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以来，中产阶级的迅速崛起一度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然而这种趋势近些年来却发生了逆转。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全球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趋势。
特别是自金融危机以来，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及沉重的债务负担使全球中产阶级正在面临坍塌的危机，橄榄形社会有向“M形社会”演变的趋势。所谓的“M形社会”指的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强者恒强，随着资源重新分配，中产阶级因失去竞争力，而沦落到中下阶层，整个社会的财富分配，在中间这块，忽然有了很大的缺口，跟“M”的字形一样，整个世界分成了三块，左边的穷人变多，右边的富人也变多，但是中间就忽然陷下去形成了坍塌。经济增长的收益流向了富人阶层尤其是富人中的巨富阶层，西方国家都出现了“集体向下沉沦”。
以美国为例，战后，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及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美国社会结构演变主要体现在蓝领工人数量锐减，而白领阶层不断扩大。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中产阶级面临两个方面的严峻挑战。
一是收入增长放缓，到90年代后期出现停滞甚至实际收入水平的下降。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显示，自1979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收入的中数增长了13%，也就是说中等收入人群的收入增加了。但扣除通胀因素，实际可支配收入反而下降了。
二是中产阶级内部出现明显分化，一部分上升为高收入者（主要是通过企业股票期权等资本收益），更多的中产家庭生活日益窘迫。根据纽约州立大学的研究，自1979年以来，美国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加剧，1%人口占有了80%的新增收入。另一最新研究表明，从1999年至2004年间，90%的美国家庭通胀调整后的收入只增长了2%。而10%的最富有的家庭收入却增长了近57%。
不断上升的经济压力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家庭靠负债维持超出其支付能力的生活水平，而80年代以来华尔街不断翻新的金融产品也刺激美国中产阶级选择了高负债、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从1983年到2004年，美国中产阶级的负债/收入比率从0.45上升到1.19。可以说，过去二三十年来美国经济的景气，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产阶级靠信贷支撑的过度消费基础之上。而此次以次贷泡沫破裂为标志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与美国中产阶级的这种消费模式有着直接关系。
此次经济危机给中产阶级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累计失业人数超过800万人，多达200万美国家庭由于无力支付房贷而失去住房。此外，中产阶级面临的困境除了来自经济衰退因素以外，还与联邦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公共服务投入减少有关。自1970年以来，虽然美国中产阶级花在衣服、食物、生活用品和供车上的费用有所减小，但在教育、医疗、住房和税收费用的增长大幅增加。特别是子女抚养和教育费用成倍增长。近30年以来，美国的大学教育费用增加了43.5%，是中等收入者收入增长的3倍，而自2000年以来，普通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学费和其他费用上涨了7.6%。2/3的大学学生需要通过贷款完成学业，学生贷款中值为1.93万美元。39%的35岁以下的欠款人需要至少十年才能还清贷款，1/4因为欠债而推迟看病，14%的人为此推迟结婚。
经济学家普遍担心，失去中产阶级的消费动力，美国经济复苏将遥遥无期。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把希望寄托在中产阶级出身的奥巴马总统。而奥巴马政府在应对经济危机的同时也着手“拯救中产阶级行动”。2009年2月奥巴马政府组建了由副总统拜登领导的专门机构“中产阶级劳工家庭特别小组”，研究为美国中产阶级特别是下中阶层提供支持。2010年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提出将他的经济政策重点转向创造就业、改善社会福利，以帮助陷入困境的美国中产阶级。其政策能否实施并取得成效还需要关注。
而美国的情况同样在欧洲上演。近些年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收入两级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及社会发展不平衡性的增强，德国中产阶级规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萎缩趋势，2006年以收入水平衡量的德国中产阶级群体所占比重已由2000年的62%下降至54%。
法国由于在过去三四十年内法国中产阶层收入上涨速度落后于住房、水电、燃油等物价上涨速度，导致目前中产阶层每月身负的“强制性开支”比重提高，进而使得他们可自由支配资金比重下降，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
“强制性开支”包括每月偿还贷款、各种税收、保险、房租、水电、煤气等无法缩减的开支。调查结果显示，1979年“强制性开支”平均占法国下层中产阶层月支出的21%，但2009年时这一比例上升至38%。对于上层中产阶层而言，“强制性开支”比例也在这段时间内从20%上升到32%。
自金融危机以来，居高不下的失业率，持续缩水的家庭资产，一路攀升的负债表使西方国家的消费总需求急速下跌，家庭资产的去杠杆化严重影响到欧美等国的负债型消费模式。中产阶层群体的频频告急，让各国政府意识到，这一阶层的危机可能导致经济复苏后继乏力，受到经济长期低迷的威胁。没有了中产阶级全球经济之路会走向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