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人与玩偶间徘徊
人是一种极为矛盾的存在物，作家往往尤甚。有些人，其隐秘的内心世界很难为常人所理解和想象。这方面，川端康成可算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标本。事实上，川端康成之所以是川端康成而非别的什么人，不仅在于他创作了如《雪国》等给他带来广泛国际声誉、以致连那些不大喜欢他的人都无法忽视的作品，还在于他晚年写下了如《睡美人旅馆》这样被充分误解、甚至激起过分道德反应的“变态”小说。
如同《雪国》中的岛村一样，川端康成不仅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也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悲观主义者。他把现实的一切，包括生命、情感和美都看成是一种变动不居、虚幻无常、短促易逝的过程。人生一旦染上了这种无法驱除、还不时提醒你“一切都是徒劳”的意识，即便是最触动人感情的人和事，看去也恍如镜花水月、过眼云烟，使人不由得悲从中来，还会怀疑起自己凡事认真对待、过分投入的态度是否有点儿冒傻气？如果我们对川端康成的虚无主义人生观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雪国》中的岛村为什么始终与驹子保持着一种看似漫不经心、若即若离、平淡无为的关系，却最后分手于一种依依惜别的无奈之中，理解上就难免隔膜了。
由于从小失去亲人和家庭的温暖，所以川端康成养成了乖僻的性格。他内心胆怯而敏感，并一直为此而感到忧郁与苦恼。他需要得到别人的同情和安慰，特别是来自女性的爱。但在现实生活中，川端与女人的关系却几经失意，留下了深深的怅惘和伤感，成为心灵里一块无法愈合的伤口。这加深了他原有的胆怯和自卑。面对女性，他一方面深切地渴望感情的交流和慰藉，一方面又感到怯懦和难以排遣的寂寞——他对自己与女性建立深层的精神联系已失去信心。这种矛盾促使他越来越倾向于把女人看做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尤物，宁可静观任想象去点化、获得心灵的陶醉从而解除自我的压抑也不愿再去进行徒劳的尝试。因此，“女性以身体的美为其生命”，这种见解便构成了川端康成性爱观的核心。而青春难以常驻的悲剧意识又使川端康成认定不值得为女人短促如雨后彩虹般的美倾注过多过深的感情，更不必说在无情的时光流逝中，人的感情本身也会冷却、死去、化为乌有的。所以，这样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与女性相处时，既无意了解她的真实内心世界和精神需要，也不奢望与她达到心灵的相互沟通和理解。他只需单纯地陶醉在女性的形象、体态的表象所唤起的美感效果之中。在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孤寂的男性审美意识中，女人作为人的本质特点淡化了、消失了。因为在他的悲哀目光审视下，女人不过是一件活的艺术品而已。基督教美学家奥古斯丁曾以思辨的诗意说过：“植物以其不同的形式呈现于感官之前，以之为这可见的世界的装饰。”在川端康成心目中，女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于是便有了《睡美人旅馆》这样“违背道德”的小说。
像川端康成的大多数作品一样，《睡美人旅馆》具有纯粹的虚构性。这篇作品发表于1961年，描写一个性生活机能尚存的老人，陆续五个夜晚在一家妓院性质的秘密旅馆里，先后与六个服过量安眠药而处于假死状态的裸体少女同睡的情景。小说侧重于刻画少女的裸体美和老人的心理活动，特别是对老人的内心欲望和矛盾作了淋漓尽致的展示。由于小说的题材本身是如此的有悖于人伦，因而发表之后，便蒙上了“堕落”的恶谥。其实，只要我们不那么囿于伦理学的角度，就不难发现，对女性“纯粹之身”的迷恋，是怎样使川端康成在这篇小说中，把他的审美意识推向一个异想天开的极端的。这篇小说，又是我们得以窥见川端康成内心隐秘的一面多么奇特的镜子！从中，我们不仅可以较形象地了解川端对女性美的那种特殊感知方式和一个虚无者的情感，而且还能感受到由此而生的、隐匿于川端内心深处的人性与非人性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
