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企业成长
企业成长理论研究起源于Penrose 年出版的枟企业成长枠（1959）理论，后来引起了一系列的相关研究。但是，迄今为止企业成长理论还没有出现统一的分析框架，还处于理论发展的丛林（邬爱其，2004）。有关企业成长的观点散见于各种理论分析框架，包括斯密的分工理论、马歇尔的内部成长观点、SCP范式、产业生命周期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资源基础理论、演化经济学和波特的五力模型等。而形成理论丛林的本质在于不同理论框架对企业性质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企业成长的界定及其影响因素上认识的差异。下面对相关理论进行大略的回顾，分析不同理论框架对企业性质的认识以及对企业成长决定性因素的归纳。
最初，斯密在枟国富论枠中对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描述就蕴含了企业成长的观点。尽管他并没有对企业性质进行严谨定义，但是他的观点可以概括为两点：其一，企业成长取决于内部劳动分工的精细程度；其二，劳动分工的精细程度受制于市场范围。这两个观点分别强调了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企业外部的市场范围；并且影响了后来的学者对企业成长的认识，分别形成了内生成长理论和外生成长理论。后来，随着实践中大量网络组织的涌现，网络化成长也开始成为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重点。因此，企业成长就包括内生成长理论、外生成长理论和网络化成长理论。下面分别进行论述。
1.内生成长理论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马歇尔（1920）提出了企业内部成长的观点。
他认为，劳动分工是企业成长的基础，它所带来的效率促进了企业成长；专业化分工也会带来分工之间的协调问题，但这种协调问题限制了企业成长。
因此，企业协调知识的积累和协调能力的提高必然会促进企业内部分工，从而促进企业成长（转引自黄洁，2006）。后来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将内涵丰富的内部成长观点进行了简化，将企业视为生产函数，将企业成长视为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忽略了背后对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和协调的观点。
Penrose（1959）研究了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企业黑箱，进一步深化了马歇尔关于劳动分工和协调的观点，从而提出资源基础理论。她认为，企业的本质是资源的集合；企业的成长取决于企业对内部资源所提供服务的利用；企业不是缺少资源，而是缺少利用资源的能力。这些观点构成了内生成长理论。Penrose所提出的基于内部资源利用的内生成长理论影响了后来的一系列研究。
根据Penrose基于资源的内生成长理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系列的研究开始逐步奠定了资源基础理论在战略管理理论中的主流地位。Nelson和Winter（1982）提出的演化经济学认为企业的本质是异质性的企业惯例，企业成长则表现为企业惯例异质性的增强，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租金获取能力的增强。Wernerfelt（1984）、Barney（1986、1991）、Amit和Shoemaker（1993）等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企业内部所拥有的稀缺的、有价值的、难以复制的资源，而企业的成长则表现为企业内部资源的积累；Prahalad和Hamel（1990）提出的核心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性质是企业的核心能力，企业的成长表现为企业核心能力的有效利用；Teece、Pisano和Shuen（1997）提出了动态能力理论，认为企业的性质是企业的能力，而企业的成长表现为企业根据环境而动态地调整自身的能力以及由此而获得的持续竞争优势；Kogut和Zander（1992、1996）、Spender（1996）提出了知识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集聚知识，而企业成长则表现为企业知识的不断积累与应用。
2.外生成长理论
根据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思想，贝恩及其跟随者构建了经典的SCP 范式，认为外部的市场结构决定了企业行为，进而决定了市场绩效。这一范式构成了后来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厂商理论的主要框架。从中可以看出，企业被简化为投入产出生产函数，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企业在生产规模上的决策存在差异。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企业成长取决于外部市场势力的增强，市场势力越大企业的规模也就越大。从战略管理的角度出发，波特延续了贝恩的SCP范式传统，提出了经典的五力模型，认为在一个产业中，企业相对于其他组织的市场势力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而企业成长的关键是选择一个好的产业位置。
同样，基于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的思想，斯蒂格勒（1976）把劳动分工分为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并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分析了企业内部分工和社会分工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企业是一系列不同操作活动的集合。
在产业新生期，市场范围狭小，分工还不足以从企业内部分化出来，因此，这个时期的企业大都是“全能”企业，分工主要表现为企业内部分工。随着产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各再生产环节的规模大到足以由独立企业组织生产时，企业便由内部分工转化为社会分工，各种专业化企业应运而生，承担各个再生产环节。在产业衰退期，随着市场和生产规模的缩小，各再生产环节只得重返企业内部，社会分工又转化为企业内部分工（转引自邬爱其、贾生华，2003）。
Coase（1937、1960）开创了交易成本经济学。他对企业性质的研究表明，企业的性质是企业家权威，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
当市场交易成本比较高时，利用企业家权威来协调交易将是更为经济的方法，所以企业是对市场交易的替代。当市场交易成本高于企业家协调成本时，企业家就开始成为资源匹配的协调力量。同样从替代的思路出发，张五常（1983）认为，企业的性质仍然是市场契约，只不过是比较特殊的劳动力市场契约，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力市场契约对产品市场契约的替代。
