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实语境下，国企改革从来就不是孤立的经济改革，而是包含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内容。因此，必须将国企改革纳入“顶层设计”。
一、空谈“主义”只能贻误改革契机
曾记否，若干年前，中国曾爆发过一场“主义”与“问题”之争。当时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等人与某学者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轰动一时，其观点的正确与否本无答案，争论的双方是从各自不同角度出发而阐述理由的。由于目的不同，动机不一致，尤其是受到时代背景的限制，争论的结果自然是不了了之。现在回过头来看，似无多大意义。
吊诡的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在今天再次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出现，但这是个真问题吗？
1.人为的伪“主义”
今日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舆论环境大为改善，宪法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表达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向政府建言和表达不同观点的社会氛围日渐融洽。可以说，在目前中国社会的语境中，任何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与改革的建议和意见都可以做到自由表达，以供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极其领导下的政府采纳，并转化为国家的大政方针政策，力求使政策的制定更符合民意。此形势来之不易，需要广大民众及社会精英倍加珍惜。在这种情况下，尤其需要社会精英在表达自己观点的同时充分表达民意和民声。
我认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谈“主义”的多，研究“问题”的少。非此即彼的争论多，真正直面现实，提出解决问题的观点少。因此，我们应该提倡和引导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多研究“问题”、少谈论“主义”，把研究的精力放在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主要问题上来。
为什么我要提出这样一个思路？是因为在我们目前的研究中出现了或者说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理论分析和不恰当的归纳。如把研究经济学的人分为主流经济学家，那么也就还有非主流的经济学家；把研究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冠之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把凯恩斯经济学包装成国家干预主义等，实际上是在偷换概念。还有的研究把一些经济学家和其研究观点贴上“左”或“右”的标签；甚至陷入宏观经济的“软着陆”与“硬着陆”之争，为本无“标准”的软硬之争掺入了情绪化的论辩。又如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在改革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没有提出理性的改革建议和意见的情况下，提出所谓的“利己主义”的概念，认为中国社会存在问题的症结源于“利己主义”。而利己主义的形成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有关，来源于现代经济学教科书中的“理性经济人”概念。并明确提出“经济学家以此理解市场，新制度经济学又雄心勃勃地试图以这种肤浅的、扭曲的关于人的假设来理解人类社会的种种制度”。还明确指出：“当代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所接受的，正是这种关于人的简单化假设与结论，而他们的傲慢又超乎国外的同行。”
摆出以上问题和研究现象，并不想就哪一个问题要弄个水落石出，争个你死我活，果如此那我可真就“上当”了。我只是认为，这些问题都没有过多争论的必要性。经济学家也就是经济学者，或者经济学人，没有什么主流与非主流之分；个人观点就是个人观点，没有什么“左、右”派别之分，如果硬要分那就是思想还停留在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非“左”即“右”的惯性思维中不能自拔，不仅于研究工作无益，还会影响工作情绪和研究效果；至于现实中存在所谓的“利己主义”的种种表现和不道德行为，是应予以抨击和揭露的，是需要我们制定相关的社会发展政策予以扼制和校正引导的，但远未形成什么“主义”，也无必要上升为主义之争，其实就是一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而已。
2.用“自由主义”批判“市场经济”的谬误
今天，学术界有些学者，将“市场经济”当作批判“自由主义”的靶子，这是一种基于对自由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逻辑关系不清而得出的谬论。这种人为臆造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对坚持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的危害非常大，必须予以澄清。
