多师，又皆亲承咳唾，而词气之差，毫厘千里，读者若有山头亿子厚，水底百东坡之想。其故何哉。一言也，而旁听之心理资质不同，则随人见性，谓仁谓知，遂各分别。
一人也，而与语者之情谊气度有差，则因势利导，横说竖说，亦以大殊。施者应其宜，受者得其偏。孰非孰是，何去何从，欲得环中，须超象外。此所以尽信书者，未可尚论古。”基于此，他认为，“吴氏谓正人能作邪文，魏氏及遗山皆谓邪人能作正文。”“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
在涉及历史与文学之关系问题时，钱钟书还不忘讨论“六经皆史”这一说法的思想意义。就六经皆史这一问题，他也有一段思想史的考述，他说：“阳明之说最为明切。”略谓：“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庖牺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即三代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存其迹以示法”云云。这里，“春秋亦经”，暗合董子《春秋繁露》之绪，“五经亦史”，明开实斋《易教》上之说。“盖以经史判鸿沟也。程子亦以史为存迹示法，而异于阳明者：存迹示法，法非即迹，记事着道，事非即道。阳明之意若谓：经史所载虽异，而作用归于训戒，故是一是二。说殊浅陋。且存迹示法云云，只说得事即道，史可看做经；未说明经亦是史，道亦即事，示法者亦只存迹也。尝试言之。道乃百世常新之经，事为一时已陈之迹。”“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乃道家之常言，六经皆史之旨实肇端于此。经本以载道，然使道不可载，可载非道，则得言忘意之经，尽皆记言存迹之史而已。且道固非事，然而孔子言道亦有‘命’，道之‘坠地’，人之‘弘道’，共昌明湮晦，莫非事与迹也。道之理，百世不易；道之命，与时消长。此宋儒所以有道统之说，意谓人事嬗递，初无间断，而斯道之传，每旷世而后续，经世而史矣。”钱钟书认为，“夫言不孤立，托境方生；道不虚明，有为而发。先圣后圣，作者述者，言外有人，人外有世。典章制度，可本以见一时之政事；六经义理，九流道术，征文考献，亦足窥一时之风气。道心之微，而历代人心之危着焉。故不读儒老名法之着，而徒据相斫之书，不能知七国；不究元佑庆元之学，而徒据系年实录，不能知两宋。”
其次，钱钟书着重讨论了诗与乐之关系。论及诗乐之关系，他先引焦理堂之说，“不能已于言，而言之又不能尽，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可见不能弦诵者，即非诗。周秦汉魏以来，至于少陵、香山，体格虽殊，不乖此旨。
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而诗之本失矣。然而性情不能已者，不可遏抑而不宣，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与通常人们所言诗与乐之紧密关系不同，钱钟书并不是一味地赞扬诗与乐之联系，相反，他认为，诗与乐之分离，从艺术形式上说是其必然，但是，诗与乐，在其内在精神上又有其本质而必然的联系。钱钟书指出，“近有选词者数辈，尚力主弦乐之说，陷民渔仲、理堂见地相同。前邪后许，未之思尔。诗词曲三者，始皆与乐一体，而由浑之划，初合终离。凡事率然，安乐独外。文字弦歌，各擅其绝。艺之材职，既有偏至；心之思力，亦难广施。强欲并合，未能兼美，或且两伤，不克各尽其性，每致互掩所长。即使折中共济，乃是别具新格，并非包综前美。”这就是钱钟书的诗乐观，应该说，这种看法，相当符合艺术的实际。
第三，钱钟书也认真讨论了诗与画之关系。就诗画问题，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钱钟书有详论，“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中国旧诗大体上显得情感不奔放，说话不唠叨，嗓门不提得那么高，力气不使得那么狠，颜色不着得那么浓。在中国诗里算是浪漫的，和西洋诗相形之下，仍然是古典的；在中国诗算是痛快的，比起西洋诗，仍然不失为含蓄的。我们以为词华够鲜艳了，看惯粉红骇绿的他们还欣赏它的素淡；我们以为直恁想喉咙了，听惯了大声高唱的他们只觉得低言软语。同样，束缚在中国旧诗传统里的读者看来，西洋诗里空灵的终嫌着痕迹、费力气，淡远的终嫌有烟火气、荤腥味，简洁的终嫌不够惜墨如金。这仿佛国际货币有兑换率，甲国的两毛钱折合乙国的一块大洋。”钱钟书看到，“在中国文艺批评传统里，相当于南宗画风的诗不是诗中的高品或正宗，而相当于神韵派诗风的画却是画中高品或正宗。旧诗或旧画的标准分歧是批评史里的事实。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予空洞头衔的仪式。”他以苏轼的说法为例，“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对此，钱钟书申述道，“以画品论，吴道子没有王维高，但是，比较起画风和诗风来，评论家把画工吴道子和诗王杜甫归为一类。换句话说，画品居次的吴道子的画风相当于最高的诗风，而诗品居首的杜甫的诗风相当于次高的画风。”
从钱钟书有关诗与史，诗与乐，诗与画等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他的诗学对中国诗歌创作中所涉及的全部重要问题都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与解释。他的诗分唐宋理论，只有放置到具体的思想艺术文化语境中，才能理解到它的自由思想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