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反腐小说的套路，在反腐败斗争到了功败垂成的紧要关头，需靠省委书记这一关键人物的表态来扫除魔障，其作用有如《西游记》中法力无边的如来佛，别看平常不露形踪，却是在连孙悟空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要依凭的一大法宝，有镇魔降妖、乾坤再造之神效。在《权力场》中，这种模式也遭到挑战。通过姬厚生的有限视角，读者无法看清那个权柄在握的神秘人物的庐山真面目，但可以肯定，他不是反腐斗争可以放心依赖和膜拜的一尊佛龛。华光集团的腐败问题，涉案背景复杂，牵扯到某些高层人物和一个既得利益网；一旦触及此案，便危机四伏。要想秉公办案，又谈何容易！《权力场》的结尾，华光集团腐败案的追查因姬厚生的倒台而搁浅了。靠行贿送礼、买官卖官而春风得意的腐败分子张谦之，却从原地委书记的位置上摇身一变，成了分管政法的省纪委书记。作家通过《权力场》，揭示了反腐败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要想取得根本性的胜利，看来还有待于时日，盲目乐观不得。
其次，小说通过姬厚生这个人物，表现了官宦生涯对人心理、人格的强有力的扭曲和腐蚀。
姬厚生大学毕业后回到乡里。在权力的诱惑下，经历了理智与情感的冲突后，他决定娶当时的县委副书记之女为妻，以爱情作代价为日后的官场升迁换得了一块起步的基石。靠着个人才干和岳父的背景关系，姬厚生的仕途可算一帆风顺。周围的人际关系也随着自己地位的一次次改变而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使他体验到一种驾驭和征服的快意和满足，对脚下这片土地负有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变得日益强烈起来。
就任华光县委书记，使姬厚生终于具备了放手干一番事业的基本条件。任职的五年中，他务实进取、大胆开拓，不仅使华光一跃成为全国闻名的改革县，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使自己的名字连同他创造的改革经验频频见报，格外引人注目。小说写此时的姬厚生，由于可以放开手脚施展自己的能力和才华，在纵横捭阖的斗争中已变得超常地成熟：“当许多新闻界的人士见到他时，一听说他还不到四十岁，都惊愕地瞪大了眼。一双犀利的似乎能洞穿一切的眼睛，一张被朔风吹得黑红的刚毅的面庞，使见到他的所有人都不自觉地要迟疑片刻。这时的姬厚生，早已不是大学毕业时的那个毛手毛脚的小伙子，不是刚担任县委书记时的谦和模样，甚至也不是此后多少年越来越温驯而难以捉摸的政坛人物，而仿佛是一只成熟的猛虎，一个充满决断、不容置疑的铁腕人物……”
可是即使为官一方，也不可太过得意和自信。因为官场上充满了机会，也遍布着凶险。在官场中跋涉，必须熟谙其中的游戏规则，特别是要懂得怎样与那些往往掌握着你前途和命运的人打交道，擅长揣摸他们的心理，处处小心谨慎。但在为人处事方面，姬厚生还远非一个老谋深算的政客。他的自信和果断是在他无意间“得罪”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地委书记杨旭后开始动摇的。在局外人看来，事情的起因是微不足道的：一位副总理事前未打招呼就突然到华光视察，在匆忙的接待中，姬厚生一时来不及向远在省城的杨旭汇报；过后他又疏于省察，在接着召开的一个重要会议上，没有随声附和杨旭发展当地农副产品加工业的一个不切实际的决定，并从地区的实际出发，提了点不同看法，使本来心中不快的杨旭终于恼羞成怒。杨旭的反目，使姬厚生的从政生涯就此开始节外生枝，充满了难以预料的变数。
自当上了雅安地委常务副书记后，姬厚生与杨旭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和微妙。两年多的尴尬副职角色让他真正品尝到了什么是受制于人、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滋味。权力场上的较量和挫折慢慢养成了姬厚生圆滑世故的官吏心态，他也渐渐总结出一套“不惹事、不生事、不办事”的处世方法。有空就借口下基层检查工作，以喝酒玩牌打发赋闲而无聊的日子，却很少再暴露内心真实的想法。与过去那个奋发有为的青年改革家相比已是判若两人了。调到省城任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后，他的意志更加消沉。现实告诉他，工作是否顺心，能否获得升迁，并不完全靠个人才干，与自己的顶头上司和高层领导的关系如何才是至关重要的。