所谓“自由主义”，即自由主义思想。它的核心价值观是追求“个人价值和个人权利”。自由主义者认为，除非危害他人，否则个人的经济自由不应受到限制，个人也没有必要为自己的行动向社会负责，因为这种自由行动本身就会给社会福利带来额外的好处。追溯历史，北京大学的严复教授是最早提出主张自由主义的学者之一，他说：“人生而自由，他可以做他任何愿意做的事，但必须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界限”。严复翻译的重要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论自由》，与他同时期的中国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有郑观应、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蔡元培、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现在主张自由主义思想的也大有人在，但都难具有代表性。
自由主义思想具有显明的政治诉求，它在政治上主张宪政和民主政治；在经济上主张个人财产权和市场经济。但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尤其是不能把自由主义和市场经济划等号。因为，在不同的年代，自由主义包括不同的内容，体现着不同的思想和追求。如毛泽东同志就曾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和“只要组织照顾，不要组织纪律”的行为准则划为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之一。
而市场经济从一诞生起，就有着严格的定义和内涵。它是指这样一种经济制度，在这种经济制度下，消费者与企业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通过市场相互发生作用，来决定经济组织的三个中心问题：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生产，为谁生产。首先，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决定了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其次，如何生产也将遵循价格信号所指示的方向，生产要素的价格决定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使用哪些生产要素、采用什么技术来进行生产。最后为谁生产是由生产要素的生产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这里的供求决定了要素价格：工资率、地租、利率和利润。各种要素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便根据其拥有的要素在生产中的贡献取得相应的收入份额，完成社会收入的分配。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非与自由主义与生俱来，也不能因为自由主义者崇尚市场经济就把市场经济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
中国共产党在长达90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形成了重大理论成果，即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个理论体系，前者主要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总结；后者是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而邓小平理论则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显著成绩的理论概括。回顾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自由主义思想一开始与邓小平理论倡导的市场经济正好相吻合。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解放思想，打破禁锢，破除僵化，扩展个人自由，冲破体制限制，呼唤民主发展”等。虽然这些提法带有明显的自由主义主张，但切合了当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也事实上促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在1989年的那场政治风波发生之后，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市场经济的主张受到抵制，党内的左倾思潮开始回头。尤其是后来的反精神污染使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扩大化，并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由于自由主义是主张市场经济的，所以，市场经济被当成了自由化的靶子。这种倾向一直延续至今，在理论界久久不散。
