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一笔下的戴夫人，出身于名门，不仅人生得美貌，自小也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和熏陶。她“通诗书，有学问，会算账”，还喜欢“自操厨艺、茶艺、花艺”和习武，可谓能文能武、秀外慧中。在外茶断市长达七年的时间里，被逼上梁山的戴夫人以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度独当一面，“勤于掌柜议事，不时体抚伙友，更亲自出巡茶道，南下武夷，北上库仑，还拜见官员，联络同业，与男主无异”。她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历经了千辛万苦，以忍辱负重之精神，承受了来自康家兄嫂方面的非议甚至诋毁，凭借着几位忠心耿耿的能干掌柜的支持，随机应变，并积极开发新茶生产基地，以降低运销成本，最终迎来了开市和丈夫的归来。更重要的是，戴夫人能深谋远虑，通权达变，以大局为重，开启了康家生意体制改革的先河。日后在晋商中通行的将商号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伙东制”，即“生意尽托贤能掌柜主理，东家不干涉日常商务只监察领东大掌柜贤能与否”的变制，戴夫人因势利导的推动可谓功不可没。在她身上，充分体现了晋商“深谋略、通权变”的特色。在此过程中，其子康仝霖，也在母亲的影响和带动下渐渐成熟起来，预示着康家祖业后继有人。虽为女流，但无论是人品、才识、判断力，还是勇气、毅力、决断力，戴夫人都体现出一种大丈夫气概和大将风度。可以说，成一所塑造的戴夫人形象，集中体现了晋商勇于变革、于困厄之中不断开拓进取的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貌。戴夫人的形象，也是正处于发展上升期、能呈现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之历史转折大气象大手笔的一代晋商的典型代表。
我读这部小说，深感成一没有从最一般角度去演绎晋商那段曾经辉煌的历史，而是抓住了晋商发展史上最不顺利的一段历史去探幽掘微，去发掘和阐释晋商得以自强不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奥秘，去表现在人生进退中的悲欢离合，以及传统的道德文化观念未遭破坏前的人性、人情。
历史上晋商的崛起和发展，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这三大要素。但《茶道青红》中故事的展开，正遭逢天时地利均不利于晋商的局面，尤其是天时。那么以康家为代表的晋商，何以能在戴夫人的引领下平安渡此难关、迎来新的发展前景？这就不能不说到晋商的“人和”观念。
“人和”，是指聚人气、顺民意、得民心的状态，是因人心所向、内部团结、齐心协力而致的一种整体和谐。在经营管理上，主要指人与人关系的理解及其处理，其核心还是人的素质问题。人的素质，影响着人的价值观及其取向，它不仅是事业成败的关键，也决定了晋商在谋略、律己和用人等方面的特色。
首先，人的素质，决定了一个人的人生视域和人生境界。儒家所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前提就是要使自己具备足够的才华和美德。戴夫人之所以能在危局中成为康家大业的掌舵人，并有魄力促成经营体制上的改革，与她本人的出身和家教是密切相关的。小说交代，戴夫人母家，本是祁县官宦门第，“虽未有仕位大显者，但总有官场可仰赖立身”。至其祖父戴廷栻承续家脉，正欲在仕途进取上大显身手时，“却临明亡大限”。戴廷栻与过从甚密的几位明季名士，毅然选择了“全志保节、誓不仕清一途”。但既要想脱出官场，卓然自立，就要能“自辟生路，得以衣食无忧，甚至优裕自足，继续治学宏志”。用今天的话说，戴廷栻决定下海了。他以才经商，以德御商，“竟使戴家成富室，卓然立于乡里。家资殷实后，戴公在乡中筑成一座藏书楼，名丹枫阁，广收乱世散失经典及天下奇书，收藏之丰一时冠于北方。戴家丹枫阁，因此成为清初许多志士名儒聚会论学的场所。资助生计拮据的志士，也成戴家家风。戴家成名门，即由此玉成。”在戴廷栻看来，为国效力，施展抱负，并非只有入仕做官一途。正所谓：“天下大矣，事农、工、商，做布衣，做匹夫，亦可不舍仁义。”在此家风影响下，卓然自立，不舍仁义的思想，早已无形浸润了戴夫人的心间。故她“对亲施智勇，卓然事事，更深藏了向往。戴家选择与康家联姻，看重的还不是康家的富有，而是康海天这位茶道奇人：自强若如康海天，立世何难！