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城战役
今天的人们大都对“四渡赤水”这个词极为熟悉，这主要是因为据非正史记载，******
曾自称：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但是，假如具体分析“四渡赤水”的过程，就会发现，谁也没有从开始就策划“四渡赤水”之类的军事行动，四渡赤水是被逼出来的，甚至本来可以避免这一番折腾：因为毕竟在四渡赤水的系列战斗及行军中，红军一线部队因体力透支便减员近半！
要从渡过赤水河就算一次的话，****的红一军团却是多渡了两个往返，也就是说：红
一军团曾两次“四渡赤水”。不过，属师级战术行动，于大局无关。但****额外的“四渡赤水”其原因与后来的红军全军四渡赤水一个样：都是被逼出来的。
直接起因就是近年来才见于书著的红军长征中的败仗之一：土城子战役。
1935年1月19日，遵义会议上恢复******的军事指挥权后，根据刘伯承和聂荣臻二人建议，中央红军由赤水河北出，于泸州南岸的兰田坝至上游的纳溪、江安一线北渡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创建川西北根据地。1月19日，中央红军分为左、中、右三路纵队从遵义、桐梓一带出发，向西北部赤水河畔的土城、赤水一带前进。
1月23日晚22时，中革军委于习水境内的新罗坝向各军团下达了接近赤水河时注意事项和各军团应到达地域的电令：红九军团于赤水县城下游20里处东岸一带；红一军团赤水县城至以南地域；红三军团元厚至土城一线。并要求各部队到达预定地域后，要查明当地渡赤水河的渡河点，徒涉场地以及左右岸的地形要点，迅速驱敌并架设浮桥。
1月24日，一军团攻占黔西北军事重镇土城。与此同时，中央纵队前卫五军团先头营于梅溪河与从江津南下截击的川军郭勋祺部相遇发生战斗。至此，川军郭勋祺部两个旅六个团奉刘湘之命尾追中央纵队不放，成为中央红军西渡赤水河的包袱。
1934年12月下旬，当川军统帅刘湘获知中央红军进入贵州后，已预计到了中央红军北上四川的可能，于是刘湘在给重庆二十一军第六期军官教导团学员讲话时说：如果发现中央红军有入川的意图时，就应当采取“北守南攻”的作战方针。刘湘认为碉堡战术太呆板，必须同机动部队配合才能发生效用。他认为以往在川北对红四方面军作战太被动，今后对西进的中央红军一定要采取主动进攻的战法，在中央红军未入川境之前，就要把他堵住，并且一定要把这场战争推到省外去打。为此，1935年1月16日，当中央红军进占遵义后，刘湘和他的长江南岸剿共总指挥潘文华在泸州紧急召开军事作战会议，鉴于中央红军已占领桐梓一带，刘湘认为中央红军有可能从綦江北出攻取重庆，于是在黔军溃退到松坎一带时，刘湘便命令川军第三路总指挥廖泽指挥穆肃中部共两个旅六个团到贵州境内的松坎、正安等地防堵中央红军，并密切关注松坎正面红一军团的动向。
1月26日，当中央红军全部行进到土城至葫市一带赤水河峡谷，而北面黄陂洞和复兴场的一军团、箭滩的九军团均与前来堵截的川军接触并猛烈交火时，川军南岸总指挥潘文华感到合围中央红军的攻势已经形成，于是命令郭勋祺和廖泽指挥的四个旅火速向东皇场至土城方向猛追，并通报刘湘指令：凡参与此役围剿的各路川军，“应抱必死之作战决心，在赤水河峡谷全力围剿中央红军”！
川军的这个作战部署是，刘湘认为：中央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参谋长刘伯承两人都是川省籍的著名军事家，并且两人都在泸州驻过军，在那一带人民中有很高的威望，加上地形熟悉，一但中央红军渡过赤水进入泸州附近，红军渡江就已成定局，到那时川局当不堪设想……因此刘湘把在土城地区围剿中央红军看成是能否堵住中央红军渡过长江的决定性一战。
对此，郭勋祺后来也回忆说：“如果土城一战川军被打垮，中央红军一定从泸州渡江，就不会有后来的渡金沙江、大渡河，走雪山草地了！”从郭勋祺的这段话中，还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就是：“土城战役是导致中央红军四渡赤水的决定因素。”虽然中央红军改变北渡长江的作战计划是在“土城战役”后的2月7日，但是由于“土城战役”中红军伤亡较大，部分连队已不成建制，加上伤员太多，急需休整和整编，因此2月7日中革军委采纳彭德怀和杨尚昆两人关于部队急需休整的意见，命令中央红军放弃渡江计划，向扎西集中，以便休整部队和创建川滇黔边区根据地，“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于是才有了后来的二、三、四渡赤水。