但形势的发展往往超过人们固有的惯性思维。1992年那个春天，邓小平理论的创始人邓小平南巡发表了著名的“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的英明论断。邓小平南巡讲话是对反对市场经济、主张计划经济的左倾思潮的人当头一棒，既是第二次为市场经济正名，也是要把市场经济与自由主义区别开来。后来，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结束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见，市场经济本身没有明显的政治诉求，虽然其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立，但它与自由主义所追求的宪政和民主政治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因此，我认为“市场经济”绝对是个好东西，它可以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需要使用的工具和有力武器，如我们正在努力建成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由主义在经济上要求市场机制，就把市场经济划入自由主义的范畴，或冠以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是不合逻辑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客观存在的，在自由主义出现之前，市场经济本身就存在了，只是没有人慧眼识珠并加以提炼和总结而已。从历史的眼光看，主张自由主义的人大多有政治诉求，而主张市场经济的人则不一定都有政治诉求。
所以说，我们不能因为北京大学的严复教授翻译过《国富论》和《论自由》，他本人也崇尚自由主义，就把《国富论》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研究划归自由主义的范畴，甚至把我们国家现在研究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经济学派的人冠之以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进而继续错误地把市场经济当作自由主义的靶子来批判。
市场经济不是意识形态，甚至本身也不是价值判断，这正是邓小平在20年前“南巡讲话”中对市场经济与意识形态二者关系所做的正确判断。但是，由于改革开放过程中公平正义的缺失所导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使得市场经济成为包括既得利益者在内的保守主义者反对改革的理由，这才是将市场经济当做批判“自由主义”靶子的逻辑，但遗憾的是，这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逻辑”。
专栏27：市场化是中国未来改革的方向
清流浊流，互相激荡。在2012年的达沃斯峰会上，以林毅夫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派，与以张维迎为代表的自由市场学派，产生了激烈的交锋。林毅夫认为，中国未来需要适度的凯恩斯主义，发挥政府的强力作用。而张维迎则认为，中国需要更为彻底的市场化，应该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
如今，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之中，当欧美诸国深陷增长陷阱的时候，中国等金砖国家仍然保持了高速增长。为此，中国在各个领域，推出“中国模式”。在文化领域，全球普建“孔子学院”，在经济领域，鼓吹政府干预的模式。而欧美经济的低迷，似乎使这种强政府模式占据上风。
林毅夫现在有一个新的绰号，被称为“林增长”。此绰号产生在中国连续几年遭遇增速下滑，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即将结束高速增长之时。林毅夫坚持认为，中国未来仍然将继续保持2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时期。
而林毅夫强调，中国30年的高速增长，正是由于发挥强政府的作用所致。但是，相反的论证却非常简单：既然如此，新中国建国初期的30年，实行更为彻底的计划经济，政府更为强势，为什么经济却陷入崩溃的边缘？
中国改革开放30年，保持了年均近10%的年增长率。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制度红利，是国家从垄断走向市场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成本的必然。而这种飞跃，只有在国家重大变革的转型期才会出现。由此，中国的崛起，并非由于政府强力干预经济所致，而恰恰是由于一定程度的放开所致。可以说，是市场化造就了繁荣的中国。
但林毅夫坚持政府应该发挥强势作用，其反面案例在于拉美。林毅夫认为，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在实行了“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后，30年来除了易于收费的无线通信以外的基础设施未见改善，成为增长的瓶颈，就是因为误认这些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市场环境中能自发协调解决这些外部环境条件问题的结果。林毅夫在世界银行时，经常听到非洲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抱怨，其投资和企业经营环境已按“华盛顿共识”的要求改善了十几年到二十年，但是没有新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出现。
林毅夫强调，政府必须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以克服外部性和协调的问题。由于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在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上，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必须有选择、有方向地使用那些资源。其实，发达国家所惯用的支持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四种主要手段，专利、补助基础科研、政府采购、行政要求中，除了专利是中性的外，其他都是要事先针对特定产业，甚至产品和技术的。林毅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产业升级上不该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以发挥因势利导作用的看法，其实是要发展中国家自废武功。
