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玑其人
去年下半年，“西安发现《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的消息，被国内多家新闻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一个热点。学术界考辨其真伪的文章也屡见报端。12月21日《文汇读书周报》在显著位置摘发《中国文物报》记者采访几位著名专家、学者的报道，指出“所谓《孙武兵法》八十二篇纯系近人伪造的低劣赝品”，呼吁有关部门彻底澄清事实真相。相信这段公案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当此真相未明之际，笔者迫切想要告诉读者的是，那位不幸——或者也可以说是“有幸”——被牵入这段公案的“晋陕名人”张瑞玑先生其人其事。
鼓楼遗靴
1908年初春，在陕西韩城当了近两年知县的张瑞玑，奉调将到兴平。正束装待发，听见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从外面进来十几个认识和不认识的乡民。为首的那位胸前捧着一双崭新的靴子。
张瑞玑两只大眼睛疑惑地看着他们。
捧靴子的那位说，乡民们感戴“张大老爷”两年来的恩德，专门赶制了这双新靴，务请“张大老爷”临走前穿上，把换下的旧靴留给他们作个纪念。张瑞玑拗不过眼前这些憨直忠恳的乡民，但他到底也不明白，乡民们将怎样搁存他这双旧靴子。
到兴平不久，张瑞玑就听人说，他那双旧靴子已被陈列在韩城中心的鼓楼上，供人瞻仰，靴上标有“知县张瑞玑之遗靴”的字样。
这一年，张瑞玑三十六岁。
关于这段佳话，现存张瑞玑几百篇诗文中只字未提。但据其外孙王作霦先生的记述，80年代中期，他拜访过考古文物专家、陕西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贺梓诚先生，了解先外祖张瑞玑的生平事迹。贺老先生年近八十，韩城人，少年时他曾亲眼见过陈列在城中鼓楼上的张瑞玑“遗靴”。
王作霦先生把韩城乡民这种情感化的纪念方式归结为传统的“怀念清官”，当然是对的。但笔者认为这远远不够。是的，张瑞玑以进士出身宦秦十年，先后在韩城、兴平、长安、临潼、咸宁五县当过知县，“奔忙酬应汗如雨”，清廉之名彰三秦，《兴平县志》称他“天才卓越，双目炯炯，豪于文，廉于吏，不避权贵，敢作敢为”，确是的评。然而，我们应该记得，张瑞玑生活于“清末及民国初期”，其时天下风气大开，新思潮接踵而至，新观念不胫而走。张瑞玑长梁启超一岁，虽不像梁氏那样笔底风雷，声震天下，但从其遗存的诗文中彰显的性格魅力和人生走向看，这位“披我两千余年旧历史，一读一哭泪滂滂”的张老衡先生，实在不愧是一位得风气之先，以启发民智、唤醒睡国为己任且躬身力行的前驱，绝不同于那些一味在俸禄中因循承命的官吏。
如此，则那双陈列于韩城鼓楼上的“知县张瑞玑之遗靴”，就不是“怀念清官”四字可以了断的了。
张瑞玑（1872—1928），字衡玉，号窟野人，晚年人皆以老衡称之，山西赵城（现洪洞县赵城镇）人。祖上“业儒，而穷者数世矣”。其父张灿六先生“以老宿讲授乡里，资修脯养家”。张瑞玑十七岁丧父，在他人生道路的起点上产生重要影响的有两个人。
一位是“井臼亲操，内治井然”的母亲。张瑞玑少时天才卓异，二十二岁即轻取秋闱，中了举人。榜发后回到家里，自得之情溢于言表。这本来也是常情，不想却被端淑温厉的母亲浇了一头冷水：“汝祖及父以笃学能文，落拓终身。今不学而幸获，吾为汝愧死矣。”说完，母亲哭了起来，一旁侍立的张瑞玑“亦惭泣不已”（《先妣王太夫人墓志铭》）。
另一位是他的异母兄张瑞璜（字渭玉）。《先兄张渭玉墓志铭》写道：“瑞玑于学问稍窥门径自兄始也。”父亲亡故后，这位比张瑞玑大二十岁的长兄“终日危坐”，以一肩之力承担着家中万事之艰。他不光是张瑞玑学问上的引路人，更是其人生道路上的护持者：“玑年十八，放纵疏狂。才无绳墨，口有雌黄。兄为裁抑，纳之轨道，如调飞驹，如笼飞鹞。”这些记述大体可以使我们看到张瑞玑青少年时期的面影。
1903年，三十一岁的张瑞玑中进士，从此开始了他“宦秦十年”的生涯。
研究近代文化史的学者认为，甲午之后，风雷激荡，风气大开。这种局面同学堂、学会、报纸这三种传播媒介的出现关系极大。张瑞玑曾经受惠于这些传播媒介，深知它们是启蒙的利器。因此在陕近十年，知县张瑞玑于断案决狱之外，对兴办新型学堂、学会和报纸，始终倾注极大的热情，而且在其职权范围内不遗余力而为之。
