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非个人抉择所能了结
——对张平长篇小说《抉择》的一种读法
《抉择》，是张平对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严重的腐败现象表达出最深切的焦虑和忧患意识以唤起社会对反腐问题严肃关切的一部长篇警世之作，对此报章评论都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肯定。但所有的评论文字都忽略或有意回避了《抉择》体裁上的特殊性：它其实是一部以小说形式出现的政论性文学作品。
政论性文学作品的属性，是由其对重大的社会政治问题的揭示和展示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和方法的根本性质决定的，是作家欲借形象的表现手法对当前的社会政治问题发表评论的产物。因此，作品中人物及其关系的设置、情节的发展和推动，都不能脱离作家要表达一种认识、要阐明一个道理的主要设想。所有人物，都程度不同地为有助于“说明”问题而存在；他们的“出场”或“亮相”，也主要是为了“证明”问题的严重性或解决问题的刻不容缓。这一来，作家对人物感情的刻画、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也势必要受到相应的制约，只能是粗略的和简单化的。我们读《抉择》，也会产生这样的感觉。问题在于，要使作家充满激情的反腐观念在一个便于演绎的框架中顺利展开，以达到对一个大型国有企业领导班子严重的腐败问题进行深入揭露和发表相关评论的目的，就决定了《抉择》不能不以作家的理性思考和议论见长，无法着力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很自然的。
读《抉择》，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家是多么急切地渴望把他对围绕着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像滚雪球似的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问题的了解及其认识传达给读者，所以，他笔下的李高成内心就总是为充满紧张度的理性思考所占据。《抉择》中大量使用的理性分析式的内心独白，更多的不是基于人物自身的心理需要，而是要为作者“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理想”的目的服务的，这就使他必须依靠大量直抒胸臆的旁白和“画外音”作解释及说明，为的是诉诸于读者的理解力。因此，影响和支配着李高成这个人物言行举止的几乎所有心理活动也只能通过作家大段大段的议论和不加节制的说教来得以表达。李高成的精神世界及其内心矛盾，始终被作家保持在理性可以分析并能给予充分和尽兴描述的层面上，是超清晰度的、一览无余的。随着情节的发展，对自身处境和面临的各种可能性翻来覆去的估算和考虑，对种种客观现实和个人行为的合理性没完没了的自疑和追问，引发出了对大是大非问题越来越明确的内省和高度自律性的政治伦理判断——怎样才能做出“正确的”抉择，成了支配李高成这个人行动的全部意识的基础。可以说，作为反腐改革理念的观念载体，李高成无论是在心理空间，还是在物理空间展开的活动中，均未逾越他的职业形象及其承担的社会角色所能允许的范畴。
为了给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提供一个善恶分明的道德框架，李高成甚至被预先设计成一个在人品和人格上都单纯至极的人：官至一市之长，是稀里糊涂被原手下人暗箱操作的结果；他清白无辜的程度，竟到了对妻子吴爱珍与腐败分子背后达成的种种金钱交易一无所知的地步——这一点，读者是先通过他对摆放在自家院内的名花异草的价值的茫然无知来得到暗示的。与李高成发生联系或站在他背后并代表着善这一方力量的人物，都具有可以被一句话概括的单一性格：或刚直不阿、公正无私，或任劳任怨、甘于奉献。总之是一些原则或理想品质的代表，是英国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爱·摩·福斯特所说的那种“按照一个简单的意念或特性而被创造出来”的类型人物。
这与一般小说家要表现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世界，而是一个“不确定的”、复杂的、模棱两可的、“相对和多义的世界”构成了本质的区别。