因此说“土城战役”对于中央红军和川军来说，都是能否渡过长江的决定性一战，它是中央红军的一场“渡江战役”。由这场战役而导致了中央红军的“四渡赤水”。这是以往的研究中被人们忽约了的问题。
土城战役作战时间上起1月24日，由中央纵队五军团三十九团在梅溪河阻击川军郭勋祺部前卫第八团的战斗而拉开序幕，止于28日晚对溃守风村坝泥垭坪的郭勋祺、廖泽两部的攻坚战，历时五天，作战地域范围东起良村的梅溪河，北到赤水县的复兴场、黄陂洞、箭滩（官渡北侧）等地。国龘民党将帅李以劻则认为，“土城战役”的作战地域范围还包括2月2日至3日红一军团对叙永县城的攻坚战。
叙永的守城川军是刘湘设置在土城地区围歼中央红军的西部防线，是“土城战役”最后作战的西部战场，也是“土城战役”结束的最后一战。因此，“土城战役”的整个作战时间应该是10天。而“土城战役”的中心战场是在土城附近，刘湘和潘文华两人都把在土城一带围歼中央红军作为这场战役的主要目的，因此称为“土城战役”（土城附近中心战场的作战范围又包括猫猫岩、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等四个战场）。因此“土城战役”涉及的地域范围包括川、黔两省边邻地区的赤、鳛、叙三个县，作战地点分为梅溪河、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三锅桩、复兴场、黄陂洞、箭滩和叙永城等九个战场。
1月23日，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于梅溪开始阻击尾追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次日，****指挥红一军团一师经东皇殿进至土城、三元场一线，击溃不经打的黔敌刘翰吾旅进占土城镇。25日，****指挥一军团第二师在离元厚十四里处搭浮桥渡过赤水河，开始沿左岸向丙
滩、风溪口、复兴场挺进，第一师则沿右岸大路向葫市、旺隆场（均为赤水县境）前进。
次日，第一师于七里坎的黄陂洞遭遇到由赤水向土城开进的川军章安平旅，结果章旅先红军一步占领了右侧高地，并以高地为支撑点，对红军实施火力封锁，此地处于狭窄的沟谷地带，左侧有碉堡封锁，第一师两面受敌，陷入苦战。
由于红军立足未稳是仓促应战，加上行军疲劳和地形不利，经过两个来小时的激战，三个战场的进攻都未能凑效。为了消灭掉这股先期赶到的川军四个团左右的兵力，然后再腾出手来对付后续赶来的川军四个团左右兵力，******决定战斗从28日凌晨开始总反攻，力争在两到三个小时内结束第一阶段战斗。由于猫猫岩至尖山一线山脊是保卫土城的最后一道屏障，但此山脊的东北端制高点已被郭勋祺部第七团占领，因此攻占猫猫岩，然后威协和配合三军团五师夺取青杠坡郭勋棋部第八团阵地，是红五军团三十九团的主要攻击任务和目的，为此，刘伯承总参谋长亲临三十九团前线指挥。战斗首先在猫猫岩打响，随即青杠坡、凤凰嘴、三锅桩等战场战斗也展开。
红五军团三十九团与川军经过十余次的反复争夺后，上午8时，出乎预料，川军廖泽旅兰、王两个团赶到青杠坡，立即将一个团投入猫猫岩向三十九团阵地猛扑过来。三十九团阵地被敌人突破，川军沿山脊下冲向土城扑来，形势十分危急，******命令干部团火速上去增援。陈赓团长和宋任穷政委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统一指挥下，向川军郭、廖两团发起猛烈攻击，川军节节溃退，眼见干部团即将占领猫猫岩川军阵地制高点时，廖泽部的另一个团又增援上来，把干部团压回了原地。干部团乃中央红军的“虎豹骑”，成员俱为富有战斗经验的年轻连排干部，除了配备大量冲锋枪――“花机关”外，还人手一柄雪亮的马刀，头上都扣着一顶德式钢盔。
当日潘文华转报前线战况说：“我廖旅当面亦受匪猛烈攻击，并以大部向我左翼抄袭，兰、王两团即趋歩前往增援，奋勇还击，战约数小时，始将匪击退。”聂荣臻元帅曾对此处战斗回忆说：“一开始打得还是不错的。红三、红五军团和干部团先投入战斗……干部团攻击很猛，硬是攻到了郭勋祺师部（实为郭部第七团指挥所）附近，敌人已经感到弹药匮乏了，突然（敌）三个旅（实为廖部另一个团）增援上来，由于得到子弹、手榴弹的补充，才把我干部团压了下去，反而转攻为守。”