兴办新型学堂。1906年春天，张瑞玑出任韩城县令。到任后，“日以振兴学堂为急务”。因为在他看来，当时的学堂“有不得不急为变通者，有不得不力为推广者”。所谓“变通”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变通”旧日学堂的建筑。张瑞玑用半年时间，将前任王知县草创的高等小学堂，从狭隘不堪、连操场也没有的地方，迁到县署东边的龙门书院。并修筑了操场、内操室、游息所、农桑实习场。次则“变通”学堂的经费管理章程，使学堂购置书籍、图器以及岁修杂费等所需款项，都能按时足额到位，“不至告绌”。第三是“变通”教授管理章程，使监学者各专其责，教员们各分门类，做到科学不紊，钟点无差。所谓“推广”，则是针对“唯初等小学堂，乡镇寥寥无几”的现状，在各乡镇建立初等小学堂，也就是搞普及教育。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瑞玑为了解决各乡镇小学堂的师资问题，还在县城高等小学堂内附设了一处师范传习所，分常年传习和暂时传习两个班。常年传习班类似现在的正规师范，旨在“造就各乡师资”。暂时传习班一星期听一次课，类似现在的在职教师培训班或教师进修学校，主要对各乡村已有的教员、私塾教师进行培训。高等小学堂内还附设了一所初等小学堂，“使各师范生轮班讲授，以资实验”。不知道这个师范传习所是不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县级师范，但至少可以说，它是20世纪初我国最早的一批县级师范中办得颇有声色的一个。
接着，张瑞玑又亲自编纂了一册图文并茂，旨在“欣愉儿童之心志，开凿儿童之聪明”的《韩城乡土志》，用以解决初等小学前两年的地理格致教科书，因为这一类书都是乡土教材，不能外购。张瑞玑在《韩城乡土志》序中写道：“嗟乎！文与学，本一事也。自实学不讲，而文成为虚物矣。处此实学竞争之世界，苟能率天下之子弟，而祛其孤陋华靡之习，则他日切实有用之学，皆发为颠扑不破之文，未始非保全国粹之道也。”这里，张瑞玑流露出来的，是当时乃至后来地方官吏中罕见的、弥足珍贵的一种文化情怀。
对张瑞玑的识见和作为，陕西布政使樊增祥（湖北恩施人，近代文学家，字嘉父，号云门，一号樊山）很快就发现了，并大加赞赏。
这位藩司在张瑞玑关于上述事情的禀文上作了如下批示：“学堂之事，可与知者道，难与俗吏言，同寅中孰学孰不学，兴办学堂某能办、某不能办，本司皆默识之。……韩城有此官师，学堂风气何患不蒸蒸日上？应一切照准立案，禀、批一并登报，以资各县矜式。”此后樊与张结为忘年交。辛亥后在北京，二人常诗酒携游，张瑞玑《上巳日樊山实甫瘿公招什刹海修禊分韵得紫字》赞樊增祥云：“樊山老人鲁灵光，主盟骚坛执牛耳。”
办新型报纸和成立学会。在韩城时，张瑞玑创办了当时陕西第一份州县级的报纸《龙门报》。他自己也说：“韩城之有《龙门报》，玑实倡之。”但此报经营初定，张瑞玑就调往兴平。他走后，《龙门报》“浅说改为文言，体例倒置，文字芜杂，其报虽存，而其名若有若无，无复有一人道及者。”到兴平后，张瑞玑又办起了《兴平报》，十天一张。不久他又调任长安。为了不使《兴平报》像《龙门报》那样“人走报废”，张瑞玑将报社移至西安，改为《兴平星期报》，一周出一张。1911年在咸宁任上，张瑞玑又和友人郭希仁成立了学术团体“暾社”，并出版《暾社学报》。《暾社学报》第一期刊登了张瑞玑传颂一时的名文《暾社记》：
呜呼！中国睡国也。汉宋以后学说不昌，漫漫长夜七百余年。近者哲学代兴，东西蔚起，顾欧美日午，而震旦未明；瀛海朝烘，而支那方夜。举四万万国民酣睡，鼾呼于黑暗学界之中而不能遽醒。……以天时言，中国之后当明；以人事言，中国之睡当醒矣。郭君希仁集秦诸君子研究学理，将刊布学说以提倡一时，余为名其社曰：暾社。呜呼！月将落，鸡将唱，此其时也。吾为呼四万万之睡民，而大声告之曰：朝暾出矣！
笔者手头现有的资料，无法确定这篇《暾社记》的具体写作年月，但可以肯定，它和那一声戛然终谢了末代王朝史的枪声贴得很近，很紧！
张瑞玑不光亲自办报，还资助革命党人办报。据景梅九早年所撰《罪案》记述，1911年初，他在北京创办《国风日报》，开办费三百元不几天就花完了，第二月便维持不下去。于是先向京中诸友借款，然后又向外省去讨，“凡有和我交识的，没一个躲得过去。近而陕西作知县的张老衡，远而云南作讲武堂堂长的李协和，都打到了，幸不脱空。”李协和即李烈钧，张老衡当然就是张瑞玑了。