戴夫人嫁入康家后，渐知万里茶道之进退，不是一般文治武功所堪左右，其间天地实在太大了。她暗藏的向往，也就越发不能消弭。万里风云时时在身边，及也易，及也难，心系其间何能舍？闲来翻检稼轩诗词章不厌，心仪处，也还在词人能亲操金戈铁马。”及至巡走南茶道时，其子康仝霖感慨：“朝廷有旨，敕令我西商不得撤离边地，以保库仑重镇不致凋敝，边防日常所需不致匮乏。今春初至江南茶区，又受此地民众如此格外盛迎。所欲求者，亦是希冀我西商不废茶道，以保茶区不衰敝，茶民得生计。平日我西商位卑不尊，纵然恭顺，亦动辄受弹压，今忽临危难，国计民生倒全系于我西商一身了！”戴夫人十分欣喜儿子有此认知，认为：“经商也是经世之业，今已知道不是虚言。文章功名，岂可济此国计民生？”可见身在江湖，却深感责任重大，不忘报效国家，是晋商的一种创业境界，也是其安身立业之根基所在。
其次是危难当头，戴夫人能超近虑、图远谋，从全盘生意的角度着眼，汲取前次外茶忽然复市后面临茶价的攀升却无多少存货而坐失良机的教训，在先行嘱托茶市掌柜冯得雨要积极筹存外茶的同时，对冯得雨提醒要信守康家茶道规则，即“东家向来所聘用掌柜伙友，除非叛逆，决不弃用，尤其遇生意亏败时，不减人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承诺，重申共担祸福、论功行赏、荣辱不弃之江湖忠义以稳定康家掌柜伙友的人心，为康家茶号上下均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共渡难关创造了至关重要的心理条件。重契约、信守承诺，善待下属，还表现在戴夫人对后来留守库仑而不慎陷入走私圈套的伙友吴家瑜的请辞一事的处理上。小说写不明底细的戴夫人于惋惜中，“还与之各立字据，言明其为自愿出号，无怨无过，日后友善来往，不损各自名誉。”戴夫人如此做，也是怕影响了吴家瑜的前程，因为在当时，从康家这样著名的茶市大户莫名离开，会影响到离职者在同行业中的再次谋职。可见康家对所聘用的人，是何等的仁至义尽。其实戴家对下属及下人的这种仁义态度，从小说一开始康乃懋出具聘约聘用杭州乐工小水莲以及她从戴夫人那里享受的礼遇描写中我们就已经领教过了。
再次，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的价值观，自明以来，已逐渐成为晋商规范自身商业行为的优良传统。即使在闭市的逆境中，康家两院的生意亏欠日重，也仍在法度内行事，绝不染指私茶买卖。眼看复市在即，巨大的商机摆在面前，冯得雨却能联络数家晋商大户在恰克图会商共议复出大事，定出了如下须共同遵守的条约：“复市后三年内，茶价应高于往常一倍以上；囤积茶货巨大的常、康两家，应放缓出货量，以便为其他大户及众散户，留出交易份额；但各家售于俄商的茶货，仍须依断市前品质严选，不得降质降价，坏我西商茶品声誉……”晋商严守商业操行，盈利不忘自律，倡行公平竞争、买卖公道，摒弃欺诈和伪劣的重信义的商业道德，于此也可见一斑。小说中的康家，无论是经商还是待人，都是诚信不欺、以仁义相待、重信守约的。
另外，晋商的用人唯贤原则也在小说中得到了较充分的反映。康家执掌大权的掌柜，都是有才干和忠义之辈，这证明了老一辈当家人康海天选用人才的眼光。事实上，没有茶山掌柜徐文琪、茶市掌柜冯得雨和驼队掌柜刘福海等老臣在危局中的忠义尽职，康家要扛过闭市七年的考验是难以想象的，而戴夫人对他们的倚重和交心交底的无条件的信任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用人不疑并给手下人以充分的信任和办事的自主权，是闭市以来西院管理上的一大特色。比如复市前夕，冯得雨向康仝霖细说了与同业大户聚议时康家与常家已协商同意放缓出货量以便为同业留利的情况，康仝霖的回应是：“一切由冯掌柜做主！”
当然，《茶道青红》中也写了人性的阴暗面，特别是围绕改制在康家自身内部引发的风波。但这是先进与落后、革新与保守之争，并非是正义与邪恶之争。即使成一笔下的人物流露出人性之恶，那也不是骨子里的恶，而是出于人性的弱点。小说中展示出来的人性，是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未遭破坏前的人性。在一个讲道德的世界中，做人终归是有底线的。在人心这杆秤中，是非对错还不至于完全混淆颠倒，所以昧良心的事情万万做不得，因为要受良知的谴责。我们会发现，在主要情节中出没的人物中都没有通常意义上的坏人。东院康家兄嫂，虽自己无能见别人出头理事心里不舒服，但本质上还不失良善，无事生非的滋扰盖因性格原因所致。成一对此有一段议论：“大凡懦弱的人，总难涉入世事深处，也难入事理根本，往往隔岸观火，于己作正面放大，于人作负面想象。那时代，又是妇以夫贵。王夫人见自己的夫君事事依赖其弟，处处占不了先机，怨恨也就不免向外倾泻。