围绕着李高成而出现的各种人际关系，也都是在他要作出政治抉择的过程中，在与社会政治问题相关联、相纠结的意义上发生的；由于是因“提炼”和“萃取”而成，所以缺少了丰满、自然的生活内涵。但对李高成面临的抉择来说，这些关系却绝非可有可无。它们的作用或是从正面激励、鼓舞人心，或是从反面刺激、坚定斗志。前者的典型是纺织女工夏玉莲。这个人物是为了揭示腐败问题给无辜的劳动者带来的深度苦难和不幸，衬托腐败在道德上的不义，借以表现李高成深得民心、备受拥戴的强烈程度而特意安排的。为了渲染主题，在身患绝症的夏玉莲爬上高楼楼顶要跳下来的最后那场几乎失控的激情演绎戏中，作家用浪漫主义的手法，把这个小人物一下子攫拔为体现民众激烈情绪的符号。在滥情场面的感召下，一时竟乾坤颠倒，出现了“直接对话”的奇迹。后者的典型是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从人物要为主题服务的角度看，这种夫妻关系是专为陪衬李高成的抉择难度而设置，点到则已，无需按生活自身的逻辑充分展开，所以难免让人觉得缺乏一种生活实感。故事情节发展到大约后三分之一处时，再对吴与李激化了的夫妻矛盾作交代，会有碍于情节的快速推进和预定结局的顺利出现，对政论性文学作品来说是一种笔墨上的浪费。于是，把这个难对付的女人搁置到小说舞台的背景中不再出场，就是一种写作策略上的考虑了。
考虑到作品类属上的特殊性，上述的“局限性”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政论性小说的作者，张平不赞成当“真正需要关注政治、关注社会、关注理想的时候”，那种“只谈艺术”的思路；他的兴趣也不在这里。他说过，自己是那种眼睛“只盯着现实”的人，感兴趣的是如何以小说这种大众喜闻乐见的写作形式来介入“现实生活中老百姓的喜怒哀乐和他们关心的问题”，而且“只要能对我们现实社会的民主、自由，对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对全体人民生活的幸福、提高，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积极有意义的影响，即便是在三年五年十年以后我的作品就没人再读了”，他也不在乎。可见，《抉择》作为“只盯着现实”的政论性作品，能否通过直接发表作家本人的见识和评论来施加影响于社会和大众才是最重要的。充分尊重作家的这一观点和原则立场，对他这部作品的评价也就不能完全受限于“文学的艺术批评”，毋宁说，对政论性的小说作品，思想性的评论其实更其必要。何况，借助于文学的形式来揭露现实问题、反映或表达某种政治要求，本来也是作家干预生活的一种方式，这一点是无可指责的。文学性的写作本来就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是钦定的某一种形式。难道有谁规定过作家非要写约定俗成的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小说不可吗？政论性小说，如果能受到社会读者的广泛欢迎，就说明作家的见识和评论是基本到位的和具有深度的，就有它存在的价值。
在我看来，作为政论性小说，《抉择》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作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某种真实的认知——我这里主要并不是指它具备了被一般报章评论广泛赞扬的“揭露”腐败和“歌颂”反腐力量的功能；如果仅止于此，《抉择》在思想上就没有提供出比一般的表象观察更多的东西——我所谓的“真实认知”，是指作家的良知使张平能不被他预设的道德框架所囿，以其批判的锋芒鞭及了作为体制性的反腐力量本身存在着的巨大隐患。这一来，张平就不仅超出了思想表达的世俗规范，也对他小说中的道德框架起到了解构作用。
张平通过揭示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领导班子的集体腐败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是谁赋予了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谁都奈何不得的权力？
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现任领导班子之所以敢无所顾忌地为非作歹的原因，老厂长原明亮一语中的：“……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上边指派下来的，并不是厂里公司里的工人们真正认可的，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主要领导，当初正是按《抉择》中要重笔讴歌的正面人物李高成一个人的意见安排的。这些“无法无天、任意妄为的腐败干部”手中拥有的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的权力”，恰恰是像李高成这样掌握着更高权力的、有可能是非常“廉洁自律”的人赐封下去的——只是他这一次看人“看走了眼”罢了。