小说的主人公，是六十七岁的江口老人。他听朋友介绍说，有一家旅馆，专门提供伴睡的沉眠少女，为不再是“男性”的老头子服务。供他们排遣“对老去的绝望”。在“绝对不会醒的女人”身边，他们可以尽情地回忆以往的风流艳事并找回幻想的自由。于是，抱着满腹的好奇心，江口隐瞒了自己仍是正常男性的事实，来到这家神秘的旅馆。随后的五个夜晚，江口就进入了一个有异于平常现实人生的世界。
头一夜，江口先是为隔壁房间躺着一位沉眠状态的姑娘而感到紧张和好奇，继而有些不安，“觉得自己很空虚”。他隐隐意识到，在昏睡不醒的女人身旁过夜的丑陋。当目睹了姑娘惊人的美貌后，江口又不由地对她的处境生出一丝同情。他本可以为所欲为，但对方只是一具没有意识、没有感觉的玩偶，又使江口颇感不自在，几次试图将姑娘唤醒，因为他实在无法忍受姑娘对他的存在毫无所知的状况。他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有一次为事后得知一位大企业的董事长夫人曾在内心里把他视为性的玩物一事而感到怎样地恶心。将心比心之后，江口发现自己是陷入灵与肉的极度矛盾之中了：他一方面感到“绝对不会醒的女人”“是可放心的诱惑、冒险和快乐”，一方面他良知未泯，“渴望将她摇醒的心依然存在”。但值得认真对待女人吗？江口不禁疑虑起来。他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当时他和一个女孩倾心相爱而私奔。女孩的纯情和美丽都令年轻的江口感动。不料一切是如此短暂。在女孩家人干预下，她不久就嫁给了别人。当江口与女孩再次相逢时，她已经怀抱着一个婴儿，对他的感情业已平复。如今，这个女人早已死去，她当年的美已荡然无存，只残留在江口的衰老的记忆里。现在，江口距死也不远了，这个美丽的回忆也将从这个世界完全消失。江口就带着这种虚无主义的感伤，“也不想碰触或窥伺一旁睡觉的女人”，服下安眠药入睡了。
第二次来旅馆时，江口的好奇心已大为减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可耻的感觉。他的心分明在告诉他：“这不是人与人的接触”，他觉得心里很空虚。虽然受到女性“纯粹之身”的强烈魅惑，但他毕竟是人，有着人的渴望，渴望有人性的感情交流。结果江口就在矛盾中辗转挣扎：既身不由己地为这种没有心灵交流的男性“自由”状态所陶醉，又陷于一种深深的不满足之中。非人性和人性的欲求在斗争中此消彼长。有时动物性的欲望占据了上风，但一想到姑娘还是处女，江口又抑制了本能的冲动。他很自然地想起了心爱的小女儿，想起了她充满痛苦和不幸的婚姻，想起了她在未婚前受到伤害时自己作为父亲所感觉到的那种屈辱，人性的感觉便得以升华，并对身旁姑娘的未来人生产生出长辈人的担忧，而且“心里总是觉得有点罪恶感”。
尽管如此，江口还是为睡美人的魅力所迷惑，第三次来到旅馆。在得知陪睡的女孩是“见习生”、又见到了年轻少女纯洁的美后，江口更不愿意伤害她了。当年，江口对那类没有调情做爱之心和感受却依旧能恬然与他做戏的女人的迷惘和惋惜之情，又涌上他心头，使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像死人一样睡着的少女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困惑”。躺在睡美人身边，虽然是一种恶行，但江口从心底所产生出来的却是生命临近死亡的恐怖感，对失去青春的哀怨和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不道德之事的悔恨和羞愧。这又分明是一种善，是道德的净化。江口认为这种变化是由佛之化身的睡美人的身体唤起的。
第四夜，江口为少女的“纯粹之身”所诱惑，良知越来越麻痹，开始想入非非。然而少女是牺牲品的念头唤醒了他的道德感，他“觉得有点难为情”，终于驱走了邪念。
第五个晚上，尽管有两个少女陪睡，但江口对毫无知觉的玩偶女人已稍感厌倦，他愈发感到心灵的空虚，自觉到像他这样的老人的悲哀。进而他又不可抑制地产生出性的亢奋，希望求助于和女性“纯粹之身”的接触来超度自己的绝望，同时也感悟到女性美的脆弱。“会造成少女一生不可磨灭的伤痕”的想法再次打消了他的欲念。他躺在睡美人中间，重又沉浸在灵魂得到宽恕和拯救的幻觉之中。最后，其中的一个睡美人忽然在沉眠状态中死去，江口终于从噩梦中醒来。小说也就此结束。
通过《睡美人旅馆》，川端康成到底展示了他内在自我的哪些方面呢？
