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五次围剿即将开始的时刻，在红军史上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来到了苏区。他就是李德。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李德”是他在中国活动期间使用的名字，意思是一个姓李的德国人。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活动期间，李德曾以“华夫”为笔名在《革命与战争》杂志上发表过一些文章，所以遵义会议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曾称他为“华夫”。李德在中国前后待了7年。
1900年9月28日，李德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城郊的伊斯玛宁镇，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6岁时，李德的父亲就去世了，随后他被送进了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并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读书很勤奋，所以学习成绩一直不错，而且还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李德被慕尼黑的一所初等师范学校破格录取。在校读书期间，他开始从事革命活动，于1917年加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18岁的李德应征入伍，作为一个列兵，他曾经上了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并战斗在最前线。但李德在部队里仅仅呆了几个月时间，战争就结束了，他因此又回到学校读书。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一次军事经历。
1919年4月，李德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该组织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又被选入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负责慕尼黑中等学校学生组织工作。同年，19岁的李德参加了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在29天的街垒战中，他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进行浴血奋战，因为有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所以他在街垒战中表现异常出色。这是李德来中国前的第二次军事经历。这次战斗对李德印象最深刻的是街垒战，后来他到了中国，常常把这段经历看做是一种荣耀，也把城市街垒战的经验推广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最终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灾难性的损失。
李德曾经三次被捕入狱。第一次是在巴伐利亚保卫战失败后被捕，并在狱中呆了整整3个月，后被误放而获得自由。1919年秋，李德逃亡到了汉堡，并加入了当地党组织。1921年初，李德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这期间，他阅读了大量军事论著，还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凯撒》等人物传记，但对东方军事家的传记却显得不屑一顾。1921年底，李德第二次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联合其他犯人一起越狱，并获得成功。1924年初，李德被调往德共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同年，他结识了一位名叫奥尔加·贝纳里奥的女青年，并吸收她加入了共产党，随后两人便结为夫妻，这是李德的第一次婚姻。但好景不长，1926年秋夫妻俩同时被捕入狱，3个月后妻子奥尔加获释，而李德却仍被监禁。为了打发时光，他在狱中开始自学俄文和英文。直到1928年4月，在战友和妻子奥尔加的帮助下，李德才成功越狱。为了躲避抓捕，他过着东躲西藏的生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德国共产党只得将他秘密送到了苏联。1929年春，29岁的李德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春，刚刚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李德，被共产国际派往中国。李德携带着奥地利的护照，乘特别快车，穿越西伯利亚，经满洲里来到哈尔滨。接着，他以旅行为名，开始了解中国的一些情况。
1932年秋，李德从哈尔滨乘车到大连，然后又从大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是****中央机关所在地，李德就同其他几位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秦邦宪)、洛甫(张闻天)等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这时的李德是一个“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央”，又受着共产国际驻****中央代表尤尔特的领导，特别是共产国际驻华总军事顾问弗雷德“指示的束缚”。后来他竟然成为凌驾于****中央、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其实责任并不在共产国际和李德本人，始作俑者是****临时中央总书记博古。
李德一到中国，就表示坚决支持博古一派，并对博古等人大谈凯撒、拿破仑等西方军事学家，而对******在江西苏区开展的游击战争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李德主张红军应该与国民党军队打正规战，并极力推行他的街垒战术，认为这一战术能有效消灭蒋介石的部队。在军事上与******之间的严重分岐，使李德与博古成了好朋友。
1933年1月初，上海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央机关随时有被破坏的危险，在向共产国际请示后，****中央领导机构从上海迁往江西苏区。1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负责人博古等到达江西瑞金。临行前，博古要求李德也到江西苏区去，经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请示，后得到同意。
博古为何要让李德到江西苏区呢？其实是王明、博古等人想把持党在江西苏区的军事领导权，因为他们自己既没有军事经验，在江西苏区又无威望可言，为了压服在江西苏区的******等党和红军的实际领导人，他们就请来李德，并且在军事上把李德尊为神的位置，以李德“洋钦差”的身份来排斥******等人的正确领导。
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曾为李德作过翻译的王智涛回忆说：“李德原来不是共产国际正式的军事顾问，他只是被那位正式顾问派来打前站，为其进苏区探路作准备。但是李德到达后那位正式顾问却因故不能来了，这才由李德充当了顾问的角色，他在一段时间内仍得按上海的那位军事顾问的指示办事。”这说明李德一开始并不是共产国际派出的正式的军事顾问。给李德当过翻译的伍修权也曾反复说过：“李德的权力不是他自己争取的，而是****中央负责人博古给他的，造成损失的主要责任在中国方面。”李德自己也承认是“应****中央(实际即博古等人)之邀做军事顾问工作的”。他去中央革命根据地，是由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和洛甫提出的，李德本人则认为此事应征得共产国际的批准才行。为此博古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尤尔特几次发电报向莫斯科请示，直到得到共产国际表示同意并限定其职权范围为“没有指示权力”的指示后，李德才离沪潜入苏区，其时博古等早已先行进了苏区。
