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招呼的讲究
六七十年代，人们通用的见面问候语还多是：“吃饭了没有？”那时还真有些关怀备至的意思在，因为那个年代的“进口事宜”是国计民生的一个大问题，远不像现在“隆重纪念”时回忆起来那么幸福无边、充满诗情画意；再加上又不允许公民同志们拥有个人的精神生活，人们之间的问候徘徊在“最低欲求”的水准也就毫不奇怪了。但这种不加节制、不分场合地热衷于在“饮食”上用力的寒暄习惯也会让一个人陷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记得还是在单位上灶时的一天中午，我一出厕所门，就冷不丁在过道里劈面碰上一位熟人向我请安（他反应可够快的）：“哎——吃过饭啦？”这就把“出入”问题给搞颠倒了，好像我刚打餐馆里出来似的。不过凭良心说，人家向我致敬倒也没有什么恶意。
后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再纠缠于“吃饭了没有”就有点无聊。见面打招呼更多的是问：“到哪儿去？”或“干什么去啦？”不过如今生活节奏加快，见面再频频致以这种优哉游哉的形式主义问候，这诚意便很有些可疑。拿我来说吧，稍年轻时还不太懂得人情世故，加上人又有些迂，常常爱“据实禀报”；谁知多半是“答者有意而问者无心”，因为去哪儿有何公干尚未说清，问话人早就走过去了。要是碰到迎面骑车的人，他连车也不下，却于匆忙中心不在焉地丢过来一句“到哪儿去”，可自己转眼就不知到哪儿去了，岂不是让人觉得很幽默？人人都好像有操不完的心、忙不完的事，谁有工夫听你扯淡！待悟出这种性质的问话毫无意义、根本犯不上认真对待，也就渐渐学得洒脱起来。不理人总归不好。但凡可以说的，如开会、进城之类笼而统之的事也不必隐瞒。不便说或不想说的就一概含而糊之地回答说“出去一下”或“出去了一下”。虽答非所问，也不能说我失礼。反正“醉翁之意不在酒”嘛。可要是碰上一个略懂人权、个性意识强的人，这种问话又确实会令他不快，因为颇有个人自由受到干涉的嫌疑——也许这位仁兄正要去干一件不想与人分享的隐秘私事也未可知呢。即便被询问者乐意奉告、和盘托出，自我检讨一下，也不免有欠文明人的礼貌，显得对人不够尊重。因为此类查询用语纯系不分你我的传统乡土社会的交际习惯之残余。既非人家的父母或家庭成员，你又何苦操那门儿闲心、管那档子闲事。
再后来我混迹于文人圈，发现圈内人打招呼往往要比圈外人询问你“到哪儿去”或“干什么去”更难对付。这些年，商业文明的大潮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清洗了个遍。人与人的关系悄然中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文人的圈子里，最大的变化好像莫过于个人交流的丧失了。早几年时，读书写作的所谓“同行”中，还比较关心彼此间的思想交流，除了间或读读文友发表的文章、作品，有时也热衷于三五成群小范围地对话聊天，交换读书的心得；所抱的想法无非是思想的交流与苹果的交换不同，它可能获得双份的收益。虽然不乏盈利的动机，但多少仍存了彼此沟通、相互了解的意图。后来这种热情就逐渐黯淡下去了。且不说文人被生活中纷至沓来的信息和刺激搞得疲惫不堪，加上思想感情错综复杂，各人的想法往往背道而驰，也就懒得再做什么深入的交谈；重要的还是他们终于意识到希望了解他人多半像希望他人了解自己一样是一件不能抱太大指望的事——我还记得小时候干徒劳无功的傻事时父亲常训斥我的一句话：“你为什么不去把煤炭洗白？！”恐怕寄奢望人与人之间能相互理解与洗炭之愚蠢旗鼓相当吧，所以文人之间见面就常常感到无话可说，隔膜得很。为了避免冷场，见面问候就演化为直截了当的“最近在写什么”或“最近在干什么”了。