首先，它赤裸裸地反映出作为一个女性美的崇拜者的川端康成。然而同时也作为一个视爱与美为徒劳的虚无主义者，川端康成崇拜的并不是活生生的完整的女人。他崇拜的是能唤起男性丰富、深刻乃至灵魂净化的感觉体验的女性“纯粹之身”及其表象，即没有心灵和感觉、却宛如佛之化身的美女胴体。这种崇拜体现为一种活人玩偶式的审美意识。
其次，在川端康成看来，女性的“纯粹之身”具有难以抵御的魅力，它的美乃是深深感动人心的源泉，既能“引诱男人到‘魔界’”，也可以净化和超度男人的心灵。
再次，小说还反映出川端康成审美意识中人性和非人性的深刻矛盾。它主要表现为作家灵魂的自我对美女胴体感觉体验的沉醉与困惑相交织的绝望挣扎。女性作为活人玩偶的美，既使川端康成为之心醉，又使他那颗敏感细腻的心饱受折磨。作为一个真实而脆弱的男性，他将永远处在意识和感受的分裂之中，至死也无法摆脱这可悲的困境。
值得强调的是，这是一篇具有形而上色彩的小说，是川端康成对自己的审美意识所作的一次逾越性的遐想和重审。他把对待女性的那种不关心其存在、只重视主体感受的知觉方式运用到臆想的、有如白日梦般“纯粹”的关系中来，是为了更直接、更充分地表现由女性的“纯粹之身”及其表象所唤起的主观感觉历程。问题在于，人并非奥古斯丁眼中的植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只醉心于对象的表象，就造成了人感知世界的一种自由方式：审美直观。它是感觉的人性表现。然而在现实人生中、特别是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这种感知方式的无节制的运用，势必会带来许多问题，甚至造成人性的沉沦。
《睡美人旅馆》是否是一篇不道德的小说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D·H·劳伦斯认为：“一般来说小说并不因小说家有任何明显的观点或目的而显得不道德。所谓不道德指的是小说家不能自持的、无意识的偏向，”因为“小说中的道德是颤动不稳的天平。一旦小说家把手指按在天平盘上按自己的偏向意愿改变其平衡，这就是不道德了。”以此观之，简单地用“不道德”来裁判《睡美人旅馆》这样的作品并不是正常的文学批评。小说，作为人自我认识的一种独特手段，作为人自由观照和把握自己的一种特殊方式，应该是无可争议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凡有助于人正视自我的小说都不是“不道德”的。在性爱态度上持传统观点的川端康成，毕竟没有被他自己对女性“纯粹之身”的迷恋偏向遮蔽了良知，而是如实写出了一个虚无者的醉与惑，写出了他在人与玩偶之间的徘徊，写出了他自身无解的矛盾。这就不仅需要艺术的真诚，更需要道德的勇气了。试想，如果川端康成只是一个劲儿地玩味他对活人玩偶的偏爱，那才真正是作家道德上万劫不复的堕落呢！
1995年4月
西飏小说的解读
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确实没必要见识那只下蛋的母鸡，但一个作家的外貌特征有时与其作品的风格和特色之间并不是就一点儿联系也没有。这是我在读了西飏的中短篇小说集《青衣花旦》后再细看封底的作者彩色小照时得到的印象。照片上的西飏留着旧式的儒雅分头，身着短袖黑条纹格衬衣，姿态闲适地在一片亚热带绿色植物背景前漫不经心地冲着读者微笑。这种南方气质不知为什么让我联想到南洋一带的华侨。
西飏当然不是华侨。他1965年生于上海，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9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在大陆以外已产生影响，曾获马来西亚《星洲日报》“花踪文学奖”、首届“世界华文小说奖”和台湾《中国时报》第13届“时报文学奖”推荐奖等奖项。我不知道这些奖项的获得是否与西飏小说的格调有关，但他作品中那种海派的江南文体特征是不言而喻的。西飏小说的语言细腻婉约，富有韵味和感染力，注重在个人经验的基础上再度寻求“主题”和“意义”的重建。他的作品显然有别于“新生代”中专注于释放自我原始欲望的粗糙文本，带有某种现代的乃至古典的文人气息。
在西飏的创作中，传统的故事因素重新受到了重视。在他讲述的故事里，一切都是“正在进行”时态，仿佛一切都可能发生，而一切又都不能确定，就像我们的日常生活，本身就孕育着无限的生机，给人留下久久的回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