林毅夫在《新结构主义经济学》中提出了“增长甄别与因势利导框架”，为不发达国家实现经济增长提供了六大步骤，核心在于在政府的扶持与引导之下发挥比较优势，进入增长轨道之中。
对于未来的中国发展模式，林毅夫开出了两大药方：一是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需要以投资为主体；二是政府在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林毅夫提出的发展经济学3.0版认为，市场并非自发产生的，而是与政府共生的。强政府与强市场才是经济增长的制度保障，也是现代经济增长的秘密所在。
在中国，政府成为投资的主体。银行体系与大型企业、地方政府的紧密关系造成了系统性的风险，这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隐忧所在。主管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权部门的“一把手”接连下马，基建工程的质量频频出现丑闻，从而引起人们对投资的抵触心理。尤其是河南省交通厅，竟然有连续四任厅长前赴后继落马。林毅夫认为，并非中国的政府太强，而是政府能力在弱化，导致寻租盛行。他主张未来加强政府权力。
而张维迎认为，导致当下中国经济困局的原因，恰因为政府对经济干预过多。他认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失衡是内生性的，而非外生因素。这次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败，不如说是政府政策的失败；与其说是企业界人士太贪婪，不如说是主管货币的政府官员决策失误；与其说是美国金融体制太自由造成的，不如说是中国金融体制太不自由造成的。无论哪方面，都与“看得见的手”的失误有关。
张维迎对于政府救市持怀疑态度。经济一出现困难，很多人都将目光投向政府，政府也认为自己责无旁贷。救市的短期成功，埋下的是长久隐患。政府救市的结果可能延缓了市场的调整。经济困局就像一个吸毒病人，医生给吸毒病人开的药方却是吗啡，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使问题更严重。过度的投资，可能用不了多久，经济又会掉下来，可能掉得更惨。而长久之计，是利用市场自身的调整作用，但是，这是个慢工，很少有人有耐心等待，尤其是在任期制下更是如此。
以房地产为例，张维迎对限购颇有异议。认为应该让市场发挥作用。只要交易自由了，该到什么价位就到什么价位，政府不应该干预。如果现在政府老想托市，本来一平方米应该是5000元，如果我们非要维持在6000元，看起来掉不下去，但始终没有人买房，房地产市场不可能发展。反之，如果我们让它一下子掉到底，掉到5000甚至3000，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活跃起来。不仅是房地产，在所有的行业，都是同一个道理。
政府对破产企业的拯救不仅扭曲了市场的惩罚机制，延缓了结构调整，而且常常把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因为政府只解决大问题不解决小问题。政府的拯救措施也降低了企业界自救的积极性，导致更多的投资行为和更多的坏账。政府投入的资金越多，资金越短缺。特别是在本次危机中，政府为很多国企注入了巨资。仅仅航空行业，就补贴了数百亿。
张维迎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集中到一个点，就是释放民间活力。为此，他提出了四点设想。一是进一步实现市场化的改革，打破垄断，全面放开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让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进行自由、平等的竞争，释放中国经济的活力，让企业家对未来充满信心。二是进一步实行金融体制改革，特别是汇率市场化改革。三是推进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判断一个政策的好坏，不是看它的目的高尚不高尚，而是看这个政策的效果。我们说一个政策不好，就是这个政策的效果与目标背道而驰。劳动合同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新的劳动合同法出台目的是保护劳动者的利益，但受损害最大的恰恰是普通工人和准备寻找工作的农民，他建议果断停止执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中限制合同自由的条款，让劳动合约更自由。四是国家财富向国民转让，为此国家应该实行普遍的减税。当下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应该向富人多征税，而只给穷人减税。张维迎不主张搞歧视性的优惠和优待，要降就一起降。