面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领导班子的集体腐败，不仅“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连李高成后来也颇感棘手和心理上的压力。因为这个班子已经越过李高成，取得了更高一级政界要人的庇护和支持。老厂长的话和对省委副书记严阵的初步怀疑，使李高成忧心忡忡，他产生了自下而上的联想：“作为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出了问题，上边若要有人撑腰，那么这些下级们又能拿你怎么办？而一旦这个政府的主要领导出现问题，那么这个政府岂不就非常危险了？”在这种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中，要想解决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问题，就要端掉这个班子的庇护伞——省委副书记严阵；这又有赖于更高一级领导（他们的党性原则、个人素质和人格操守也需比常人更高）的明察和作出果断的抉择——事实上，没有代表社会正义、法力通天的更高权力的介入，《抉择》最终鼓舞人心的“光明”结局就无从谈起。
在这种以自上而下的垂直方式发挥作用的权力机制下，一方的安定和百姓的幸福，就建立在一种脆弱的、理想的人治基础上：即掌权者必须是有领导才能并同时具有道德约束力和自律意识的“好人”，而能赋予他们以大权、又能制约他们的更高一级领导者也应该是为人正派、具有大公无私的人品和兼备慧眼识珠能力之人。而这一点，恰恰正是现存的权力机制无法保证的。所以无论是清官执政，或是贪官专权，在这一权力机制的运作下都是可能的。真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尽管面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两万多“闹事”的职工时，李高成曾信誓旦旦地说过，自己绝不会偏袒、保护腐败分子：“我以我的人格和良心，以我的党籍给大家保证，我不会！绝对不会！……永远不会！……今朝今世，不管我在什么位置上，也不管我干什么事情，我都要对得住我的良心！我都要对得住生我养我的老百姓……”但这只是个人的道德自律，有无约束力也因人而异。而且这种仅靠掌权阶层高度政治化的觉悟和决心来自警自省，并以发现和严惩自身内部的腐败分子来防止对公共权力的滥用的想法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只能依法（体制之法）治国，不能存侥幸心理于个人或集体求诸自身力量的道德努力。对此，李高成后来也有些个人的反省：“多少年了，我们同社会的关系好像一直就是这样：领导干部管理社会全靠个人素质和魅力，及其本身的自我制约能力。所以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可以让他所管辖的区域艳阳高照、莺啼燕语；而一个坏的领导干部，则可以让他下属的地方天愁地惨、疮痍满目……”既然领导者在行使手中的权力时，除了受个人综合素质的限制外就不受什么限制，除了道德的自我约束外就没有什么约束，那么一方的百姓是有幸沐浴甘霖呢，还是只能听凭其恣意妄为，就纯属撞大运、一点保障也没有了。问题是，无论置身于哪一种情境中，后者作为承受的被动者都是无法选择的。
当临近解决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领导班子集体腐败的大案时，李高成更为清醒地意识到，腐败分子手中不受限制的权力正是目前的干部任用制度造成的，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有权赐封下属或亲信官职而自身的权力除非更高一级的领导者决心过问就无人能制约得了的领导人造成的。他对省委书记万永年这样慷慨陈词：中纺腐败干部的权力是我们给的。“他们这些所谓的总经理、企业家，其实是以我们的眼光和好恶指定出来的，赐封下去的。我们指定了企业家、总经理，又由我们提出了政企分开，权力下放，这几乎等于是，当我们把国有产权、国家资产以及国有企业的掌握权全都交给了他们的时候，同时也告诉了他们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和监督，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他们为所欲为，“却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力、任何机构，能够监督和制约了他们！甚至连我们自己都没了这个权力！……是我们给予了他们这种绝对的权力，也正是在这种绝对的权力下，才导致了这种绝对的腐败！”显然，这不是任何一个市长在和他的省委书记面对时有可能脱口而出的话，而是作家借人物之口对大中型国有企业中广泛存在的腐败问题的原因在发表自己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