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邓小平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意见。他从我国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度，阐明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科学研究的关系。针对“四人帮”以哲学代替自然科学的教条主义和以生产斗争代替科学实验的实用主义，指出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在整顿全面展开和深入发展的关键时刻，邓小平一手抓了社会科学和思想理论，一手抓了科学技术。在领导力量安排上，他要胡乔木“分管学部”，派胡耀邦到中国科学院（胡耀邦于1975年7月18日就职，任中国科学院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组长为郭沫若），十分高明，非常得力。以至后来“四人帮”将这一配备谑称之为邓小平手上的一把“二胡”。
第五次 1975年7月18日
下午，胡乔木到邓小平处。邓小平告诉胡乔木：《论十大关系》整理稿毛主席已看过两次，做了批示。并告知毛主席的“批示”和“第二批示”。胡向邓报告了有关编辑《毛选》的一些设想：五卷编辑情况要写报告；六卷也要编出；及早翻译。此外，就有关工作问题谈了以下各点：
一、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经中组部批准的“学部”的人事安排和临时领导小组成员分工情况。
二、胡乔木带了三四月间的一些关于反经验主义的报刊材料给邓小平。邓说：这算什么，有些文章还指着我的鼻子骂！
三、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熊复向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干部了解情况遇到的困难，说明政研室收集文化、教育等方面双百方针执行情况需要组织。
四、胡乔木向邓小平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关于电影《创业》受压制的情况和人们的议论，认为文化部对这部影片的处理很不对，过严过死，所以新片子少。这样领导文艺，很难达到创作繁荣、百花齐放的目的。邓表示同意。
说明
7月9日邓小平同政研室负责人阅读、讨论胡乔木接手重新整理的毛泽东文稿《论十大关系》以后，胡乔木于7月12日写就《关于〈论十大关系〉整理稿的几点简单说明》，指出：“这个整理稿是根据主席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和1956年5月在最高国务会议讲话两个记录稿综合整理的。”说明中列举了整理稿中一些内容和文字上的修改之处。7月13日，邓小平将胡乔木主持重新整理的《论十大关系》送毛泽东审阅，附送了胡乔木写的“几点简单说明”。邓小平在送审报告中说：“《论十大关系》稿，已整理好，我看整理得比较成功”，“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并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当天，毛泽东圈阅同意。随后又批示：“可以印发政治局同志阅。暂时不要公开，可以印发全党讨论，不登报，将来出选集再公开。”7月19日，邓小平批示：“政治局仍定于下礼拜二（廿二日）读这篇。乔木、李鑫两同志参加。7月22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读《论十大关系》，胡乔木、李鑫列席。江青等认为稿子整理得还不大够，提出一些枝节问题。邓小平回答：主席已看过两次，有什么问题，待最后付印时再请示。”当晚十二时，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十大关系》报告，刚才在政治局会议上读了，大家没有修改意见，会上当场拟了一个通知，现送上，请批示。”7月23日，中共中央的这个通知即发出。通知指出：毛主席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报告，经过重新整理，主席已经同意，并决定印发全党讨论。主席的这个报告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全党应作为当前理论学习的重要文件之一。望各级党委注意指导这一文件的学习和讨论。毛泽东逝世后的第一个诞辰日，1976年12月26日，《论十大关系》在《人民日报》发表。
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的《论十大关系》很满意。1977年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邓小平说：《论十大关系》这篇是谁整理好的？是乔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几稿才搞出。在这以前搞了好几遍都不行。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后的文字，理论、逻辑很严密，成了一篇理论文章，哲学文章。
邓小平对学部工作抓得很紧。在6月29日第三次谈话之后，他就要中组部提出学部负责人人选，并要一位副总理召集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和原代管学部的教育部作正式通知。7月9日读毛泽东文稿时，胡乔木即告邓小平，已经向中组部提出，学部由林修德、刘仰娇、宋一平三人组成临时领导小组，经国务院系统通知。7月11日，政研室负责人开会谈了学部工作，确定胡绳联系学部。会后向邓小平写了简要报告。邓批请李（先念）办。7月17日，胡乔木即召集这三位学部新领导开会。由教育部李琦介绍情况，胡乔木谈了工作方针与三人分工，要他们开始工作，对他们说：“不能再走老路，但对老路要有分析。”会上还确定准备把下去的业务人员调回来。所以，7月18日谈话一开始，胡乔木即将学部组织已经落实，工作已经开始的情况向邓小平汇报。
胡乔木向邓小平谈电影《创业》的情况和看法，主要依据是贺捷生（贺龙之女）给他送的一份材料。贺捷生当时在革命博物馆工作，离胡乔木家南长街123号很近，常去胡乔木家。她得知7月初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对文艺创作中“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的现象深为不满，批评“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又了解到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要了解文艺工作中不执行“双百”方针的情况，遂邀约几位作家、诗人商量怎样反映情况。他们认为江青等人指责电影《创业》“在政治上、艺术上有严重问题”予以扼杀最为典型，能够击中要害，成为打破其文化专制主义的突破口。于是整理一份材料，将《创业》如何备受群众欢迎，江青等人又怎样竭力压制，详尽写出，送交胡乔木。胡乔木在这次谈话时把这份材料的主要内容向邓小平谈了，得到邓小平的认同。