博古到达中央苏区后，刚好赶上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实行第五次大规模“围剿”。此时******受到排斥，已经靠边站了。对于军事一无所知的中央领导人们正手足无措时，李德也来到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到达瑞金的当晚，****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洛甫亲自到其住处看望，对他的到来表示了极大的欢迎。为接待好这位“洋顾问”，在当时苏区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专门为他在瑞金城郊盖了一个3居室的住宅，一间卧室，一间会议室，一间住翻译和警卫员。房子的四周是稻田，在稻田里还专门放了几只水鸭，人称“独立房子”。“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步行只需5分钟，“不久，‘独立房子’就成了李德的绰号”。博古还给李德配了两位高水平的翻译，并配备了警卫员、炊事员、饲养员等一整套服务人员，李德生活上的用品也都由总参管理局等部门特殊供应。
33岁的李德精力旺盛，表现出比东方人更强烈的求偶欲望。陈士榘上将后来回忆说：“李德刚来到部队，提出一个在我们看来很好笑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个中国女战士陪他睡觉。这在德国、奥地利可能不算什么，在中国尤其是在红军，就显得有点可笑。我们在底下还议论说，外国人真是随便。好在他也听不懂。”博古虽然对李德言听计从，但在这件事上他还是顾及影响，暂时没有照办。
但是没过多久，李德还是出了问题。原来他看上了一个在团中央工作的女干部，“对那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还主动给她送礼”。那位女同志的丈夫知道后，急忙向领导反映，对此有关领导对这位“洋钦差”也是无可奈何。有一次，李德从红军大学讲课回来，看中一个在河边洗衣服的少女，这个姑娘名叫赖水娣，是当地苏维埃主席杨世梁的表侄女。后经杨世梁撮合，姑娘同意了和李德的这门婚事，两人正准备结婚时，负责调查的社会部报告说，赖水娣已经有了丈夫，而且是反动民团分子，于是这桩婚事就此告吹。最后，博古决定通过党组织，在红军女同志中为李德找一个政治上可靠的妻子。后来，在中央妇委工作的李坚贞为李德物色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广东籍女子。肖月华是贫农出身，文化水平不高，但她反对嫁给李德，后来经过领导的多次劝说，才勉强同意和李德完婚。婚后，李德对她十分冷淡、刻薄，被骂挨打更是家常便饭，忍无可忍的肖月华跑到博古那里要求离婚，但博古劝她要服从组织。由此可见，博古对李德是有求必应的。伍修权曾回忆说：“我们称他为‘太上皇’，就是主宰一切的上帝。博古对他从来都是言听计从。”由此可知，造成这一结果的就是博古。
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围剿”采纳的是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内反动谋士的建议，即所谓的“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策略，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步步为营”的“堡垒主义”战术，以慢慢压缩革命根据地，最后寻求红军主力决战，以实现消灭红军和摧毁根据地的目的。由于不懂军事，博古就让李德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军事上极其重要的工作。这样，在博古的支持下，李德便顺利地掌握了中央军事指挥大权。随后，他又以独断专行的作风代替了原来中央军委的集体领导，从而成为凌驾于中央军委之上的“太上皇”。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十几万红军的命运就这样交给了这个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3年和只有街垒巷战经验的顾问。尽管他有着帮助中国革命的良好愿望，但是他不问中国国情，不顾战争实际情况，仅凭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的课本上的条条框框，坐在“独立房子”里按着地图指挥战斗。这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李德的指挥下，红军伤亡数量不断增加，一个又一个县落入敌人之手，这引起了许多红军指挥员的不满。为此，一些部队的指挥员开始与李德发生争执。彭德怀和刘伯承都是心直口快之人，他们对李德的错误做法敢于提意见，而其他的指挥员则不愿意公开表态，因为害怕遭到非难。刘伯承也曾经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与李德算是校友，他在许多问题上公开质疑李德。有一天，李德大骂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指责他在战场上指挥不力。李德责问说：“你怎么可能在伏龙芝学习过？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庸庸碌碌的参谋人员，你白白浪费了在苏联的时间。”可见当时李德的飞扬跋扈。
李德的指挥，给部队造成损失最大的是彭德怀指挥的第三军团。为此，彭德怀对李德等人在军事上死板的、教条的指挥十分不满。1934年4月1日，彭德怀给中央军委写信，建议组织几个有力的挺进游击队，深入敌人大后方进行扰乱，破坏联络，捉土豪，征集款项等，以解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但李德等对彭德怀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推行他们那套不切实际的作战方针。
1934年4月28日，广昌战役失败，彭德怀对李德的这种打法颇为恼火。为此，他当面批评李德说：“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5年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当伍修权把彭德怀的话翻译给李德听后，李德暴跳如雷，连声大吼：“封建！封建！你是因为被撤掉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不满。”倔犟的彭德怀回骂：“你无耻。”聂荣臻对李德也十分不满。他后来回忆说，军事顾问李德来到中央苏区后，一切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都变得一反常态，变得特别“左”，特别不切实际，使红军蒙受了巨大损失。
当然，完全把失败责任推给李德也是不切合实际的。而他所提倡并积极支持的短促突击战术也并非一无是处，在特定的时期还有积极的意义。
国民党军的围剿战术运用的很成功，抑制了红军的运动战特长，逼迫红军进行他们最不愿意的阵地战。然而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对于****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
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对在防御中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到：“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