其实这种充满紧张度和沉重感的问候比追问“到哪儿去、干什么去”也好不到哪儿去，有时更令人别扭，令人腻味。当你作出否定的回答时，对方那充满疑虑的目光和片刻间意味深长的沉默立刻就使你与他拉开了距离。我有时甚至想，这种人际关系倒还不如没有的好，因为它使人压抑，有时竟让你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负疚感：仿佛真要没写什么、没干什么是怪对不起人的一件事。活到这个份儿上你说叫人厌烦不厌烦。认真回答吧，问话人偏偏又只是问问而已，并没有更多的意思；你说这又有什么意思？而我这人总以为，要是不想看看别人近来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那么见面如此寒暄一番大可不必。对自己感兴趣的那些作者，我总是私下留心他们的文章。写得不错，如见面机会合适我也不加掩饰地表达一下自己的好感；感觉平淡呢，不吭声就算了。反正我一般是不问别人在写什么或干什么的。除非我真有兴趣找来别人的文章或作品读读，否则我倒宁可扯点儿别的什么。再说了，人时不时就需要一段什么也不干的时间清静清静，超然物外地读读书或作些沉思冥想，以便在精神上充实、调整一下自己，也避免由于可怜的一点点表现欲连篇累牍地制造平庸乏味或毫无意义的文字垃圾。我有时心情烦躁，反感情绪也会油然而生：为什么一个人就“必须”像母鸡觅食一样不停地干点什么来证明自己呢？这也未免太累人了吧？昆德拉的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托马斯大夫，之所以在私人生活和政治态度上最终选择了“非如此不可”（重），我想正是因为存在着“并非一定要如此”（轻）的广泛可能性；前者是一个人以对待人生的“轻松”态度始、而以产生“沉重”感终的自然而然的选择过程和结果，否则就是人亟欲摆脱的强加负担，还怎么谈得上人选择的自由和尊严呢？“非如此不可”应该是人的内在的自发需要而非外在的制约——就像我这篇文章开头以调侃的笔调始，写到这里竟有些“一本正经”起来一样。后来我和一个常写古体诗的朋友聊天谈到文人圈中的这种只能加深彼此隔阂的“风俗习惯”，他也深有同感。不过这位老兄毕竟年长我几岁。他说：“你别太缺少幽默感了。我虽从不打听别人的活动，可每逢别人问我‘最近在写什么’或‘最近在干什么’时，我总是笑眯眯地回答：‘什么也不写’或‘什么也不干’。”
无论是“吃饭了没有”还是“最近在写什么（或干什么）”，在我看来都似乎走了极端，因为它缺乏想象力，对人际关系起不到多少润滑作用，是典型的“实践理性”；可能也算是弗洛姆所言的“重占有的生存方式”的一种本能反应吧。其实处于这两点之间的人生广大的中间层次才是最丰富、最值得体味的部分，比方说读书偶得、人生感想、艺术欣赏、社会交往和旅游见闻等等，这些的总和才构成了一个人曾真正生活过的最基本的核心。不过这可不是“狭路相逢”就可以随便聊起来的，这类的话题总要注意一下“天时、地利、人和”才好。窃以为只适宜在闲暇之时、两三个相知的好友之间，而且最好是在晚上的一间不受干扰的小屋里展开。
话可别扯远了。
文明发展程度高的都市社会，个人的权利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必然也会反映在待人态度的自然潇洒上。我以为小城的居民也不妨提前效法。一般熟人相见，除非真有事，否则打招呼大可不必涉及具体内容，点头或招手致意即可。最多简单问一声：“出去？”或“出去啦？”意思也就到了。被问者只需应一声，也不费吹灰之力。如果好久不见，何妨就说：“哎，好久不见啦！最近还好？”这类招呼用语就表现得有礼有节，恰到好处。我觉得美国人朋友之间见面，打招呼的“嗨！”简直妙不可言。翻成雅一点的汉语就是“你好”。不过它的意思要比“你好”随便多了，还隐约有一种人格平等的意味。
其实我觉得“你好”作为招呼用语，就既简洁又文明，既不失亲热又很有些适可而止的风度，实在值得向全社会推广。
1994年1月
懒得交谈
经验告诉我，人与人的交谈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口头语言通常不是有效地促进人们相互理解的工具，而是沦为彼此交流的障碍和造成一连串误解的缘由，特别是当两个人各操一套运载含义全然不同的语码时就更是如此。而且人的思想一旦具有了独特的个性特点却没有及时地从一次性消失的声带震动转化为可供进一步咀嚼的固定可视的形式也很难再进入与人分享的社会流通领域。比利时作家梅特林克就不相信话语会在人们之间起到真正的沟通作用。他甚至说：“话语常常不像法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掩盖思想的艺术，而是窒息并中止思想的艺术，致使无思想可再加掩盖。”