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
《圣经》上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但不属于这个世界。”体现了基督教文化对现世若即若离的静观和隐含着悲悯感伤的超拔的悲剧情怀。而中国人有一句更为简洁的表述：“生寄也，死归也。”意思大致相同，却充满了看透生死后淡然坦荡的豁达。
荒谬感是一种现代意识。
一个以笔耕为业之人应该具备加缪笔下的西西弗的精神。文字的力量像一阵风，留不下多少痕迹。那块被他好不容易推上山顶的大石头终归是要滚落山底的，这一点根本用不着他人别具慧眼为他特意挑明。这也是他内心悲剧感由来的深刻根源。他不想自欺欺人，所以既不张狂，也不自以为是。加缪说：“促使人去劳动和行动的一切思想都利用了希望。这样，唯有无效的思想才是真正不欺骗的思想。”但清楚地意识到行动的无效性并不构成他就此撒手放弃、改弦更张的理由，因为唯有那不承担外在功利目的的荒谬的活动本身才是真正值得穷尽的。正如西西弗推动巨石上山的行动本身就足以确证自己、充实人心一样，他发现自己已在写作本身的创造性过程中获得了一种美好的心理状态，找到了全部人生赖以支撑的动力。所以他对自己干的傻事也不气馁，更不会妄自菲薄，而是独行其是，明知徒劳无益还要干。一干再干，欲罢不能。追求自我穷尽和穷尽既定的一切，这就是他要独自承担的命运，而且也“不存在不通过蔑视而自我超越的命运”。这种复杂的心态就是所谓的荒谬的精神。能把这种看似彼此矛盾、不可调和的诸因素重新整合起来义无反顾地行动的文化人，就是加缪所说的“荒谬之人”——这令人想起了美国作家弗·司各特·菲茨基拉的那段精彩见解：“测验一个人的智力是否属于上乘，只看他脑子里能否同时容纳两种相反的思想，而无碍于其处世行事。”坦白地说，目的算不了什么，过程就是“一切”。荒谬之人宁取这种荒谬的态度，也不愿在一相情愿的受骗中自我陶醉。这就是“荒谬思想所支配着的难以捉摸的智慧”。一旦以自己从事的工作的有效性和重要性来自欺，一个人就会为将来而牺牲现在，为某种目的或为适应某种偏见而生活。这样，人生就不免异化成了手段。
罗素当年曾心平气和地开导过世人：“值得做的工作同样可由那些既不以工作的重要性，也不以工作的轻松性来欺骗自己的人去做。”中国哲学家张申府也以同样的睿智表达过相近的意思：“人固不可轻生，也不宜把生看得太重。人如不把生活看得太重，什么事不可为？人如不把生活看得太轻，自然不轻于为恶。”这些话中其实都渗透着那种西西弗式的荒谬的智慧。
那些要靠从目的或未来中汲取他行动动力的人是值得同情的。
人生的荒谬感要始终不被人的自我感知系统所察觉只有如下两种可能：要么这个人是彻底无知的愚人，要么就是略有才智、妄自尊大而自命不凡的疯人。无知的愚人仍处在尚未开化的状态，是低于“人”的人；偏执的疯人则企图去战胜和超越人类生存的内在限制，自视为超出“人”的人。前者显然索然寡味，后者却足以构成一种娱人耳目的卡通风景。我发现偏执狂虽然心理有病但活得却很“幸福”，因为在腾云驾雾的惬意的幻觉中他以为自己真的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旦开口仿佛就是金科玉律，并俨然像不存在任何限制似的展开行动并陶醉于其中。他总是致力于某个外在的目的，因而总想征服世界、控制别人，梦想成为、而且也以为自己正在成为新一任的“上帝”。这种心态如注水猪肉般自我膨胀类型的人在文人、学者圈子里偶尔还可以一睹其风采。
弗洛姆认为，以上帝自居者的疯狂并非患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种“病”，而是自以为找到了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某种方法：“疯人否认我们固有的并折磨着我们的那种无能为力，因为在他的妄想中，他不承认有任何限制。”这种人往往把自己和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放得很大很大，除此之外却睥睨一切。他怀抱不可遏止的激情，去解决他个人感兴趣的问题，并荒唐可笑而毫无愧色地认定他的工作是有望一揽子解决天下其他问题的根本前提，并具有无所不包的“覆盖性”。这样，通过“人类生存的限制被否定，为一种特定型的疯狂开辟了道路”。
生活中，碰到有无可救药的表演癖的人往往是惹人不快的。在今天这个时代，一个总忘不了在公开场合里像鸡窝里的凤凰那样煞有介事地摆出一副思想无限深刻、品质无限纯洁的模样的人尤其令人厌烦，特别是当这个人还偏爱装神弄鬼地露出一副精神导师的嘴脸来“教导”别人时就更其讨厌了。我想，这种人内心深处除了拥有一份不为常人所知的强烈的自卑外，还处在一种极为深刻的性格分裂和极度的心理压抑之中。弗洛姆说：“实际上，真正怀有恶意的人，可能比那些从他们有意识的头脑中压抑恶意的人要诚实得多。后者更易于付诸行动，因为他可以用善和美德的观念来掩盖恶行。”可见，道貌岸然实在是美学上的丑和道德上的恶。不幸与这种人遭遇算我们大家晦气。我对诸位的忠告是：尽速回避，不给此类“表演艺术家”面子。若人人都能如此，这种人就没了观众和听众。
