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努力，“信用浙江”建设初见成效，浙江树立起了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象。浙江迅速崛起了一大批注重质量、注重品牌、注重信用的企业，形成了一大批信誉好、市场占有率高的产品；浙江各级政府的信用形象也有了较大的提升；个人信用建设初见成效，信用观念深入人心。全省初步形成企业信用、政府信用和个人信用的制度和规则，初步形成涉及金融、税务、工商、质量技术监督、统计、劳动保障、公安、司法等领域，统分结合、整体推进的信用监管体系，初步形成一定规模的信用服务业和一批信用中介机构，初步形成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企业的信用意识和信用能力普遍有所提高，个人的经济社会活动基本遵循信用规则，政府有较高的信用度和信用形象，信用中介机构和信用服务业比较发达，诚实守信成为社会风尚。在浙江，“信用”
二字正变得越来越值钱，诚信者得实惠，失信者砸饭碗，信用观念在浙江大地上深入人心，“守信则荣，失信则耻”的信用环境正在逐渐形成。打造“信用浙江”不仅打造出了秩序，也打造出了效率，浙江模式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的关注。
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有信用的社会或地区，其经济更能够实现可持续的增长，而无信用的社会，也许在短时期内出现繁荣，但发展肯定不可持续。市场经济越发展，越要求诚实守信。
从浙江诚信建设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经验和启示：
第一，完善市场机制：信用制度创新的基础。积极从事市场经济实践，建立健全市场制度，是浙江诚信建设的宏观基础。市场机制本身具有奖优罚劣的功能。浙江诚信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依靠市场机制来建设市场信用秩序。作为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市场大省，浙江在30年的改革发展历程中，在培育市场体系方面，特别是减少政府行政干预，为市场体系的自主发育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上，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浙江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一个市场秩序自发扩展的过程。尽管浙江模式在实践中不断发生阶段性变化，但其发展演变的轨迹却是一脉相承的，即以民营化、市场化为经济改革和发展的两轮。正是由于市场机制得到了更充分的发挥，公平、公正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才得到了更好的维护，市场竞争机制在市场信用建设中的自我净化作用才得到愈益充分的显现。一方面，大批缺乏诚信意识的市场主体，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出局；另一方面，市场竞争不断提高了信用、信誉的价值，市场的“无形之手”不断引导着市场主体注重长远利益，讲求信用，致力于打造企业和产品的品牌。正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浙江人才接受了市场信用文化的洗礼，逐渐树立起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信用观念。正是在从事市场交易的活动中，人们才切身认识到只有遵守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互利互惠等商业规范，才能赚到更多的钱，才能使自身有更大的发展；正是在市场经济的利益博弈中，浙江民营企业家们才如珠如玉般地呵护着自己的企业品牌和形象。
第二，发挥政府作用：信用制度创新的保障。充分发挥政府信用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先导作用，发挥政府作为社会信用制度供给者和管理者的作用，是浙江信用制度创新又一个成功的经验，也是浙江诚信建设之所以取得显着成就的重要原因。在浙江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无论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还是市场体系的健全，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等，都离不开政府的作用。浙江之所以能够成为“民营经济的乐土”，浙江的市场秩序之所以能够形成自我扩展的内在动力，一个关键性的成功经验，就是开明、务实的各级政府摆正了自己的位置，政府职能有退有进。凡是民间力量能做的事，政府就放手和发动老百姓去做；凡是依靠市场机制能解决的事情，政府就尽可能做到不越俎代庖；凡是市场失灵、企业难为的地方，政府则会积极有所作为。在市场化改革的初期，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创造宽松的政策“小气候”，鼓励和支持老百姓创业，成为市场主体。在浙江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浙江省委、省政府及时作出打造“信用浙江”的战略。一方面，在推进“信用浙江”建设的过程中，浙江高度重视政府信用建设，从政府机构改革入手，以建立法治政府、廉洁政府、高效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解决政策不透明、不规范、多变性的问题，解决向社会承诺事项不兑现的问题，解决行政执法中存在随意性的问题，解决为政不廉、办事不公、作风不正的问题，全力打造“信用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积极发展政府在信用建设中的监管作用。在“信用浙江”的建设过程中，各级地方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信用建设的法律法规体系，致力于传播和扩散市场信用信息，引导企业和社会个体注重自身的信誉建设，着眼于为市场竞争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为市场信用乃至整个社会信用的自我扩展，构建不可或缺的法律制度框架，营造出信用体系发育、扩展所适宜的社会环境。浙江诚信建设的实践充分证明，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政府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建设中有着举足轻重和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三，建立健全法制：信用制度创新的环境因素。加强制度建设，形成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是浙江诚信建设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是一种信用经济，也是一种法制经济。依靠制度、法规的力量来建立和维护信用秩序，是市场经济信用体系区别于自然经济条件下信用体系的根本特征。在推进“信用浙江”建设的过程中，浙江始终把加强立法，建立健全市场经济和信用秩序的法律制度体系作为首要环节来抓，在加强法制保障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地进行法律、规章、文件的“废、改、立”工作，使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尽可能适应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另一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用以指导和规范信用建设的法律、法规，使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监管无法可依的现象有了重大改变。最引人注目的是，2005年9月1日《浙江省企业信用信息征集和发布管理办法》正式实施。《办法》明确了企业信息征集和发布的综合管理部门，规范了企业信用发布查询机构的运作、企业信用信息的征集和发布具体操作等事项，解决了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运作有法可依的问题。与此同时，浙江进一步开展《浙江省信用评价管理办法》、《个人征信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征信条例》等信用立法工作，编制了浙江省“十一五”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通过加强法制建设，依靠法律力量，把一切信用活动纳入法制的轨道，维护和培育良好的信用秩序，逐步形成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法制环境。
