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哥家原本住在工厂西边的砖砌窑洞里，这里是当年国民党军队的兵营。解放后，工厂在周围盖起了许多宿舍。不知哪位厂领导突发奇想，全厂搞了一次住房大调整，要按照上班距离的远近，重新分配。为此，全厂专门停产三天，进行大搬家。那几天的景象十分壮观，家家门前堆放着家具衣物，活像一个个杂货铺。厂里的汽车全部出动，穿梭往返。每个宿舍区都是人声鼎沸，纸屑飞扬，热闹异常。
按照调整原则，哥哥应该调到厂区东南面的楼房区。那片楼房有几十栋，盖好才一年多。设计图纸是苏联专家提供的，房屋结构是照苏联老大哥的习惯设计的。
听说要住楼房了，我和小侄儿们都十分高兴。当时，挂在人们口头上的话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据说苏联老大哥们过的就是这种生活，这就是人人都向往的共产主义生活。没想到一夜之间，我们就要跨进共产主义的大门了。
可是，嫂子却愁眉不展，常常和哥哥小声嘟囔着，嫂子突然宣布：不住楼了。于是哥哥分到的楼房和一户住平房的人家换了。嫂子耐心地向我们算了一笔账：楼房是集中供暖，冬季的取暖费扣除不说，还要另出一笔费用。住平房，既不用另外出钱，还可得到国家发给的取暖费。那些年我们这个家是从来没花钱买过煤的，烧的全是我和侄儿们利用假期捡来的煤渣。取暖费对哥哥家来说，是一笔额外的收入。来年的取暖费，嫂子常常在今年就派上用场了。一旦住了楼房，损失太大了。
不想住楼房，还不那么容易。嫂子从车间跑到厂部，找了这个找那个，没有一个领导敢做主。在嫂子坚持不懈的努力下，车间领导采取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态度。一旦厂里知道了追查下来，车间领导可以假装不知道。嫂子的决定对我和侄儿的打击太大了，但我们毕竟都是乖孩子……什么时候都是听大人话的。
没有想到的是，因为搬家，小三发现了姨妈送给我的钢笔和笔记本，为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嫂子给了我一只小纸箱，用来放些物品，平时就塞在床底下。姨妈给我的本和钢笔，我舍不得用，就放在纸箱里了。每学期用过的课本、作业本，也都堆在纸箱里。小三向来没我这么仔细，课本不等放假就差不多撕光了，笔记本更不用说，早就不知扔到什么地方去了。小三开始以为我纸箱里不外乎就是课本和笔记本，对它是不屑一顾的，所以从未翻动过我的纸箱。因为搬家，我重新整理了一下纸箱里的东西，无意中小三发现了那两样东西。
搬到新家后，我突然发现放在箱子里的姨妈的全家照和笔记本都不见了。我断定是小三拿了。
小三先是不肯承认，接着耍赖就是不还给我。我去夺，他用身体死死压住书包。俩人相持不下差点打了起来。嫂子闻声赶过来，把我俩拉开。她问明了原因，逼住小三拿出笔记本。正要还给我，小三“哇”地大声哭起来，又一把夺过本子，用身体压在我床上，边哭边说：“不给，不给，就不给……”
嫂子无奈，提议道：“这个本子旧了，给了小三吧，明天我去买本新的，霭霭，你用新的，气死他。”
我说：“不用，我就要这本。新的给小三吧。”
其实我很清楚，如果我答应要新的，嫂子肯定会给钱去买，如果新的给小三，那就不会再去买了。哥哥回来了。他喝住了小三。别看哥哥平时不吭气，发起怒来，小三也怕。他俨然一位法官，坐到一张自己钉的板凳上，询问原因。嫂子还将她的处理办法也说了一遍。小三抢在哥哥表态前提出了另一种方案：“小叔叔还有一支钢笔。要不，把钢笔给我也行。”
我坚定地表示，两样东西一样也不给。因为，这是姨妈送给我的。
哥哥沉默不语。嫂子也不说话了。她一个劲地看着哥哥。
哥哥伸出手。小三无奈地将笔记本交到哥哥手上。哥哥收起了本子，就像老师课堂上没收了有的同学悄悄偷看的小人书一样。我和小三都低头不语，等待着哥哥的处置。
哥哥没有马上作出处理，让先吃饭。这顿饭一改往日吃饭时的热闹劲，没有一个人说话，只听到吃饭时发出的“哧溜”声。哥哥脸上的表情很凝重，他一边吃，一边在思忖着什么。
小三第一个撂下碗，回屋了。他面朝墙侧身躺着，故意不理人。不一会儿，哥哥嫂子相继进来了。哥哥将笔记本随便翻着，发现中间有一页写着字，重新翻到那一页，认真看了一会儿。
哥哥认字不多，是在工人速成班里扫的盲。所以，他看东西很吃力。
那一页上的字，是姨妈写的，我看了不知有多少遍。哥哥让我念给他听。上面是这样写的：
“春霭，春日之云气也。可怜的孩子，姨妈不能陪伴你了，忘记我吧。共产党打下江山了，才敢告诉，你生父是共产党人。你不应该在姨妈的阴影中生活，应该争取到应该得到的。”
姨妈的字隽秀而舒展，既没抬头，也没落款，更没有年月日。我猜想是决定离开人世前写的。给人的感觉是在要不要在本上写点什么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似乎她本想把我应该知道的事情都写在本上，可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又没有这样做，但又忍不住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并向我作出了某种提示。可能她把握不住今后的时世，认为写多了反而对我不好，或者是认为我还小，不便多讲……但无论如何，姨妈在简短的文字中，明白无误地告诉了我这名字的来历和生父的政治信仰。至于生父究竟是谁，字里行间仍然看不出来。