外茶断市后，东院内茶正有了出头良机，却依然尴尬不止，她就以为是良机被人夺去了。西院戴氏出了风头，两号生意依然艰难，她心里哪能平衡？康乃骞受了尴尬，失了体面，夫人如此怨恨，虽也回以怒喝，心里还是被触着了疼处。……康乃骞懦弱，不擅理商务，也只甘愿在手足胞弟面前服输。对弟媳戴氏也服弱，毕竟是太有碍自尊。”事态发展到最后这两人都已心生悔意。先是康乃骞眼见因王夫人的无端猜忌而造成康乃懋夫妇失和，力逼王夫人前去认错赔罪，激动之下突然中风。遇此不测，王夫人终于在深深的自责之中给康乃懋下跪，请求原谅她对戴夫人的伤害。戴夫人心地磊落，以大局为重，待人以诚，也容易化解人为的误解和积怨。另外，从小说中的一个细节交代就可看出，戴夫人善与人和睦相处，以仁厚之心待人，更具有一种道德的感染力，可使其生意上可能蒙受的意外风险降至最小：连涉足走私暗流的康家原号伙友吴家瑜，事发之后，“虽也过堂受刑，终究也未诬陷康家，到底也还念着旧主以往恩情”。
在描写男女情感方面，成一给我的印象是擅长于在精神和心理层面上用墨。《茶道青红》中叶琳娜与康仝霖的爱情故事，由于发生在两百多年前，这种颇有心理深度却相当有节制的写法显得非常适宜和得体，给人以历史的和人物心理的双重真实感。叶琳娜对康仝霖的感情是很真挚的，容不得半点杂质。一旦察觉到这种感情被商业目的所利用，成了一笔交易的筹码，被玷污了，她就只有忍痛放弃。这种悲剧的结局也只有放在传统道德文化观念未遭破坏的那个时代氛围中才能理解了。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写有一部回忆录，中文译名为：《昨日的世界》。在这部回忆录中，茨威格回顾了深深影响了他们那代人的精神世界而今却已远逝的“往日情景”。身处今天一切都已礼坏乐崩了的纷乱时代，我们细读《茶道青红》这样的故事、这故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的悲欢离合，会不由得要让人生出今不如昔的慨叹。
2009年7月
向着大地的回归
——评李骏虎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
一
读了李骏虎的中短篇小说集《前面就是麦季》后，我觉得可以把他的作品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表现城市生活的，另一类是表现乡村生活的。
李骏虎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生人，对与他基本同龄的年轻人的生活感受和情感体验十分熟悉。当这些年轻人跨入社会时，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在转型为市场经济体制，集体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念逐渐遭到瓦解，社会呈现出个人化和多元化的特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年轻一代人的人生舞台的历史背景已经非乌托邦化了。要在一个普遍缺乏个人安全保障，而且变得越来越世俗和讲求实际的社会中讨生活，就要独自面对更大的精神和物质压力。他们只能去适应，并凭借个人的智慧、才华和拼搏精神来为自己赢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因此，他们的内心世界和价值取向都与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受一元化的理想主义教育影响的那批人完全不同。如果说，身处于一个已逐渐变得无意义的世界之中，后者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其内心深处仍会受到人生意义和精神归宿的困扰的话，那么前者中的绝大多数人则早已对“另一个世界”的存在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因为当他们得以感知和应对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这个远非理想的世界时，世界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所以，他们是现实的、多半也是随波逐流的；或者毋宁说，他们更是无奈的、无可选择的一代。当然，在其冲突的内心中，他们也仍然试图找到一种调试和平衡的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