而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在其著名文章《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亦认为，“重新认识看不见的手”是邓小平一生中的洞见之一。在上世纪80年代的第一轮改革潮中，邓小平连续几年推动“价格闯关”。这意味着，原来由国家规定和控制的物价，要放开由市场决定。而在1992年春天，邓小平以一个88岁退休老人的身份，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特别提出了长期困扰中国改革的问题，即不管“姓社（会主义）”“姓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此过程中，邓小平有一个隐蔽的哲学，即相信每个普通人都具有改善生活的持久动力。国家要富强，要推进现代化，就必须充分发挥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所有基层组织的积极性。当改革开放释放了个人、家庭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之后，如何协调十数亿人口爆发出来的竞争致富冲动，就成为新的经济体制必须解决的问题。邓小平倾心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仅靠国家计划之手，根本不足以应对改革开放后如何协调整个中国经济的新课题。
而在当前，人民的诉求更为多元，更为广泛，大政府无法提供公民的多样需求，更需要通过开放释放个人空间。发挥市场的作用而非加强政府管制，更为重要。
在当下世界流行的三种经济学流派中，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芝加哥学派信仰市场经济，但是认为必要时候政府应该介入市场；而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则对市场坚信不疑。经济学家韦森亦认为，经济市场化和政治现代化是社会转型的两个车轮。
林毅夫提出的增长命题，答案并非在于加强大政府，而恰恰在于通过改革，实现更为彻底的市场化。
当下出现的一个不好的风气，就是当改革遇到挫折的时候，很多人就想退回去，他们认为，是改革导致了困局。然而，事实正相反，恰恰是由于不彻底的改革，恰恰是由于权力没有退出经济领域，才导致了种种危机。
2012年7月底，胡润研究员和群邑智库联合发布了《2012胡润财富报告》，详细剖析了目前中国内地富裕人士的数量、地域分布情况以及消费习惯等。报告中“富裕人士”的门槛为：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资产的个人，资产包括可投资资产、未上市公司股权、自住房产和艺术品收藏。报告显示，北京千万富豪达到了17.9万人，亿万富豪约有1.05万人，均排名第一。
中国内地千万富豪数最多的地方，并不是中国最强大的经济省份广东，也不是江浙，而是北京。这是一种极度不正常的现象。可以想象，美国的富豪都来自华盛顿，那会是什么情况？财富集中于首都，说明此国是一个权贵经济占主导的国度。
作为一个典型的市场竞争充分的国家，美国富豪最多的地方，是在经济中心纽约，不是华盛顿。甚至，美国的财富也不集中于纽约，而是分布全国。同时，美国的富豪分布很均匀和分散，其世界500强的产生也很均匀和分散。沃尔玛总部就在美国的一个小镇上。
中国不一样，北京不仅是政治资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经济资源最集中的地方，说明中国离市场化还有一点差距，权力对资源的配置还是非常强的，市场还没有成为完全主体，这是很多国家不承认中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的重要原因，这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进行改革的原因。
在未来时代，林毅夫所预测的20年高速期并非没有可能，但是，这个前提，就是继续改革。中国需要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后，迎来第三波改革浪潮，而且，第三次改革浪潮，亦应该是中国改革的高潮期。
未来时代的改革，任重道远。日本从明治维新到20世纪初近30年，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二十余年，两次的飞跃其实也是一种制度红利，也就是依靠社会经济变革。前一次是明治维新，后一次是在美国主导下扫除封建残余的二次现代化。德国的两次飞跃，从本质上说，亦是拜制度红利所赐。
就目前而言，中国正在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高速期向平稳期过渡，可以预见未来的中国发展速度，不可以永远高速。而一旦中国步入调整期，要在强国的竞争中胜出，将会变得更为遥远。
国家飞速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为全面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中国的高速发展，就是典型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所致；一为技术革新或者新兴产业勃兴。如英国当年的崛起，就是拜工业革命所赐，美国最近20年的亚高速发展，就是得益于计算机为代表的新技术、新能源产业的兴起。
中国目前第一次社会变革的动力已基本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完成新的重大社会变革，则将神话不再。如果中国不能尽快完成从投资到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不能抑制垄断而壮大民营经济，不能造就普遍的社会公平，则可能发生持久的社会动乱，陷入拉美化的泥潭。而留给中国的时间，也许只有几十年。
中国未来的希望，在于继续深化变革，从社会结构、权力运作模式、经济结构、文化等领域进行广泛改革，而并非目前只改革经济领域，从而告别“跛足巨人”。如此，方有可能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期后，迎来一个新的高速发展时代。
二、必须“顶层设计”的十大问题