我试探着问：“哥，你认识我生父吗？”
哥哥从深思中回过神来。他微微点了点头。“认识。只是此前并不知道他就是你生父。看了姨妈写的，敢肯定了。”
哥哥破天荒地打开话匣子，讲述了在小说和电影里才会看到的故事。
姨妈来到村子的时候，也就是十八九岁的样子，完全像个小女孩，是发祥领回来的。开始，哥哥以为是发祥的女儿，后来才知道是他的小老婆。住了一段日子，发祥把姨妈一个人留在村里就走了。临行前，发祥将姨妈托付给奶奶，说上海几个老婆联合起来欺负姨妈，只好把她送回村来，让奶奶关照一下。发祥从小是吃奶奶的奶汁长大的，无论他后来怎样得势，怎么不是东西，但对奶奶还是比较尊重的。
姨妈一个外来女人，又有发祥的背景，村里没有人搭理她。奶奶因为有发祥的嘱托，自然少不了来往。这样，我的母亲与姨妈也逐渐熟悉起来，愈来愈密切，最后好得就像亲姐妹似的。
母亲和姨妈相好的另一个原因是我家也是外姓，在村子里同样受排挤，就这一点也算是同病相怜吧！
在哥哥的记忆中，他很小的时候爷爷就去世了。当他五六岁的时候，父亲也去世了，俩人得的是同一种病。从此母亲就没有再嫁人，独守空房。可是在哥哥十五岁的时候，又有了一个来路不明的弟弟，使他十分尴尬。
当时，哥哥曾怀疑过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对哥哥太好了，终究恨不起来。这个人是哥哥在龙头厂做工时认识的，北方人，长得高高大大，宽脸庞，浓眉毛，一股英武气。他姓陈，工人们都叫他大陈。大陈有文化，有学问，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谁也听得懂，听了让人开窍。他助人为乐，特别爱帮助有困难的工人兄弟。他的手艺高强，机器有了毛病，他一来准保手到“病”除，连日本工头也敬他几分。哥哥身体瘦弱，干不了重活，常挨工头训斥，时不时还得被鞭子抽几下。每当这时，大陈总是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给工头又是递烟，又是说好话，使哥哥少受了许多皮肉之苦。大陈和伯父的关系也挺好，俩人经常在一起，神秘兮兮的。有时候还到村里来，来的还有几个同在厂里做工的人，一块商量着什么。有时候太晚了，就在柴草房里蜷缩一夜。
母亲大概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大陈的。母亲长得很好看，和姨妈长得十分相像。这可能是俩人十分要好的再一个原因吧。
一天晚上，天下着雨。大陈来家里找伯父。俩人商量了几句，伯父就穿着蓑衣出门，连夜赶回工厂去了。大陈也要去，但母亲把他给阻拦住了，母亲说下雨天凉，会生病的。接着在大陈耳边叽咕了几句，俩人就出了门。这天晚上，母亲一夜没回来。
第二天一早，天刚麻麻亮，哥哥揉着惺忪的眼睛，拎着饭盒去上班。一开门，一个身影挡在门口。哥哥吓了一跳。原来是奶奶，像是在等什么人。她很不高兴，咕哝一句：“没了规矩。”返身进屋，狠狠地关上门。
雨停了，雾很大，整个村子浸没在浓雾中，静悄悄的。只听见“吱呀”一声响，姨妈家的后门开了，一前一后闪出两个人影。一个上了小路往镇上走，另一个朝奶奶家后门而来。透过雾气，哥哥认出了往奶奶家来的是母亲。母亲轻轻敲门，门半天没开。母亲自言自语道：“睡这么死。”哥哥返转身道：“奶奶刚才还在门口站着呢。”说着帮助母亲用力敲门。母亲阻止道：“你快上班去吧，我从前门回去。”哥哥急急往镇上赶路，没一会儿，就追上了前面那个人，一看是大陈。这时，哥哥应该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只是老实巴交的哥哥没有往那方面想。大陈遇到哥哥，肯定十分尴尬，只是有浓雾的掩护，脸上的不自然也没被哥哥注意到。
后来，母亲的腰变得粗了起来，行动也笨拙起来。奶奶的脸色越来越难看。哥哥这才感到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天，哥哥在车间搬运东西，脚下绊了一跤，摔倒了。工头正好就站在旁边。哥哥下意识地伸手拽着工头的裤脚管站了起来，手上的油渍抹了工头一裤子。工头火了，举起鞭子一阵乱抽，非逼着哥哥舔掉油污不可。伯父看着听着，怒往心头起，火从胆边生，一个箭步蹿过去，把那个工头抽得哭天喊地。
祸闯大了。厂里叫来了日本宪兵队，要抓伯父。后来哥哥才知道，伯父是大陈发展的地下党员，当时正在策动一批青年工人投奔江北抗日武装。由于伯父的鲁莽，计划只好提前。在大陈的周密安排下，伯父带着哥哥连夜走了，没有来得及向母亲和奶奶告别，从此杳无音讯。
哥哥的讲述戛然而止。屋子里一片沉寂。小三不知什么时候坐了起来，瞪着眼，张着嘴。他听呆了，我有点意犹未尽，想知道更多一些关于母亲的事。哥哥摇了摇头，说后来的事情他就不知道了，尤其是母亲是怎么死的？他也想弄清楚。他分析，姨妈一定知道事情真相。可是，姨妈也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