据景梅九嫡孙景克宁与他人合著的《景梅九评传》介绍，1908年冬，景梅九与李岐山（剧作家、翻译家李健吾之父）赴陕西，“时长安知县张衡玉倾向革命，景梅九与张衡玉及其他当地官绅交往，运动革命。”又，1937年出版的杨家骆《民国名人图鉴》：“同盟会成立，衡玉亦慨然与焉。不计其为官也。”可知远在辛亥革命前，身为知县的张瑞玑就与革命党人成为朋友和同志了。
铁肩妙手
武昌首义的枪声未落，陕西民军即起而响应。
起义那天，正在咸宁任上的张瑞玑赴谘议局参加大会，会后乘轿返回，路遇起义民军。民军见是官轿，吵吵嚷嚷挡住去路。张瑞玑在轿内高喊：“我是张瑞玑！”民军听了都说：“他是好官。”随后张瑞玑下了轿，将官帽摘下，掷得很远。手起帽飞，民军欢呼，张瑞玑也朗声大笑。当时，陕西同各省一样，民军痛恨清廷官吏，自巡抚以下被杀者很多，独咸宁县署赖有张瑞玑的清誉庇护，平安无事。
这年冬天，张瑞玑结束了“宦秦十年”的生涯，在陕西民军护送下，携家眷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东渡黄河，回到赵城。
不料到家后，“装未卸而城已封。纷纷传言，谓娘子关失守，太原兵溃，四境惶惶，人心不靖。瑞玑焦愤成疾，卧床累月。”从病床上起来后，张瑞玑便一脚踏进了生命华章中光彩照人、可圈可点的一段。
从我们洪洞、赵城一带流传的情形来看，人们至今津津乐道、敬佩不已的是，张瑞玑面对镇压山西革命军的卢永祥之流的虎狼行径，表现出卓异的才气和铁骨铮铮的大丈夫气概。简单说来是这么回事：
山西民军在太原起义后，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令第三镇统制曹锟、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当卢永祥的部队打到赵城时，从陕西还家的张瑞玑已“卧床累月”，他和兄弟们奉母避入汾河之西的罗云山。不到两天工夫，城内及周围各村不分贫富贵贱，一律被抢。“冰雹猛雨，无此遍及。”张瑞玑愤慨之极，醵资铸卢永祥跪状铁像，置于城门之侧，让过往行人唾骂踩踏。铁像左肩镌“第五混成协协统”，右肩镌“山东著名之盗贼”，腹部镌“卢贼永祥”，背上镌四言二十八句的《铁像铭》。又作《卢永祥铁像歌》一首，七言二十八句。尽管这样，还是压不住心头之火，张瑞玑又写了篇《致第五混成协协统卢永祥书》。铭、歌、书加起来不过八百余字，字字句句都是投枪。限于篇幅，各取一斑：
铭：“山东巨盗，袁氏走狗；贪货好色，亡赖游手。”“未烧贼脐，未枭贼头；铸像道旁，万古同仇。镌字在背，不磨不灭；唾骂千秋，冤战顽铁。”
歌：“面目狰狞额文横，胸腹高凸起双峤。唇齿翻抵鼻掀天，双膝屈曲两肩峭。谱牒远溯蓝面鬼，鼻祖耳孙真酷肖。”
书：“足下为满清奴，为袁氏仆，受唆噬人，其本分也，固不足怪。独怪中国何不幸而有鲁直豫三省，三省又何不幸而生足下及一班盗贼也。……足下及三省之士，孰非我黄帝神农之子孙乎？瑞玑羞愧死矣！”
这三篇脍炙人口的诗文乃正义之声，当时即不胫而走，广为传颂。后来卢永祥托人给张瑞玑说情，求他把铁像搬走，张坚辞不允，对来人说：“非念既往，乃儆来者！”卢永祥无奈，只好派人在一天深夜把铁像捣毁。铁像可毁，洪洞、赵城人民的嘴却封不住。十多年前，我读中学时听历史老师讲，三、四十年代，我们那里一些学校和诗书之家，还把这三篇诗文作为给子弟开蒙的教材呢。
时局变化很快，不久南北议和事成，张瑞玑应邀赴太原，任山西省财政司司长。1913年春，国会在京成立，张瑞玑以国民党党员身份被选为国会参议员，来到北京。3月，袁世凯派人暗杀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继而以军事优势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并企图解散国民党占优势的旧国会，为他当皇帝扫除障碍。
这年农历六月，长兄张瑞璜病逝。张瑞玑旋里奔丧，返京后，得知国民党中一些意志薄弱者慑于袁世凯的淫威，已自行退党，有人造谣张瑞玑也脱离了国民党。张瑞玑遂在《顺天时报》刊登了下面的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