我认为，有责任感的政治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和文化学者应该认真关注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一些主要问题。有良知的社会大众、芸芸众生都应尽自己的绵薄之力，对这些问题理性思考，积极建言献策，不要空谈主义，更不应人为地去制造“伪主义”。其作用可能有三：一是供政府制定方针政策参考；二是国家大事，人人有责，每个人都有为国分忧的责任，以此唤起广大民众关注改革和参政议政的热情；三是像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说的那样：这样做既为挣钱吃饭，养家糊口，也为消磨时光，寄托精神。这当然是一种调侃。但如果真能够多一些人以此来寄托精神，实乃中国之大幸，中华民族之大幸。
那么，哪些问题才是时下中国社会改革发展中存在的最主要、最关键、最急迫的问题呢？按照不同问题对国家发展长远性、全局性影响的重要程度，我将中国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需要研究关注并尽快加以解决的问题，以及每个问题的核心概括为十大问题。在这十大问题中，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困难程度位居前列。
一、农民问题。包括土地问题；所有制问题；小城镇建设问题；新农村建设问题；乡村基层政权建设问题等。核心是土地改革问题。
二、土地问题。包括房地产问题；私有财产权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城市规划与建设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核心是土地产权问题。
三、国有企业改革问题。包括土地问题；出资人问题；代理人问题；垄断、公益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分类管理问题；文化国企的定位问题；国有企业的边界问题；管理人员的薪酬问题；国企管理人员与国家公务员收入的平衡问题；建立国民权益基金问题等。核心是国企“非企”的问题。
四、房地产问题。包括土地问题；产权问题；房产税问题；遗产税问题；保障房问题；商品房问题；公租房问题等。核心是土地私有化问题。
五、医疗问题。包括基本医疗问题；享受性医疗问题；养老问题等。核心是看病难问题。
六、教育问题。包括学龄前教育问题；中小学义务教育问题；大学教育改革问题；公办大学边界问题；民办大学发展问题等。核心是公平教育问题。
七、社会保障问题。包括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全民统筹养老保险问题等。核心是公平问题。
八、政府职能转变问题。包括行政许可问题；减少审批问题；放松管制问题；公平竞争问题；政府职能部门边界问题；社会组织创新问题；行政管理与行业管理区分问题等。核心是放松管制问题。
九、社会组织发展问题。包括公平进入问题；业务审批问题；双重部门管理问题；统一监管问题等。核心是放开问题。
十、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包括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问题；执政党的合法议政参政问题；其他党派的议政参政问题；宪法的贯彻实施问题；基层政权的建设问题；提高政府执政能力的问题；政府政务人员和公务人员的分类管理问题等。核心是民主法治建设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研究人员应该说实话、说真话、说有用的话，力求复杂问题简单化；不说空话、不说假话、不说大话、不说官话、不说废话、不说套话、不说无用的话、少说正确的废话，力求不要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对于管理层，则应从战略高度，将其纳入“顶层设计”的视野之中，做好设计。
专栏28：“顶层设计”需要达成广泛共识
改革成就，举世公认。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为中国的改革大业设定了一个目标，即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人均4000美元收入。意想不到的是，2010年，中国已经达到此目标，甚至还提前了40年。中国崛起已成现实。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且有望在未来20年内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
就改革开放的内涵而言，30年的改革，完成了中国社会的三大转型。即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走上了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发展轨道。生机、活力、激情、多元的社会体系基本形成。爆发出数千年未有的创造力。
在改革的初期阶段完成之后，如何进行第二阶段的改革，则充满了争议。有人认为，中国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崛起，证明目前的模式已经接近完美，不需要再学习欧美，“中国模式”应该取代“华盛顿共识”。而有的人则认为，中国的改革，远远没有完成，当下的困局，正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突破。
关于中国未来改革，未来哪些领域存在着需要突破的地方，目前出现了众多学说。除了所构想的顶层设计之外，比较流行的是《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所说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领域的四大局限。即贫富差距拉大，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社会事业严重滞后，民生问题凸显；发展方式粗放，生态遭破坏，环境被污染；权力和社会腐败严重。吏治腐败、司法腐败、舆论腐败是体制性的腐败，恐怕比经济领域的腐败更为严重。