在青杠坡之后的凤凰嘴战场，三军团四师十团担任从后方动摇和切断青杠坡、猫猫岩两战场川敌退路的攻击任务。该团在师政委黄克诚、师政治部主任张爱萍和团长姚喆、团政委杨勇等人的指挥下，经过三小时的激战，把川军郭勋祺部团长袁治带领第九团的两个营从凤凰嘴后侧的生基坳击溃到了沙溪口右侧桐梓园之上的泥垭坪，郭勋祺后背防线开始动摇，他急令潘佐部的一个团前来增援（当日中午12时，彭德怀为此电告野战司令部：“当面之川敌教导师…一部本日被我击溃”）。袁治利用其红军攻击路线为85到90度的陡坡和泥垭坪西南端石寨门坚固工事等有利地形拼死抵抗，才使十团的攻击受阻，双方相持不下。
而隆兴三锅桩战场，三军团四师十一团奉命打阻击，以保障青杠坡、猫猫岩、凤凰嘴三战场的歼敌任务。该团在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的指挥下，以该团二营为主攻，三营为预备队，利用有利地形阻击潘佐部的张益斋团。由于行军疲劳和轻敌，战斗打响后，敌人从右侧后偷袭而失去有利地形，最后为了争夺三锅桩核心地位的白善土小山顶制高点，双方反复争夺十分激烈。潘文华当日为此电报说：“在隆兴场激战者，为三军团彭德怀部，刻尚在土城东端猛战中。”说的就是三锅桩战场情况。
土城战役中心战场的几处战斗，由于临战前各山顶有利地形全被川军占领，战斗打响后红军全线处于仰攻状态，加上每人只配发二十发子弹，致使战斗开展十分困难，许多次战斗都是只能让敌人靠近或冲入敌阵用大刀和石块与敌人拼搏，按照干部团政委宋任穷的说法，土城战役是场“恶仗”，每迈出一歩，都要付出血和生命的代价。
到28日中午各战场仍是相持不下状态，这时无论敌我哪一方只须增加一个法码，战争胜利的天坪就会倾向他。因此，当28日中午13时一军团二师赶回增援时，周恩来给四师政委黄克诚发出一个胜利在握和尽快结束土城战役的电文，说：“我二师已到，今14时参加五军团方面的突击。决心以第二、第四、第十三师（五军团）三个师及干部团全力消灭当前之郭旅后，即乘胜向青杠坡以东追击，并协同四师继续解决潘旅；第四师应在解决郭旅实行追击时，即向潘旅出击，并担任向东皇殿追击的任务。并告朱及彭、杨。”
一军团是中央红军中的王牌，二师则是王牌中的王牌，因此当二师赶到后，周恩来向全军发出一个满有胜利信心的电文。据陈昌奉回忆：当日下午一点钟左右二师赶到后，“就在土城后山坡的半坡上（大埂上），主席召集指战员们开会研究，又继续打到黄昏”。于是，当日下午14时，二师以第五团担任主攻，四团为预备队，在朱德和团长张振山、政委赵云龙的指挥下，五团从猫猫岩和青杠坡两战场的接合部位水平出击，直捣青杠坡郭勋祺第八团指挥所。
二师五团和干部团等先从尖山和猫猫岩西南侧山脊高地用猛烈炮火向青杠坡川军阵地轰击，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将川军青杠坡阵地第八团消灭掉大半，郭勋祺和廖泽两部向风村坝落荒而逃。郭勋祺在当日下午溃败前向潘文华告急电文中说：“我部第八团阵地地势低下，受匪瞰射，该团官兵伤亡过半，士兵伤亡更重，阵地几不能守，本指挥亲率九团丁营及特务营、机炮营前往增援，奋勇攻击，往复冲复数十次，匪我伤亡甚大……”
郭勋棋部被红五团等合力击溃后，朱德指挥五团乘胜猛追，一口气追到了十多华里外的风村坝西侧沙沟头。此处为葫芦形峡谷，三面为壁立高山，其南侧是泥垭坪，如果红五团冲破这个隘口，风村坝和泥垭坪就无险可据，郭、廖、潘三敌要么被全歼，要么继续落荒而逃。可惜地形不帮五团的忙。郭勋祺和廖泽两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后，一面组织残兵利用沙沟头的有利地形封堵朱德指挥的红五团，一面急令留在风村坝作机动的廖泽部最后一个团火速赶来增援，红五团因是孤军深入，被敌人从东、南、北三面高地俯射封堵包围，朱德指挥五团发起多次冲锋，都未成功。