第四，技术创新：信用制度创新的动力因素。信息网络技术是建立信用制度的载体。没有真实、详尽的数据资料，任何信用体系都无从谈起。坚持信息技术创新，努力构建信用信息共享机制，在一定的程度上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形成的信用风险，是浙江信用制度创新的重要动力。在建设“信用浙江”的过程中，浙江各级政府和部门十分重视利用网络技术，建构信用信息共享机制，着力解决信用信息共享问题。2002年，浙江省委、省政府之所以提出建设“信用浙江”网，并把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建设作为打造“信用浙江”的切入点和一项先导性、基础性和开创性工程，正是基于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共享企业信用资源的需求。当时每个政府部门都掌握了本系统范围内非常丰富的企业信用资源，但是由于缺乏一套企业信用资源的共享机制和完备的共享网络系统，政府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很难便利地分享其他部门的企业信用资源。正是基于政府部门之间需要共享企业信用资源的需求，浙江省委、省政府才下定决心，建设信用浙江，构建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信用浙江网和浙江省企业信用发布查询系统的建立和运行，不仅促进了浙江市场经济发展，规范了经济秩序，改善了浙江区域经济环境，提升了经济竞争力，而且对于强化社会信用意识，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引导企业加强内部信用管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五，文化建设：信用制度创新的人文因素。信用文化是信用制度产生、发展的前提，也是信用制度赖以生存的环境，对经济生活至关重要。浙江在信用制度创新中，大力加强信用文化建设，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信用文化。一方面，充分挖掘中国传统信用资源。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传统人伦信用模式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经济领域。以家族内部或同乡、朋友等熟人之间的高度信任为基本特征的人伦信用模式，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家族内部的高度信任关系，决定了浙江的民营企业无论是在规模上、行为特征上、内部权力结构上以及产业结构上都有十分明显的特色。另一方面，立足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契约观念和信用文化。在建设“信用浙江”过程中，浙江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强化社会公众诚信教育，弘扬信用文化，培育信用道德，提高公民的信用素质，努力在全省形成崇尚讲究信誉、寻求真诚、正直公道、诚实守信的好风气，使“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成为全省公民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同时，浙江诚信建设尤其重视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塑造“浙商”群体的信用形象。30年来，浙江这块市场经济发展起步较早的土地培育了“浙商”平等、自主、竞争的意识，激发了其创新、合作、冒险的精神，强化了其实事求是观念和法制观念。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精神、伦理精神、行为规范也正在确立和建设之中。通过大力加强信用文化建设，积极培育与市场经济相一致的信用文化，为实现信用制度由人伦信用到契约信用变迁创造了良好的文化环境。
第六，政府与市场互动：信用制度创新的基本机制。建立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的机制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关键。在浙江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过程中，浙江十分重视培育自然的市场秩序，让市场主体在经济交易活动中自然形成商品交易、利益分配等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体系。同时，浙江也十分重视发挥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中的作用。在推进浙江诚信建设的过程中，政府一方面努力做好表率，提升自身的信用形象，另一方面十分注意扮演好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角色，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政府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角色，主要定位在信用管理上的指导、规范和监督上，其目的和作用在于形成和维护市场秩序，保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禁止、控制、规范和惩治那些违反竞争机制的行为，保证市场交易安全、顺利地进行，使经济主体愿意进入市场，在市场规则的约束下与其他主体进行自主交换，使市场主体的行为符合社会整体利益的要求。同时市场机制的健全和功能的充分发展也为政府信用建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促使政府转变职能，使其作用主要体现在强制和协调征信数据的建立和开放，发展信用管理行业以及推动立法，培育信用管理行业的市场竞争机制。随着市场机制的深入和法律环境的完善，政府信用形象和执政能力明显改善。
“路径依赖”：信用制度变迁的障碍
所谓路径依赖，是指在制度变迁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
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了某一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诺思指出：“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行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如果人们选择的制度变迁路径是正确的，那么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并迅速得到优化；反之，则可能顺着最初选择的路径走下去，并造成制度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状态之中，而制度一旦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除非借助强有力的外力推进，否则人们要想选择新的制度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同时，路径依赖还常常将制度创新牵引到旧的轨道上去，使新的制度中掺杂大量旧制度的因素，甚至成为旧制度的变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