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对于中国未来需要解决的领域，列出了六条。即实行结构性改革以加强市场经济基础；加速创新；追求“绿色”机会；所有公民的机会和社会保障；进行金融改革；需要寻求跟世界互惠的关系等。
而中央党校编审、著名学者邓聿文则认为，中国急需解决十大问题。他所列举的问题，包括经济改革扭曲、内需不振、收入分配的不公、户籍制度的落后、计划生育的不合时宜、教育和科研的腐败、环境污染、资源浪费、道德滑坡、外交乏力等方面。
邓聿文提议的未来改革十大难点，与我所构想的顶层设计，亦有很多所见略同之处。比如关于政治改革，土地、农民问题，社会保障问题等。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无疑都需要顶层设计，而在顶层设计之前，全社会需要达成一系列广泛共识。
改革开放30年，已如舟至中流。抬头仰望，洋洋江河，却也暗流汹涌。安抵彼岸，还是中流翻船，关系中国未来命运。
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思潮繁杂。同时，未来时代的无数可能，亦使选择艰难。各种假改革打着“中国特色”的旗号，纷纷粉墨登场，欺骗民众。未来时代的变革，更需廓清迷雾，找到康庄大道。关于中国未来时代改革的战略方向问题，亦提上了议事日程。关于改革的共识，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经济、政治改革，到社会、文化等全方位的变革。
事实上，经过30年历程，我们也应该突破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将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领域，进一步延伸到社会领域、文化领域等方面的全面、广泛的改革。而目前，对于社会领域的更广泛的变革，已经成为大势所趋。
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些我们所熟知的称谓，已经悄悄发生变化。很多地方，公共媒体、网络媒体以及地方官员的口中，“老百姓”“群众”等提法逐步变少，而市民、公民、纳税人的提法变多。在这些称谓变化的背后，是公民意识的觉醒。
近年来NGO的崛起，对中国社会运行规则、运行模式、运行主体已经逐步产生改变。特别是在汶川地震中，NGO得到检验，亦得以发展壮大。很多人都研究了美国大选最后胜利的原因，长江商学院一个教授还专门写了篇文章，讨论奥巴马的制胜秘诀和社会背景。认为奥巴马的胜利，说明了“草根时代”和“草根政治”的崛起。不仅社会的力量从精英阶层转移到了草根阶层，而且以往那种靠大聚会、电视单向传播的政治动员模式，也变化为立体的、依靠网络互动传播的模式。
而这种变化，在中国也出现了。新兴技术的兴起、新兴阶层的出现，他们的交往模式，都已经颠覆了我们传统社会的运动模式，而这些变化，都将对未来时代影响深远。这些变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变革，但是这些社会性的变革、社会生活模式的变化，最终包含伟大的时代力量。
同时，中国的家庭结构的变化，亦引起了社会结构及社会行为模式的变化。计划生育推行数十年后，目前主流的社会青年，均为80年代出生。而时代的特点，赋予了他们独特的经历，构成了现代家庭的倒立结构。从祖父、外祖父，到父母，到孩子，越到下一代，越重要。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一双父母，好几个孩子，权力的重心在父母。而新的家庭结构中，权力的中心转移到了孩子身上。传统社会的威权体制存在的家庭基础不存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格局，几乎荡然无存。
而这种家庭结构变化引起的成长环境的改变，将对未来时代的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新一代的孩子长大后，比上一代青年更独立，更敢于挑战威权，也更具有现代意识。
作为中国社会基石的农民阶层，未来亦发生巨大变化。新一代的农民，此农民已经非彼农民。在长三角、珠三角的广袤土地上，新一代的农民深刻体验到现代城市生活。这些年轻时就出去闯荡的新一代农民，在视野、思维、生活方式上，与其父辈都产生了很大的差别。他们虽然身份上是农民，但是，已经受到了现代生活的洗礼。他们不再是愚昧、胆小、容易被欺骗的群体，他们与城市里的年轻人基本无差异。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农民阶层的存在，“城市边缘人”的兴起，不仅将改变城市治理模式，未来他们回乡后，传统的乡村权力模式，亦将受到严重挑战。
超级女声横空出世，折射了中国人民对社会事务参与的热情与渴望。特别是海选，直接投票的方式，互动参与，PK等游戏规则与运作模式，是无意中对于中国公民现代社会运作模式的一次启蒙。
在文化领域，新的变革亦开始酝酿。特别是在对于传统文化的再认识方面，存在很大争议。而且这种争议，对于中国现实影响很大。很多人曾认为，新加坡的兴起，足可证明儒家文化的生命力，而事实相反，以捍卫“亚洲价值观”而风光的李光耀在21世纪到来的时候，突然改变观点，认为新加坡的成功，从根本上来说，恰恰不是因为儒家文化，而是现代文化。中国台湾、韩国等传统的儒家文化圈国家和地区的兴起，某种意义上，亦是经过现代化的洗礼。而过分渲染的所谓“特色”，骨子里跟100年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一路货色，无非是抗拒世界潮流、延缓社会变革、保持既得利益的借口。
这些社会、文化领域的变革、争议，某种意义上说，是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的，但是其影响更为深远。甚至可以说，政治领域的变革，往往需要在社会、文化领域扫平道路。周瑞金认为，中国的改革，应该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四位一体的改革与建设。对此，我个人是非常赞同的。
二是汇聚时代锋芒。