想在权力场上混，就需要上面有人赏识和提拔，否则就会被淘汰出局，这是严酷的现实问题。所以精通人情世故是官场跋涉者必不可少的心理素质，必须想法适应。在陌生的环境中，他学会了“像春蚕那样用厚厚的茧把自己包起来，学会了像蜗牛那样把自己最脆弱的身体藏起来，而不时用一双柔软的触角进行侦察和试探”，并开始像蜘蛛那样经营自己的网，耐心等待时机的到来。权衡再三后，他将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押在省委副书记褚渊一人身上，并不惜出面“摆平”了一件涉及副书记公子的经济案子。姬厚生最后的倒台，只能说明他处世还不够圆通练达，不会为自己广结善缘，预留后路，个人操守的清白与否倒在其次了。这方面，他就远不如那个卑鄙猥琐却官运亨通的张谦之会来事儿。
姬厚生的悲剧并非仅限于政坛失意，毋宁说，小说揭示的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悲剧，刻画了一个身处迈向市场经济的急剧的社会变动中、却依然饱受传统伦理观和人文理想困扰的官场人物形象。面对纷纭变幻的现实，这个人物的内心始终是迷惘的，时常要陷于无解的矛盾和无奈的痛苦之中：知道钱的好处，却对钱和有钱人抱一种本能的敌意；虽身居省城多年，却很少涉足各种权贵出入的娱乐消费场所；不乏性的冲动，却难以纵情于声色之间。尽管他在权力角逐中最终败北了，却和小说中出现的其他政客有所区别。姬厚生的遗憾，是在已抵达权力的顶峰、自以为能甩开以前纠缠不清的关系，做几件值得人称道的没有愧憾的事时，在毫无防范之下突然沦为了残酷的政治斗争的失败者。
姬厚生的精神悲剧中还蕴涵着这样一个悖论：在如今的现实中，手中是否掌握了一定的权力是反腐败斗争能否奏效的一个必要条件；而为人正直、作风廉洁正派和道德方面的自律却并不一定有助于一个官员在权力场的角逐中脱颖而出。事情往往相反：当一个官员好不容易跻身于权力的上层时，他在品行上早已不是什么清白无瑕之人了。不付出道德堕落的代价，就难以顺利地沿权力的阶梯向上攀登，如果已成为官场中人必须恪守的游戏规则，我们真不知是应该欣喜呢还是应该悲哀？当一个体制不能有效地制约、而实际上却鼓励着靠降低或出卖人格来求得官场升迁的种种卑劣行为时，官场上的腐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中的道理不必多言。为了不给权力场中人的堕落及其行为的龌龊创造条件，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目前权力过于集中而弊端极大的干部任用制度。正是这种制度客观上使一个官员的职务任免去留越来越多地取决于有权决定他命运的上层领导者个人的好恶，而不是他本人的能力、政绩如何和民心的向背。
《权力场》中，没有出现我们熟悉的正面人物形象。但不等于说作品在倾向性上就是消极的。尽管善的力量一时还未找到自己的理想代表人物和实现社会正义的现实途径，但它作为一种涌动着的社会潜流和体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是被赋予了殷切的期望。在小说快要结束时，姬厚生原来的秘书胡玉山对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不论您还是他们的做法，我都不赞成。所有那一切，都过时了，必须以一种凤凰涅槃的精神，革新这一切，创造全新的机制！现在您虽然下来了，但总有一天，他们……也必然要下来，而且可能更惨。而新的世纪，必将创造出新的政治和新的文化。”这是作家为这部多少让人感到有些压抑的反腐小说抹上的一笔亮色，也是小说的点睛之笔。
二
说到官宦生涯对人心理、人格的强有力的扭曲和腐蚀，不能不谈及小说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杨旭。这个人物在姬厚生的宦海沉浮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权力场上，他对姬厚生有着知遇之恩，后者也是在他的影响和支持下一步步走向成熟的；唯其如此，后来在报复姬厚生时杨旭所采用的手段的阴险卑鄙就更令人惊讶。
因为早在农村改革之前，还是农村工作组组长的杨旭就对极“左”路线有看法。在作家笔下，这个人性格和善，为人正直，“虽说是来整顿村组织的，杨旭却在村里一年都没开过一次批斗会。每天晚上，杨旭就拿出一摞摞的大厚书，不住地看，又不住地叹气”，还把这些书推荐给姬厚生看，耐心地启发他：要想改变家乡的贫穷面貌，就要摒弃阶级斗争那一套，抓生产，靠科技致富。杨旭对姬厚生用捉奸的方法整治村支书的做法十分失望和不满，说让人觉得“可怕”。从这些描写看，杨旭对搞阴谋整人的“文革”遗风是深恶痛绝的。