聂荣臻元帅曾回忆这次战斗说：“我二师的部队（五团）曾经陷在一个葫芦谷形的隘口中，来回冲杀，部队无法展开，伤亡较大，五团政委赵云龙牺牲，部队处境十分危险。”当年五团通信员李辛后来也回忆说：“我们团在土城打得很勇敢，朱总司令到我们团作前线指挥，后来被敌人包围了，很晚才从山上退下来。”另据郭勋祺警卫营长郭文炯后来讲：“郭勋祺败退到风村坝时，已阵线动摇，正面已不能支持……恰值廖泽旅一个团赶到，亦令全团加入正面作战，同时命令机炮兵尽量轰击，一直到弹药打完，激战至黄昏，始将正面阵地保持下来。”郭文炯说是廖泽部的这个团救了郭勋褀的命。2月4日黔军副总指挥何知重在风村坝发给王家烈的电文报告此处战斗说：“匪被川军廖海涛师击溃于土城之九里十三沟（塆）…”
郭勋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后，把指挥所设到风村坝西南侧的泥垭坪，作困兽之斗，眼看就有被消灭的危险。泥垭坪地形东、南、西三面为悬崖陡壁，只有北面靠风村坝一侧为缓坡，是一处只有死路而无生还的绝地，郭勋祺败退下来困守这里，证明他已经是再也没有退路了，若是再往后方溃逃，刘湘决不会饶过他，因此只能抱定“必死之决心”孤注一掷了！而凤凰嘴的四师十团，听到郭勋祺从青杠坡败退下来困守泥垭坪的消息后，全团官兵很受鼓舞，按照周恩来的指令：“第四师应在解决郭旅实行追击时，即向潘旅出击”的作战命令，姚喆和杨勇把全团投入战斗，对泥垭坪西南侧山顶关口发起猛烈攻击，以期协同红五团围歼退守泥垭坪的郭、廖两敌。但进攻的目标地形太陡太高，川军在高处拼死拒守，十团仰攻多次伤亡很大，团长姚喆、政委杨勇、副团长文年生、团参谋张震等均负伤，但十团官兵仍揪住敌人猛攻不放，战斗中使敌人伤亡也很大，并在石寨门左侧击毙川军一个姓王的排长。关于此次战斗，郭文炯曾回忆说：“右翼支队方面，亦被红军猛攻数次，由于地形太高太险，且左方高地已为（从猫猫岩前线败退下来的七团）凌谏衔营占领，才使得这三部川军逃脱了全军覆灭的危险！”
而奉命在三锅桩打阻击的四师十一团，听到郭勋祺从前线败退下来的消息，也很受鼓舞，投入二、三两个营的兵力，向潘佐部张益斋团猛烈攻击，以期获胜后向东皇殿追击。为此，敌我双方为争夺白善土山头，展开了一场近战和猛战，双方伤亡都很大，川军有五个军官在此战中被击毙，已知其中一个为营长。潘文华当日电文批露此处战斗说：“匪以大部向该旅猛扑，官兵死力抗战，匪终不得逞，激战至晚，匪受创颇巨。”由于土城战役双方决战已经打了一整天，前线指战员们已很疲劳，******看出刘湘有意要让郭、潘两部（实际还有廖泽部）拖住中央红军，再行调军围歼的目的，因此当日傍晚******下令红军全线主动停止进攻，于次日凌晨西渡赤水河。
“土城战役”终于落幕了。――不禁设想：假如红军再坚持一下如何？估计此战会惨胜，但战略上处境将会更加恶化，再多耽搁一天时间，渡过赤水只怕也不会那么容易了。
29日晚，****奉命指挥红军第一军团、红军第九军团和军委纵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干部团、上干队等部队编成的右纵队，在猿猴第一次渡过赤水河，向古蔺、叙永、兴文前进――就此开始了四渡赤水艰难的行程。
“土城战役”，川军见识了“川军自剿匪以来未有之剧战”，“伤亡官长百余员，士兵约3000名”，但中央红军却未能如愿“北渡长江”，自身伤亡也在2000人上下，这笔人头账对给养补充困难的“朱、毛”红军而言的的确确是太不划算。
尤其是：具体伤亡的准确数字一般都是缩水的，这在当时容易理解：士气与影响极为重要，任何人都不会实话实说的。有一个外国人著书说：红军此役伤亡在四千左右，其主要依据是红军自己其后公布的兵员数字：三万余人。――与遵义会议之前相等，那么，在遵义招收的四五千新兵哪里去了？
此战，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都上了战场，尽管对青杠坡一战评价各异，但谁都无法否认这是共产党军史中最能展现领导人英雄气概的一幕——七大元帅（除了二、六军团的贺龙、留守江西的陈毅和四方面军的徐向前），全部投入到这场险象环生的战斗中。
五任国防部长（彭德怀、****、叶剑英、耿飙、张爱萍），包括建国后授衔的150多位将军，全部集中在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战场中。三任国家主席，以及陈云、董必武、林伯渠和后来党的核心人物邓小平、胡耀邦，都在青杠坡亲历过枪林弹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