在这个转型期的社会，改革本身充满了各种矛盾，各种利益交锋，各种思维碰撞，这些，都需要我们正视，需要我们拿出勇气与激情，去冲锋，去摇旗呐喊。我们的改革，也将逐步从“摸着石头过河”，从“搁置”争议，到直面争议，从追求“和谐”，到有秩序的争论乃至斗争。
未来的改革，需要汇聚时代锋芒。个人认为，应该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洞察人心所向，我们关注的，必然是民众迫切希望改变的，我们拥护的，必然亦是民众所想要的。如大众对于医改、教改的关注，对中国高房价的根源研究等。其二是顺应未来趋势。改革是一种“向前看”的事业，我们所提倡的，必须是一种符合未来趋势的，而非充满世故与市侩气息的权宜之计，甚至是表面看是改革，其实是倒退的一些行为和思想。其三是站立矛盾交汇处寻找矛盾最尖锐、最激烈的领域，因为矛盾交汇之处，才可以有最强音，亦如两江交汇的地方，总是激起滔天巨浪。矛盾双方交锋，才可以看清楚各种力量，更客观，更公正。亦可以通过两种乃至多种道路的比较，看清楚未来。如，市场与政府的争端，是要民族主义，还是要普世主义等。这些问题，未来必然在全社会造成普遍的争议，其未来走向值得关注。
三是全球视野下的改革。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被证明错误，任何国家永远都有变革的需要。纵使是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亦需要变革。美国在上世纪60年代，尚且存在人权问题；日本一直到近年才逐步摆脱世袭政治与老人政治，即是明证。不丹告别君主制，说明了在一定的条件下，特权阶层有可能自动退出舞台，但是需要其巨大的良知，以及其特殊的经历和背景，如今的新国王，就曾经长期在西方求学。
有一本名为《第二世界》的书，重点介绍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历程，以及重新崛起的秘诀。同为新兴国家，甚至是同为以前的“社会主义兄弟”，很多东欧国家，都在国家并不富裕的情况下，实现了全民医保。这些，都可为中国借鉴。
最值得关注的是越南。作为中国的“学生”，越南的制度变革走得更远，不仅国会代表直接竞选，甚至总书记等职位也实现差额竞争。这是否说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可以实行比较彻底的民主？所谓的“特色”能否尽快融入世界潮流？向世界普遍法则看齐，而不再成为拒绝改革的借口。
在未来，中国的改革，重点可借鉴四个领域：一、目前发达国家的成熟过程，一些具体事务的借鉴。它们是我们的追赶乃至超越的目标，值得重点研究。二、后发国家和地区崛起过程中的改革经历，这是最需要关注的重点，因为它们的改革，它们的社会实验，是同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最需要的，如越南、立陶宛。此外，还有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等，当初如何从威权体制，进化到民主社会？三、国外改革失败，或者是发展挫折的借鉴，如拉美化，非洲社会改革为什么失败？四、过去时代的借鉴，如国民党为什么在大陆失败。
四是从现实超越到未来。
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所谓设计，不仅是设计现在，更重要的是设计未来。对于未来的梦想，往往是我们前进的动力。而一些富有天才的思想家、政治家对于未来的预测与设想，则往往引领我们朝着“理想国”迈进。
托夫勒在几十年前，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提出一种观点，核心权力从暴力转移到财富，从财富转移到知识。社会的运行模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在某一次国际会议上，作为权力精英的李光耀，对于坐在身边35岁即成为世界首富的盖茨非常羡慕，说了一句话：年轻和知识真的已经取代了暴力和权力，获得了新的威望。而如今，托夫勒的预言基本实现。
而目前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也不过是学者孟德斯鸠几百年前的一个设想。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预见到文明的冲突，才是未来世界的最大冲突来源，而后的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阿富汗战争，则印证了其当年的预想。
未来之中国，亦值得当世之人憧憬和设想。洞察未来，顺应未来，引领未来，是中国未来30年乃至更长时间新改革的应有之义。
五是从问题到主义。
改革需要研究一些具体的事务，更需要研究一些社会思想，未来的中国改革将过渡到主义之争的深层次领域。如土地问题、医保问题、教育问题，是为典型的“问题”；如中国是否接受普世潮流、民主是否是中国必然之路，是典型的“主义”；如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模式，兼备问题与主义。
六是改革的价值导向。
顶层设计，既要触及骨肉，更要触及灵魂。未来时代，我们需要坚持的一些价值观：坚持市场化，警惕权力过度干预；坚持普世价值，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坚持现代化，反对威权思想；坚持改革，反对倒退；坚持全球化，反对孤立主义。
坚持什么样的价值，不仅是国内大势所趋，亦是顺应世界潮流。孙中山曾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七是顶层设计需要秉持大众立场。
自上而下的改革，必然带有精英色彩，乃至视改革为恩赐。目前的很多假改革、伪改革情况的出现，原因之一，乃在于立场所致。未来时代的变革，必以大众参与、大众推动、代表大众利益为特点。相信大众的伟力，汇聚大众的伟力，这是任何变革乃至革命的源泉。中国未来改革成功的希望，必在于顺应大众、服务大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