张申府说：“‘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丧尽了古今多少豹。害尽了古今多少人。”此话有如空谷足音，耐人寻味。
古罗马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他的《沉思录》中反复地表达这样阴郁的感受：生命是短促的，人生转瞬即逝。“想想普遍的实体，你只占有它很少的一部分；想想普遍的时间，你只分到它一个短暂和不可分的间隔；想想那被命运所确定的东西，你是它多么小的一部分。”所以尽管身居皇帝的宝座，他时时不忘提醒自己：“你必须借助理智和正义而专注于利用现在，在你的放松中保持清醒。”“你不要环顾四周以发现别人的指导原则，而要直接注意那引导你的本性。”因为尘世的幸福不在三段法中，不在财富中，不在名声中，也不在享乐中，尘世的幸福只在你存在的那一小段时间里，能做你的“本性所要求的事情”，即尼采所说的：“成为你自己”。如果一个人还有力量，那就投入行动吧，“不要环顾左右看是否有什么人将注意它”。这只有那些能使自己的心态十分单纯、不被外在于人的事物所扰乱的人才能做到。在奥勒留看来，外在的事物之所以不值得重视，是由于它们都处于不断的瓦解、变化之中，并将彻底消失于过去和未来时间的无限深渊。“在如此不断流动的实体和时间、运动和被推动的物体的急流中”他自问自答，“有什么值得高度赞扬甚或值得认真追求的对象呢？我想象不出有这样的对象。”他对那些把生前的享受和身后的功名看得很重的人表示百思不得其解：“……想一下人的生命只是一瞬，我们都很快就要死去”，“那么，那自得于这些事物或为它们发愁、把自己弄得很悲惨的人不是很傻吗？因为这些事物仅仅烦扰他一段时间，一段短暂的时间”，“很快，你就将化为灰尘，或者一具骷髅，一个名称，甚至连名称也没有，而名称只是声音和回声。那在生活中被高度重视的东西是空洞的、易朽的和琐屑的”。因为唯有那不违逆自我本性的内心体验和感受才能告诉你，你的人生有没有虚度。而只有人生没有虚度的感受才会在你临终时给你以心灵的安慰。
我一向认为，人的意识能力是有优劣高低之分的。面对同一个问题，如果我意识到了你所意识不到也无法理解的东西，而你所意识到的东西并非我的意识能力所不及、而恰恰是为我的意识所超越了的，那么我的意识内容显然在层次上要高于你。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充分理解你为何会作如是想；反过来，你则根本无法理解我。道理很简单：因为我所达到的是为你所陌生的意识领域。要是你对这种差别毫无察觉，自我感觉良好，还以为你比我高明得多而喋喋不休地饶舌，那我自然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有时，人与人在意识能力上的差别让我不由得要联想到人与狗的差距（放肆了！）。人与狗的关系，可说是达到了异类生物相处可能达到的最佳境界。不同在于：人总不难理解和想象狗之为狗的那份快乐，而狗毕竟很难理解和想象人之为人的那份享受。
其实连这样想想都是罪过；因为动物是谦逊的，不会产生它比人高明的念头。
因此当有人问我，生活中最腻味什么人时，我就说，最腻味遇到那种其实一点都不了解你“这个”人、却以为你误入歧途、总想以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来开导和影响你的“热心人”——这种人之所以让人腻味，首先是因为他对你持居高临下的姿态并怀有怜悯之情；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毫不怀疑地坚信人生的价值或意义总该有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亦即他所信奉的“独一无二”的标准（殊不知，人生的价值或意义是必须经由个人体验的，而个人体验又是绝对拒绝标准的）。其次是因为他太过热衷于宣讲他的那套见解而你又无奈地发现与他在这方面确实没有多少共同语言因而实在是无话可说。他的不知趣或天真就在于，他显然从未想过，他对价值或意义的理解只是“他的”理解而已，对“我的”切身感受而言那毕竟是“外在的”事物——尽管我在想象力的帮助下完全可以理解那种感受对他意味着什么。撇开意识能力的优劣高低不谈，一个现代人起码应该意识到这一点：价值或意义的体验从来就不是什么客观的、可供测量评估的东西，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天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对价值或意义体验的不同方式。这方面的差异要远比不同的人外貌体态上的区别大得多。因为人是有灵的存在物，唯其如此，不同的人度过一生才各有其“不得不如此”的方式，这与同一物种的动物完全不同。只要想一想，一只麻雀和另一只麻雀在生活习性上的差别是多么微不足道（牛或猴子也不例外）的话，就不至于对不同的人作出不同的人生选择这一点而暗存鄙夷之心了。