胡乔木认为贺捷生他们写的材料虽反映了情况，但还不适于上送。所以，在这次向邓小平汇报之前几天，胡乔木已对贺捷生表示，希望她找《创业》编剧张天民上书；在这次谈话之后，胡乔木又请熊复找诗人李季写信。他说，李季同志从延安时候起就有声名，那时毛主席就知道他了，现在又因受压制离开了文艺界，到了石油战线，他写这封信是最恰当的人选（后因李季患病住院，李又没有参与《创业》创作，胡乔木对王子野代为起草的信稿又不满意，故此信未写成）。
就在7月18日胡乔木和邓小平谈话的这一天，张天民分别给毛泽东和邓小平写的内容相同的两封信已经写好。张天民信中叙述了电影《创业》创作与公映的经过，对文化部核心组批判《创业》的“十条意见”提出不同看法，并“建议应该重新上映”。7月22日，贺捷生把张天民写的致邓小平的一封信交给了胡乔木，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交给了王海容。胡乔木很快把信转给了邓小平。邓小平又及时交毛泽东。7月25日，毛泽东在张天民给邓小平的那封信上写下了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详见7月26日第七次谈话）。
第六次 1975年7月23日
下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因看望一位老同志，顺便到了中南海西四院。胡乔木向邓小平谈了关于《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编辑工作的一些打算。又谈了调干部的问题。邓小平说：干部主要看是不是顶用，不要怕人家有意见。
说明
“顶用”是邓小平选拔干部的一条主要标准。在这次谈话十天后，8月3日，邓小平在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班子问题一定要抓紧解决，要找一些能够办事、敢于办事的同志来负责。”“要选有能力的人，选到了要好好培养。”
第七次 1975年7月26日
邓小平同政研室七位负责人一起第二次读《毛泽东选集》的选篇（《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正在读的时候，邓小平接到了毛泽东7月25日对张天民给邓小平信所作的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此信增发文化部和来信人所在单位。”他当场就向政研室的负责人宣读了一遍。读后说：文化部处理问题太粗暴，连《创业》这样好的影片也不许放映，还有什么百花齐放？
胡乔木讲了《创业》作者写这封信的情况，说文化部的十条意见绝大多数站不住。胡乔木还批评拿“三突出”原则作为一切创作的标准，就不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文化部长期不提百花齐放，评论文章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四句话只说三句，把百花齐放砍掉了。
胡乔木要邓力群把有关电影《海霞》的争论给邓小平讲一下。邓力群刚在前一天（7月25日）将该片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联名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交胡乔木请邓小平转送。他简要介绍情况后说，有了《创业》的批示，关于《海霞》的争论就解决了。
邓力群又讲了一下关于“三突出”的问题，说：一些报刊文艺评论文章把它说成是适用于一切艺术形式的原则，对“三突出”有绝对化的倾向，我不同意。邓小平说：是啊！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还需要有讽刺文学。人民代表大会每次都有侯宝林当代表，而且主席每次开会都要问一问有没有侯宝林。
说明
在1975年7月14日，即《创业》编剧张天民给毛泽东写信前四天，毛泽东就文艺问题又一次谈话，对“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的状况不满，指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使文艺“一两年之内逐步活跃起来”。所以，《创业》作者7月18日的信，写得正是时候。
毛泽东在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中写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所以，毛泽东支持《创业》作者、批评“四人帮”的这篇批示，在文艺界传播得特别迅速。长期受压制、打击的文艺工作者奔走相告，热烈拥护。在批示精神的鼓舞下，对文化部头头们也有公开揭发、批判的。“四人帮”及其在文化部的爪牙则既怕又恨。江青后来叫嚷，张天民告了她的“刁状”，毛泽东的批示是“抄了文化部的家”。
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对《创业》作出批示之后，在人们心目中，向毛泽东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最为简捷而灵验的方式。政研室负责人在转送《创业》作者的信以后，又陆续经邓小平向毛泽东送了若干材料。主要有：
电影《海霞》编剧谢铁骊、导演兼摄影钱江7月25日给毛泽东的信，申诉受到压制，要求影片《海霞》通过发行。毛泽东7月29日批示：“印发政治局各同志。”
中央音乐学院青年教师李春光1975年8月8日贴出的学习毛泽东关于《创业》批示，尖锐批评文化部的大字报。毛泽东批示：“此件有用，暂存你处。”（按：你，指邓小平）。
萧劲光（海军司令员）8月20日写给邓小平的信，揭发上海报刊发表《刁小三的逻辑》、《八路军的“样子”》攻击军委扩大会议。
中华书局干部周妙中9月3日给邓小平的信，对发挥知识分子作用和社会科学研究、出版工作、图书馆工作等提出一系列建议。邓小平写了处理意见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
《化石》杂志编辑张锋给毛泽东的信，反映办刊困难和科学院的一些情况，毛泽东9月6日给来信加了标题：“一封诉苦的信”，批示：“印发在京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
冼星海夫人钱韵玲9月27日给毛主席的信，要求举办纪念冼星海逝世30周年、聂耳逝世40周年音乐会。毛泽东10月3日批示：“印发在京中央各同志。”10月下旬，政研室负责人又转交李德伦给邓颖超的信，邀请她听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