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说话具有一种宣泄和安慰的功能，它能大大转移一个人的内心焦虑，将那点潜伏着的热情白白释放掉并消弭其创造欲望于无形，是唯一一项所花能量最小、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却令人徒感精神轻松愉快的人类活动。梅特林克认为，我们只在并不生活着的时候才开口。这是有道理的。因此，如果你发现那些逢人便有难以抑制的说话欲的滔滔不绝者大多是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人物时请万勿见怪，因为人是这样一种不幸的生物，他至少得通过这种徒劳无益的手段来对自我存在的重要性反复进行验证和肯定。
正如一年分为二十四个节气一样，人生也有她自己的季节。谁没有经历过身心发育迅速、精力旺盛、自我陶醉、自我崇拜的青少年时期呢？那时，由于能感觉到体内洋溢着难以遏止的生气，人常常会在幻觉中作出过高的自我估计。似乎万事万物皆备于我，只需举手投足，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那固执地渴望向人倾诉、与人分享胸中涌动着的丰繁的思想和感受的欲望曾怎样地煎熬过人啊！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盲目的自负于不知不觉中开始削弱，原先一直展露在眼前的选择的无限可能性不知何时起也变得像蜃景那么捉摸不定了，你才惊讶而不无沮丧地发现，你实际上根本无法通过不着边际的交谈来确立自我，而且人与人的不同之处又远远超过了他们之间可能的相似之点。你终于明白了，人生总不能老是停留在青春期燥热的夏日，她也理应有一个宁静富足的秋天。于是你大梦初醒，悔不该在那种无休止的、却很少有心灵聚焦的虚无的谈话中过多地浪费自己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你清楚地意识到，从两片薄唇之间奔逸而出的话语不仅根本无助于把你从生命的焦虑中切实解救出来，反而步步加深了人生固有的孤寂和落寞。由于对沉默的迫切需要与日俱增，你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逃避对那种聋子的“对话”刻骨铭心的倦怠之感。
有了这种倦怠之感就意味着一个人有可能理解“话语有限，沉默永恒”的真谛，尚属竖子可教之列。在我看来，意识到沉默的需要是一个人初步具有自知之明的开始。沉默是唯一的拯救力量，它使人把注意力从外界平淡乏味的人际关系中收回，投诸于并尝试着去开发他内心广阔无边的神秘世界。“蜜蜂只在黑暗中工作。思维只在沉默中进行”，个中的道理一如梅特林克所言：“一旦嘴唇熟睡，心灵就苏醒并活动起来；因为沉默本是充满意外、危险及幸福的因素，沉默中的心灵自由地控制着自身”。的确，一旦你发觉自己真有什么话想说，又不愿看到它提前小产，就非得有缄口不言的操行不可。还是梅特林克说得好，“唯一留下痕迹的生产，只能由沉默造成”。那些懂得沉默的人是自为的主体，何况感觉和意识到的一切也都有待于在沉默和孤独唤醒的专心致志中从容地诞生和发展，然后方能奇迹般地瓜熟蒂落。你只有在对交谈的绝望中、在离群索居的持续的沉默中，才有希望通过文字的形式艰难地理清自己的思路并最终确定自己到底想要说什么。倘若缺乏足够的自律精神，对自己的想法和计划口若悬河，就好像将尚未洗印的照相胶片随便从暗盒里拉出来曝光。你会无奈地发现，所有那些曾使你的灵魂躁动不安、跃跃欲试的魔鬼都已被你那张不停嚅动着的嘴驱除得一干二净，你除了重新获得那该死的心理平衡外将一无所获。
所以，一个人近中年仍喋喋不休、忍不住以说话自娱的人是值得同情的，他的决心和誓言往往轻如鸿毛、随风飘散，更不可能真正拥有一方创造的天地和独属于自己的语言。因为他还不知道，在“友谊与爱情深沉而真切的嘴唇的静默之中有着其他嘴唇永远不能闭口不言的成千上万的东西……”
1994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