事实上，谁也没有被赋予给别人的人生选择打分的权力，而以己度人显然是最不讨好又最自不量力的事情。保加利亚作家帕维尔·维日诺夫在其中篇小说《障碍》中，借主人公之口，对那种自以为总比别人高明得多的“天真汉心理”有一番清醒的剖析：“同许多正常人一样，我下意识地把自己所不会的或是别人的做法同自己不一致的东西都看成是非正常的。现在我才明白，这正是自己无知和平庸的表现。”还是古希腊哲人说得好：“不要企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一无所知。”其实，一个有教养的人只需努力做好自己的事，至于别人怎样度过一生那是别人的事，不便妄加判断，更不要横伸胳膊竖抻腿。这里也需要提倡一点绅士的风度、民主的意识和宽容的精神。宽容不是暗含不平等意味的“怜悯”的同义词，它并非一个居高临下的贵族式的概念，而是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作为生命的个体存在是受到限制的一种做人的涵养。克莱夫·贝尔在他的《文明》一书中这样写道：“只有理性才能使我们相信三条这样的基本道理：自己相信的未必是真的；自己喜欢的未必是好的；任何问题都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不承认这三条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自由。我们的价值观念应当使我们认识到：阻止别人充分表达自己就等于使生活贫乏；只有理性才有足够的力量把隐藏在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强求别人像自己的那种永无餍足的贪欲加以克制。……我们必须学会不只能容许别人的思想观点，而且还要容许人家的生活方式。”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晚年时已是功成名就，却仍然保持着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既很高贵又很谦逊的态度。他坦白地承认：“一个人很难知道在他自己的生活中什么是有意义的，当然也就不应当以此去打扰别人。鱼对于它终生都在其中游泳的水又知道些什么呢？”爱因斯坦把他终生热爱、无法舍弃的科学事业比做对鱼生命攸关的水，却自忖这种献身的执著和热情说不出多少令别人信服的大道理。这一点很值得人深思。因为这一切唯有“心”才能体验，唯有“心”才能作证，这就足够了。《月亮和六便士》中的画家思特里克兰德，在终于把他理解的生活、把他的慧眼所看到的世界完全表现出来之后，他那远离尘嚣、备受折磨的灵魂也就得到了安息。他如释重负，因为他创造了一个世界，也看到自己的创造多么美好。他一生的使命业已完成。临死前，他在一种骄傲和轻蔑的心情中，竟叫他心爱的女人一把火烧掉了那些耗尽了他心血的杰作。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说明价值或意义的内在体验绝非崇尚“成功”（success）、注重世俗功名的实证主义者所能理解。罗素有云：“凡能达到心灵伟大的人，都会敞开思想的天窗，让来自宇宙间四面八方的风自由地吹入。他所看到的自己、人生和世界都像人力所能达到的那么真实；由于认识到人生的短暂与渺小，他也会认识到已知的宇宙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集中在个人的头脑中。他还将看到，凡思想反映着世界的人，在某种意义上将与世界一样巨大。摆脱了环境的奴隶所感受的恐惧之后，他将体验到一种深沉的欢乐，虽然他表面上的生活起伏不定，他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始终是一个快乐的人。”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也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我们的世界大得足以容纳许多真理。”
也许还应该补充一句：它也大得足以容纳得下许多体验人生价值或意义的不同方式。
“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像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1996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