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1976年的中国社会主义探索，给后人留下的思考是多方面的。这里谈以下三点。
第一，关于探索的失误。
探索的失误包括两种情况，一是苏联模式的一些东西，被保留下来了。比如对于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单一的所有制形式等，不仅没有认识到其弊端，反而赋予其神圣不可动摇的地位，成为探索中的禁区。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虽然力图探索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从总体上说，这一探索没有摆脱苏联模式。
另一种情况就是探索中取得的一些正确理论成果，在实践中没有坚持下去，甚至出现了严重的背离。比如，中共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被否定，从而逐步走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轨道；背离了毛泽东社会主义社会性的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学说，造成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等等。前文我们还说到，中国社会主义的探索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正确的发展和错误的发展两种趋向。所有这些，这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认识过程是复杂的，正确的认识和错误的认识往往相互交织，一个正确的认识可能会连带出另一个错误的认识；我们同时还应注意到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相对性，即使是正确的认识作用于实践，也并非一定或一次性地导致正确的结果。
毛泽东完成了对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伟大探索，并于1956年在中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怎么搞？没有经验，从世界范围看，社会主义还在实践中，试验中；从中国看，历史更短，经验更少。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大胆的艰辛的探索，提出了许多理论、观点、意见和设想，有的基本正确，但不够完善；有的基本错误，但也包含片面的真理；有的原来基本正确，但发展过程中，过了头，走向反面，变成谬误，甚至先是进行了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大试验”，后又进行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演习”。
正是在这一探索和试验过程中，无论在毛泽东晚年的理论形态上还是在思维内容上，都表现出明显、尖锐、巨大而深刻的矛盾特征。例如：是他在中共八大上正确提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但紧接着在实践中就走向反面；他反复强调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首要问题，但实际上却又把党内出现的不同见解，视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他在天安门城楼上真诚高呼“人民万岁”的同时，却对斯诺说目前“需要一点个人崇拜”；他主观上所期望的，是在更加深刻和广泛的程度上实现人民民主，客观上却用个人独断的固执方式推促这一进程；他对依仗权势，贪赃枉法、草菅人命的官僚主义恶行表示出极大的憎恶和愤慨，自己却又发动“文革”，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那样：“毛泽东同志是经常注意克服我们党内和国家生活中存在着的缺点，但他晚年对许多问题不仅没有能够加以正确分析，而且在‘文化大革命’中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多次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着作，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
那么，毛泽东在晚年进行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是如何陷入这种“二律背反”的思维迷津，以致发生严重错误的呢？在此，笔者不想做全面的阐述，仅从理论上做一点思考。
我们知道，在1956年之前，毛泽东写过《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其基本思想是正确的。他开始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并初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中国情况走自己道路的根本思想。特别是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变化，提出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矛盾；党和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使我国迅速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八大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一切标志着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始。
很显然，如果按照毛泽东此前的思想及八大路线走下去，中国将会进入一个崭新时期。可惜的是，八大路线既是正确思想路线的开始，也是这一正确思想的终结。八大之后很快在实践中走向了弯路，以致“左”的思潮不断升级，给建设带来了极大的破坏。换言之，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正是违背他此前的正确思想和八大路线，特别是八大提出的主要矛盾主要任务的正确思想开始的，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迅速走向八大的反面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