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渡黄河
1935年底，****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又名张浩)从莫斯科回到陕北，他向****领导人转达一条信息:他动身前，曾得到斯大林的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1936年8月12日张闻天、林育英、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凯丰、******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对“打通苏联”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方针和部署：12月起，三个方面军中以一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并策应东北军对付蒋介石之进攻，以两个方面军乘结冰渡河消灭马鸿逵，占领宁夏，完成打通苏联任务。1936年9月14日，林育英（张浩）、洛甫、周恩来、博古、******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胡宗南部的活动情况及我军占领宁夏的部署》的电报中说：“国际来电同意占领宁夏及甘肃西部，我军占领宁夏地区后，即可给我们以帮助。”并确定由一、四方面军执行这个任务。
三军胜利会师以后，陈昌浩、徐向前非常注意四方面军与中央的关系。10月20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告张浩、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李维汉、凯丰、彭德怀等中央及一方面军主要领导：“四方面军北进以来，得到党中央、军委直接领导，及一方面军会师以后，士气大增，万众一心，正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与一切，学习一方面军模范经验，努力学习统一战线策略，严肃党政工作，开展思想斗争，力求战术与组织工作之进步。当此抗日救亡运动开展，三大主力红军会合，并有把握速达吾党之策略战略目的，弟等望各同志时常指示工作，弟等将用一切努力完成上述给我之任务。不尽欲言，特此布礼并均好。”
不久，一方面军西征军总指挥彭德怀在同心县就通过电话向张国焘介绍了敌情和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希望张国焘能以主力继续北进。******与周恩来认为，3个方面军汇合了，宁夏战役问题迫在眉睫，应叫彭德怀考虑宁夏作战问题，并且做了作战部署。
10月11日，中革军委发布了《十月份作战纲要》，要求红军经过短期休整和准备后，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在西（安）兰（州）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地区歼灭敌人，然后夺取宁夏，巩固和扩大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从西北方靠近外蒙古，并打通与苏联的国际交通线，以便获得物资援助，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红二方面军全部和陕甘宁军区独立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南向西兰通道地区，形成扇形运动防御，拒阻南敌的进攻；一个军进至靖远、中卫地区，选择渡河地点和造船；以3个军会同一方面军主力北上，夺取宁夏，尔后以两个军会同红二方面军向南打击北援之敌。同日，中央和军委给各方面军绝密件并注明“阅后付火”称：“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3个军组成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4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估计到张国焘不会按照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指挥部队，还要出偏差，于是告诉彭德怀作最坏的打算，要“充分注意个别同志之可能的动摇性。准备在无别部参加时，野战军单独执行冰期计划”。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会宁，三军胜利会师，共有经过长征考验的骨干力量50000余人，全军士气空前高涨。10月23日，张国焘、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达打拉池，同彭德怀、徐海东会商，并于24日联名致电中央，表示完全同意中革军委《十月份作战纲要》所制定的战役计划要点。22日，******、周恩来电“彭（德怀）朱（德）张（国焘）”：“会谈时请首先注意宁夏战役的准备与部署问题，关于如何夺取定远营，如何克服困难及如何截取远方货物等，均需注意”。******计划，四方面军1个军渡河夺取定远营，认为“这是接物攻宁的战略枢纽”。
根据中革军委《十月份作战纲要》，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作了部署，令红30军向靖远县大苇子一带秘密造船，作渡黄河的准备；以第4、5、31军抗击敌人进攻；第9军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为预备队。若30军渡河成功，第9军迅即跟上，若不成功而南敌突击，则以第4、5军牵制敌之翼侧，以第31、9军反击南敌，为30军争取渡河时间。在宁夏作战和夺取定远营的意图下，******、周恩来同意四方面军一个军先在中卫、靖远过河，“30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渡河以至少备足10个船开始渡河为宜”。“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