与斯蒂格勒对企业的认识类似，威廉姆森（1975、1985）从纵向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企业的性质，并提出了研究治理结构选择的经典问题：外购还是自我生产。他提出了区分交易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以及交易发生的频率。他认为交易特征决定了交易成本，进而决定了治理结构。一般来说，资源专用性越高，不确定性越高，交易频率越高，市场交易成本越大，企业治理就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从本质来看，交易成本经济学强调了外部的交易成本对企业成长的影响。
3.网络化成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网络化组织的涌现，企业网络开始成为促进企业成长的重要动力，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理论开始对网络进行深入分析，网络化成长随之成为企业成长理论的重要分支。本书将在下面进行详细论述。
4.小结
从斯密对劳动分工和市场范围关系的经典论述开始，后来的学者分别强调了企业成长的内生性和外生性。内生性成长理论强调了企业的内部分工及其有效管理对企业成长的作用，其代表观点是马歇尔（1925）提出的内部成长观点和Penrose（1959）提出的基于资源的内生性成长理论。外生性成长理论则延续了市场范围决定企业分工的论断，认为企业外部的因素决定了企业成长，其代表观点以Bain等提出的SCP范式、波特的五力模型、斯蒂格勒提出的产业生命周期理论、Coase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等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种网络化组织的涌现，网络化成长开始成为企业成长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1.2.2企业网络化成长
1.TCE和RBV的经典范式
网络最初来自社会学家对社会交换的研究。埃默森（Richard Emerson）通过网络这一概念将松散的社会结构形式化，并把研究的重点从行为者自身属性研究转移到行为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关系是行动者彼此交换资源的渠道，这种关系进一步形成了社会网络（特纳，2001）。借鉴社会网络的概念，以企业间关系代替社会关系，以企业代替个人，经济与管理学者建立起了企业网络的概念（黄洁，2006）。从理论发展来看，企业网络理论是交易成本经济学（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TCE）和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view，RBV）经典范式不断拓展的结果。
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理论是企业网络理论的两大基础。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理论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中“企业黑箱”的不满。科斯（1937、1960）的两篇经典文献奠定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他提出了交易成本的概念，认为市场交易并非是无摩擦的，而是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是通过企业家权威来代替市场交易以节省市场交易成本。基于科斯的研究，威廉姆森（1975、1985）提出了治理结构的概念，认为市场与科层制（企业）之间是一个连续的谱系。
总之，早期交易成本经济学研究的重点是位于这一谱系两极的市场和科层制，威廉姆森（1975）甚至认为位于两极之间的中间型组织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最终会演变到两极的稳定状态。
Penrose（1959）最早提出了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的本质是企业所拥有的资源，企业成长依赖于企业对自身资源束的利用。20世纪80年代，随着Wernerfelt（1984），Barney（1986、1991），Dierickx和Cool（1989），Prahalad和Hamel（1990），Teece、Pisano与Shuen（1997），Kogut和Zander（1992、1996）等一批经典文献的出现，资源基础理论开始成为企业理论和战略管理理论研究的主流。其中，Wernerfelt（1984）和Barney（1986、1991）提出的资源基础理论、Prahalad和Hamel（1990）提出的核心能力理论、Teece和Pisano与Shuen（1997）提出的动态能力框架以及Kogut和Zander（1992、1996）提出的知识基础理论完善了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框架。总之，资源基础理论的经典框架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自企业所拥有的稀缺的、不可模仿的内部资源／能力／知识（程兆谦、徐金发，2002）。
2.网络视角下TCE和RBV研究范式的突破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来临，技术更新速度的加快以及由此而带来的产业分工的精细化，企业需要应对越来越多的具有不同规律、来自不同地域的顾客需求。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产品生命周期的不断缩短，使得企业难以依赖自身力量来开发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服务以满足市场需求。这就产生了各种形式的跨越不同产业和企业的合资、合作、外包、技术许可等制度安排（Gualti，1995、1998）。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小企业、高科技新兴产业、区域产业集群得以迅速发展，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微观组织结构开始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Best，1990），以福特制为特征的大型层级制企业开始褪去不可一世的光环，企业网络开始成为促进企业成长的新兴方式（Nohria，1992）。
实践的转变相应的要求理论创新。于是，交易成本经济学和资源基础理论开始拓展自身的研究框架。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体系中原有的企业与市场的两分法开始受到质疑。Richardson（1972）认为，企业间合作是介于市场和科层制之间的稳定的中间型组织。阿尔奇安（1979）也指出，“一旦我们试图为科斯关于要解释某种形式的经济组织必须系统研究交易成本这一根本性见解增添实证内容时，我们就会发现他对企业内进行的交易和市场上进行的交易的区分常常过于简单化。许多长期合同关系模糊了市场与企业间的界限”。威廉姆森（1985）也对原有的认为中间型组织不稳定的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位于两极之间的中间型组织形式也可以稳定的、长期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