80年代初，时任地委副书记的杨旭大力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个大刀阔斧、魄力十足的改革者。做了地委书记后，杨旭又创下了大批任用大学毕业生为处级干部的“奇迹”：“不用找关系，不用送礼，只要你年轻，又是大学毕业，只要组织部拉出档案，保不齐哪天就接到通知，你已经被任命为某某局的局长副局长了。”姬厚生就是在这种用人原则的背景下出任华光县委书记一职的。当同时被杨旭安排当上了县长的张谦之送上一箱云烟，托杨旭的秘书转交时，杨旭还很不高兴地说：“拿走拿走，这是干什么！庸俗，无聊！”他还提醒姬厚生，日后要注意张谦之这个人，说“此人品格不高，比较猥琐，今后你要多管着他点，可不要在这上面栽跟头”！那时的杨旭，在个人素质和人格操守方面都让人刮目相看，是一个讲究党性原则、任人唯贤、作风正派的好领导。姬厚生能在华光县有所作为，与杨旭的大力扶持也是分不开的。
可就在阴差阳错之间，杨旭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的变化。他从一个认真严肃的人，突然蜕变成一个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政客，变成了姬厚生政治上的死对头。而且无论其后来在位与否，他一直都是权力场上运筹帷幄的整人专家，还与米良田、张谦之等人沆瀣一气，成为一些背景复杂的腐败大案的幕后关键人物。
受小说基本视角的限制，除姬厚生外，其他人物的心理我们所知甚少。杨旭前后落差极大的性格变化不仅让姬厚生困惑不解，更给读者留下了不少模糊不清之处。我想，钱和权对人的长期诱惑和腐蚀，本来是可以使很多心理戏剧充分展开的，如：杨旭的精神蜕变是如何开始的？他与姬厚生突然变脸、反目成仇的更深刻的心理依据是什么？他为什么会和自己原来评价不高的张谦之混在一起？他又是如何从一个坦荡的“君子”沦为一个阴险的“小人”的？所有这些都缺少必要的衔接和过渡，使杨旭的性格变化显得过于突兀。这不能不是《权力场》的一个明显缺憾。
2001年4月
生存境遇的揭示
——柴勇长篇小说《天城七月》读后感
早在两年前我就读过了柴勇以邮件方式发过来的电子版长篇小说《天城七月》。故事是围绕着一个厅机关里的职权分配展开的。由于我从没有在这类单位工作的经历，所以不能不对身陷职权斗争旋涡中的人们所展开的激烈角逐和奋力的拼搏而感到震惊。诚然，生活如戏，要有深入其内、置身其中的“角色认同”意识才行；过于超脱未免显得有些心不在焉——这里的价值取向的优劣高下暂且不论。问题是这个圈子里演绎的生存斗争是由按捺不住的强烈欲望和令人喘不过气来的窒息共酿出来的一锅粥，让人感到十分怪诞和压抑。陌生感也油然而生：这还是真实的“人”的生活吗？在读到一些似乎荒诞得近于讽刺的细节时理性就不免要跑出来对我说：这是不是太夸张了？比如卫安竹夫妇就不满足于在工作时间里当着外人的面坦然以“处长”相称，还把这套头衔称呼制搬到自己家中来受用。他们在私人的生活空间里也煞有介事地互称“处长”，而且用班职来称呼他们正在上中学的女儿。而其女儿小小年纪，在这种不知耻辱的熏陶下，则很自然地一口一个“处长妈妈”和“处长爸爸”。直让我读得身上起鸡皮疙瘩，以为这不过是柴勇要挖苦讽刺这类热昏的官衔迷而使用的漫画式手笔。
所以当柴勇电话问我读后的印象如何时，我就把这种感觉直说了出来。当时他正在办公室，说你别放电话，我叫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和你说两句，你就知道我在小说里的描写有没有一丝半点的夸张或是有意的丑化了。这样我就从他的这个同事的口中获悉，所有这些让人作呕、令人啼笑皆非的细节都来源于他们生活和工作的那个圈子，并不是柴勇特意编造出来恶心这类人的。不是夸张，而是写实。《天城七月》就像一面镜子，活脱脱地反映出机关生活既生动而又平庸的众生相。
当我再次看到这部小说时，它已摆脱了电子作品的虚拟性而以传统的印刷形式问世了。坐在六层顶楼的家中，我一页一页地重读着《天城七月》。在这个酷暑难当的七月，我已没有了初读时的那种因头一次接触这样怪异的生活画面而产生的陌生感，但还是感到了双倍的燥热。书中展示的那种极度扭曲的人生和各色人的嘴脸又一次地让我感到郁闷和恶心。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人何至于如此下作、如此龌龊？人的生活是怎样蜕变到有如马戏团小丑表演的不堪地步的？
如果脱离了对大背景的时代变迁的观照，柴勇的小说将不会被恰当地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