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后期30年代前期，中共党内连续出现“左”倾错误，主要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
第一，从八七会议以后党内一直存在着的浓厚的“左”倾情绪始终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召开八七会议，批判了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是，这次会议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在会后，这些“左”的思想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党的六大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其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也没有很好的清理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以至于在其后又发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第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内部事物的错误干预和瞎指挥；中共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之后，中国共产党就成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可以过问和干预中国党的事务，也可以对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指导。但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情缺乏了解，在指导中国革命时往往是简单照搬苏联的经验，结果给中国革命造成许多损失，共产国际的许多错误指示也是中国共产党犯“左”倾错误的直接来源之一。李维汉曾指出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造成的，“无论政治上的盲动主义，组织上的惩办主义，以及重要的‘左’ 倾政策，其创造者都不是中国同志，而是国际代表，主要是罗明纳兹”。而王明等一批“左”倾教条主义者占据中共中央的领导岗位，更是共产国际一些领导人一手扶植的结果。
第三，最主要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不善于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全面地、正确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只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必须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认真分析中国的国情，了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阶级构成，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中国化，中国革命才能取得成功。简单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或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某些错误指示来制定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就难免会犯各种“左”右倾错误，一定会导致革命的失败和挫折。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主要担负了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形成了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略态势。
抗日战争中的正面战场主要可分为两个历史阶段
（一）抗战初期阶段的正面战场
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的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国全面抗日战争由此开始。国民党当时倡导“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蒋介石语）。是全面抗战的重要发起和承担者，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初期抗战，虽然有许多失误，如国民党领导者存在侥幸和速胜心理，企图依靠国联，决策上存在摇摆，军事决策上执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作战，加上国民党军队思想混乱，派系林立等因素，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但它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全面抗战初期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日的主力。国民政府先后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会战。如淞沪战役、忻口战役、徐州、武汉战役，都在不同程度上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正面战场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的方针。极大地消耗了日本的军事、经济实力，使其陷入长期战争的泥坑而不能自拔。迫使日军兵力分散，战线延长，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正面战场的苦战，支援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敌后战场的开辟，为敌后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三、正面战场的艰苦抗战业绩，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全国的团结和进步，坚定了中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念；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抗战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第四、正面战场的顽强防御，为领导机构和沿江、沿海工厂、学校、科研机构的内迁争取了一定的时间，也为西南抗战基地的营建争取了时间，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