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李玉明
景元祥同志的新作《晋都曲沃》，写的是晋都故绛400多年的历史风云，沧桑巨变，英雄史诗，历史事件，人物故事，时代变迁，社会进步。他在记述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中，以浓墨重彩的笔锋，把桐叶封唐，唐献嘉禾；燮父改晋，始有晋称；文侯勤王，东周始建；曲沃代翼，武公变革；献公拓晋，跻身四强；文公称霸，会盟诸侯等诸多历史风云变幻，写的显活神现，称得上又一部耐人寻味的历史科普读物。他这一历史科普读物，就要交给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付梓问世了。值此之际，他邀我为他写篇序。他是省三晋文化研究理事，我是省三晋文化研究会常务会长，为他的新作写序，理当义不容辞，责无旁贷、当仁不让。屈指算来，自新世纪伊始，这是我为他出版三晋文化研究读物写下的第四篇序言了。
我与景元祥同志相识于新世纪之初侯马晋文化研讨会上。他的处女作《三晋典故》，以简约的文字、通俗的语言、科普的形式，用典故写史、说事、释史和演绎历史文化，为我省三晋文化研究填补了空白，得到了专家学者的支持，于2001年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时，我以《一部新颖的历史普及读物》为题给他写了第一篇序言。继而，他于2002年，写下了《三晋典故》的姊妹篇《晋与三晋故事》，妹妹《晋与三晋故事》与姐姐《三晋典故》相较起来，妹妹更可看、可读、更易于走向民间，是一部易读、是懂、易传播和老少咸宜的科普读物。故而，于2002年在（北京）方志出版社出版发行时，我又为他写下了第二篇序言。时过一年，他于2004年又以读者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采用章回小说的写作方法，写下了《华夏霸主晋文公》文史小说，将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我又为他写下了第三篇序言。据我所知，他在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陈长禄同志的关杯支持下，参与《平阳历史文化丛书》编撰，还写了《晋都新田史话》、《孔子论晋国人和事》、《晋霸主会见会盟追踪》、《晋与三晋卿大夫世秩谱》、《晋文化中的和谐思想》、《商祖探源》等专著。与此同时，还与杨霜韦同志合作，把春秋晋国600多年的历史，浓缩在了10个专题、计1000幅词配画，于2008年在山西出版集团.山西出版社出版了一套10本《春秋晋国故事连环画》。景元祥同志，年近八秩，却孜孜不倦，笔耕不辍，为溯古樱今和弘扬三晋文化勤奋不息，真可谓是“老牛明知夕阳近，不须扬鞭自奋蹄”了！
解析景元祥同志十几年来晋文化研究、出版的著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他几十年来，在曲沃、侯马县级机关工作，一直处在与人民群众接触的前沿，他对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的需求和好恶，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赞成什么和反对什么，可以说知道的了如指掌；他又在工作之余和人民群众接触的过程中，蒐集了不少是既有骨又有肉的三晋文化轶闻、传说、故事和掌故。故而他的三晋文化著作，不仅有文献的记载，而且又有流传在民间的、鲜活的轶闻、传说、故事和掌故，可以说他写的东西，皆是浅显易读的科普读物。概括其读物的显著特点有四：一是他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体材和文字写三晋历史；二是他把深奥的、灰涩的、难读的古文化，从文史典籍中和馆藏档案馆中“解放”了出来；三是他把专家学者掌握的历史文化，传播到了普通百姓间；四是他坚持了“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历史为现实服务。统而言之，以一言蔽之，他在写作三晋历史文化中坚持了群众路线。他从群众来到群众中去，人民群众喜欢他写作的东西，我支持他的写作题材、写作方法、写作形式和写作文体。因此，在我为他写第四篇序文心仪之余，我期待专家学者和地方学者携起手来，有更多更好的三晋文化著作问世。
是为序！
序
杨治平
明崇祯二年（1629）《山西通志》云：曲沃县，春秋旧晋都。号曰绛。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曲沃县令张坊修《新修曲沃县志》亦云：西周穆王年间（约前10世纪），晋成侯徙都曲沃（今县城西南1公里处），历成、厉、靖、僖、献五世。千百年来，史学界有人对这些记载肯定，又有人对这些记载否定。肯定与否定，皆是各持一据、各说一词。由于没有考古的出士的地下资料支撑，结果形成了千古之谜。这个千古之谜，却在20世纪的最后十年，由北京大学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的考古工作者，在“众裏寻她千百度，驀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破解了这一谜底。
晋国早期都城遗址的探索，如从西汉的司马迁算起，已两千二百多年了；如从顾炎武《日知录》断“唐叔之封以至侯缗之灭并在于翼”算起，也有三百余年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科学的考古调查，若以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筚路蓝缕的工作为起点，弹指一挥间，也已半个世纪了。在其半个世纪中，最为重要的是曲村——天马晋侯墓地考古被誉为中国20世纪的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曲村——天马晋侯墓地考古，石破天惊的事发生在1992年和1993年，连续两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榜上有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衡先生讲：天马——曲村遗址规模宏大，包括墓地在内，其总面积达郑州商代遗址或殷墟遗址之半，等于西安沣西、沣东二遗址的总和，超过北京琉璃河燕国遗址两倍以上，是目前发现全国最大的西周遗址，而晋侯陵园恰在遗址正中。经过80、90年代10多次发掘，已经证实此遗址是以晋文化为主，其年代贯穿晋国始终，而以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最为繁盛。且又有诸多晋侯埋葬于此，更确凿无误地证实此处是早期的晋都。……至于燮父，虽曾改国号为晋，但并无较早的有关迁都的文献记载，可见晋侯燮父与其父唐叔虞同居一地。今晋侯燮父墓既然在天马——曲村遗址内，唐叔虞墓亦应在此。所以，天马——曲村遗址应该就是唐叔虞始封之地；在周初，此地应该名唐。
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教授李伯谦先生，在《晋侯墓地发掘与研究》一文中指出：晋侯墓地的发现和取得的初步研究成果解决了晋国历史上一些难解之谜，纠正了文献有关晋国历史记载上的一些失误，极大地丰富了晋国史、晋文化乃至西周考古的内容。……而晋侯墓地9组晋侯大墓的发掘，则确证天马——曲村遗址即晋国始封的唐地。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晋国曾三次迁都，即燮父由唐迁晋，成侯迁曲沃，穆侯迁绛。但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连续发现的事实，晋侯墓地9位晋侯包括晋侯燮父、晋成侯、晋穆侯墓葬的发现，证明从晋国始封直至东周初年，晋国均都于此。燮父改晋并迁都已为新面世之尧公簋所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