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之前，为了争取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抗日，1936年4月9日，周恩来偕李克农来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在城内一个天主教堂里，与张学良会商救国大计。这时张学良虽有联共抗日的打算，但仍有不少顾虑，周恩来以诚恳的态度，同他一一进行了讨论。周恩来还同张学良具体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会谈一直到深夜。这次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具有决定意义。西安事变爆发以后，形势极其复杂，亲日派何应钦指挥的‘讨伐’部队节节进逼，大军压境，新的大规模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来到西安，当天晚上就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周恩来从大局出发，权衡利害得失，用透彻、精辟的分析，紧紧地抓住两位将军的心，使他们看清了事变的前途。对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中的其他高级将领、中下层军官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工作，周恩来也费了不少心血。除委派其他同志通过各种渠道进行工作外还经常亲自说服张、杨两部将领及持不同意见的朋友，耐心开导他们以民族利益为重。
周恩来十分关心发动群众的工作。事变后成立了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由我任主任委员。周恩来向我指示说：应该充分发动群众，支持张、杨的八项主张；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才能保证事变和平解决的胜利。周恩来还特别注意宣传工作，事变后西安的《解放日报》和广播电台是由宋黎、郭维城等负责的，并邀请在西安的国际友人史沫特莱和贝特兰搞国际宣传。当时每周的宣传纲要，周恩来都亲自审查。
12月23日，周恩来作为中共的全权代表参加了同宋氏兄妹的谈判，并在会上首先提出了我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在双方谈判基本达成协议后，周恩来于12月24日晚亲自会见了蒋介石。那天，周恩来同志对蒋介石的谈话很严肃，也很认真，周恩来一针见血地指出：“目前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警告他只有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唯一的出路。蒋介石面容憔悴，无精打采，但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却连连点头，目光里流露出不胜感慨之意。当周恩来谈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具体条件时，蒋介石沉默了一会儿，表示了同意议定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南京后，去南京直接谈判。王炳南说：“12月25日下午三点多，张学良没同杨虎城商量，就轻率地把蒋介石送回了南京。事后，周恩来叹息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在南京软禁了张学良后，西安古城风云突变。中央军再次向西安推进，汉奸特务兴风作浪，东北军内部发生了分裂。1937年2月2日，以孙铭久为首的东北军少壮派首领杀害了王以哲将军。接着几个青年军官又冲进中共代表团驻地，直奔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看他们气势汹汹的样子，立刻明白了这是来搞所谓“兵谏”的。他非常气愤，霍地站起来，把桌子猛地一拍，大声说：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干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你们是在犯罪！周恩来这番严厉的训斥，击中了他们的要害，这几个青年军官，气焰顿敛，低头不语。周恩来见他们平静下来，就进一步开导他们认识错误。这几个青年军官，自觉惭愧，流着眼泪跪下来向周恩来认错请罪。随后，孙铭久也到周恩来住处，跪地请罪。王以哲被害后，西安城内顿时增加了一层恐怖气氛。周恩来面对危局沉着冷静，亲率代表团成员到王家吊唁。周恩来迅速果断的行动，揭穿了敌人的阴谋，稳定了人心。
周恩来这种忠心耿耿坚定不移地为国家、为民族的最大利益而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使杨虎城和所有在西安的朋友们、同志们都深深感受到：没有周恩来在西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为中华民族、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摘自1985年《经济日报》8月23日《力挽狂澜际会风云——王炳南回忆抗战中的周恩来同志》一文，作者：孙燕君）
材料三 张闻天与西安事变
1936年发生的“西安事变”不仅震动了世界，也震动了中共中央。
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十分秘密，直到行动前才通知中共西安代表刘鼎，刘鼎于12日下午2时许电告党中央。得到信息后，中央于13日在张闻天住处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党中央对兵谏性质的认识是明确的：逼蒋抗日。但是，由于国内外反响强烈，蒋介石集团内部也发生了变化，以至拥蒋反蒋派系均谴责张、杨，亲日派何应钦甚至主张武力解决事变，中国局势一时出现复杂的局面。加之事发突然，情况不明，在事变刚发生时，中央还很难公开表明态度，内部意见也不尽一致。在13日的会议上，张闻天比较冷静、准确地表达了我党解决事变的基本方针：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张闻天与周恩来的看法颇为接近，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敌当前之时，“不采取与南京政府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复杂情势下的这种清醒、冷静的认识，成为我党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思想基础。
经过6天的观察，12月19日党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两次通电国民党，劝告他们接受张、杨主张，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赴西安参加谈判，张闻天电告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冯雪峰找人疏通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并做宋子文的工作，请他继续担负调解责任，同时了解亲日派何应钦的态度，以确定我方对策。
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张闻天和刘英都曾前往西安做工作。
蒋介石扣押张学良，使一度和缓的局势再度紧张。1937年1月中旬，刘英被派到西安做青年工作，住在李克农管的内部招待所“六国饭店”。说是六国饭店，其实不过是几间平房，不过，在这里刘英吃的美味佳肴是“猪油熬白菜”。因情况复杂，刘英在西安的工作是秘密进行的，通过贾拓夫派另一位女同志将当地学生领袖带来接头。
一天，李克农的副官王立突然悄悄告诉刘英：“洛甫同志来了。”并将刘英带到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的一个副官家里，张闻天笑眯眯地跟刘英打着招呼。 刘英只知道张闻天已经与恩来、博古谈过工作，但却不了解他此行的目的。张闻天1月25日从延安出发，27日抵达西安，他是在张学良被扣之后，西北局势最紧张的时刻到达西安的。为谋求全局和平，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中共决定对南京政府做某些让步，使西安事变得到彻底的和平解决，东北军上层也预备做些让步。但是，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激于义愤，坚决抵触，西北形势若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就在张闻天抵达西安的当天晚上，发生了东北军少数激烈分子到周恩来住所请愿事件；深夜，周恩来、博古又获悉有人拟了包括东北军主和派和中共代表在内的暗杀名单。
第二天上午，博古急匆匆赶到张闻天住处，讲明情况紧急，当天就把刘英、张闻天送到云阳我军前敌总指挥部。周恩来、博古也相继赶来，同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开了一夜会，并将决策意见当夜电告毛泽东、朱德，毛泽东将其概括为“三位一体（即红军、东北军、十七路军），进则同进，退则同退”。张闻天亲赴西安与周恩来等现场商议决策，并在到达的第二天向延安连发两封电报，体现了我党彻底实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决心和所作的努力。但是，2月2日主和派王以哲将军的被害，使得西北联合局面解体，张学良回陕的希望也成泡影。张闻天感叹不已，沉得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没有做好激烈派的工作。
（选自《纵横》1990年2期，作者：孙晓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