1936年，蒋介石虽然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了强硬态度，但他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独裁内战政策，不顾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继续进攻红军。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蒋介石震惊不小。10月16日，蒋介石下达“进剿”令。10月20日，国民党中央军胡宗南、王均、毛炳文、关麟征等部10个师按照蒋介石的老战术，东西对进，由南向北，步步为营，筑堡前进。10月22日，他偕宋美龄飞至西安，部署中央军蒋鼎文、樊崧甫、万耀煌和马鸿逵部队对红军的作战，共调动了20个师到西北，围攻红军的总兵力达到60多个师，260个团，以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企图一举消灭红军。10月21日，蒋介石嫡系胡宗南第1军、王均第3军以及毛炳文第37军，采取分进合击战法，并在大批飞机掩护下分别从东、南、西向黄河东岸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攻击。
******要求四方面军的“4、5、31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要坚决歼灭胡军一两个师，要打歼灭战，不能打击溃战，要在11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在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后，徐向前以第4军和第31军为后卫，掩护全军逐次向北交替转移，准备于会宁一带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歼其一路或两路，打破蒋介石的进攻。此时，中革军委决定集中三个方面军主力在河东歼灭来犯之敌，并指出：“我处南北两敌之间，北击破南敌，无法向北”，“目前先解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徐向前打算以第4、5、31军和第9军一部在会宁阻敌前进。扼守会宁的第5军在敌机猛烈轰炸下伤亡800余人，在敌37军的猛烈攻击下，于23日被迫撤出会宁。红5军副军长罗南辉在华家岭战斗中壮烈牺牲。徐向前火速从两翼抽调了4个团的兵力会同第5军堵住了二十里铺和三十里铺缺口，继续阻击敌人。接着，敌人全力向靖远、海原方向前进，企图压迫红军于黄河以东歼灭之。战局的发展使渡河刻不容缓。
10月23日，朱德、张国焘北上来到打拉池与彭德怀、徐海东会面。徐向前、陈昌浩电告朱德、张国焘及军委:“30军于23日渡过河。”但因黄河中间有浅滩使船只受阻，偷渡失败。
10月24日，******和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他与“朱张”商量，“30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控制定远营，9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至海原、靖远一线进行防御。彭德怀立即把“毛周”这个意见告诉了张国焘。此时，张国焘仍想着他的独立王国，同日，以朱德、张国焘的名义电令红30军立即渡河，第9军跟进，若渡河不成，南敌继续突进，第9军则配合南线部队阻击敌人。
心急如焚的李先念亲自重新沿河勘察地形。24日半夜时分，红30军第263团在靖远县以南10公里的虎豹口（今河包口）渡过黄河。徐向前、陈昌浩急电朱德、张国焘，决定第9军续第30军之后渡河。10月24日，中央电令“30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9军拟暂不渡河为宜。”红9军虽抵黄河岸边，亦不得不待命行动。10月25日，中央根据红30军渡河成功的情况，又电示四方面军：“今后作战，第一步重点应集中注意力于破击南敌”；“第二步重点，集中注意力于向北”。“以9军以外之1个军接30军渡河后，两军迅速占领黄河湾曲处西岸头颅塘、井眼堡、大营盘、三塘驿地区之枢纽地带及向中卫方向延伸，侦查定远营与中卫情形，准备第二步以1个军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部署的一切目的，在于围绕击破南敌、北攻宁夏做准备。
红30军政委李先念将中央的电报反复看了数遍，确信这封电报“跟张过去分裂红军的企图不一样。渡河符合中央委员会的具体指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369页。）当晚，红30军全部渡过了黄河，并摧毁了马家军的防线，控制了纵横百里的沿河地带。10月26日1时30分，中革军委又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30军、9军过河后，可以30军占领永登，9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战略要地定远营，此是极重要一着。”并指出，等二三日后如证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1个军渡河不迟。而张国焘却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推行其四方面军全部渡河西进计划。10月26日，******电告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请注意。”彭德怀回忆说：“张国焘到打拉池，徐、陈第三天还未见到。拂晓，我到张国焘处质问：徐、陈为什么还未见到？张说，‘已令徐、陈率四方面军主力及一方面军之5军团从兰州附近渡过黄河北岸，向武威（凉州）前进了。’他下达这个命令时，也正是他电告我时。”（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216页。）10月2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和第9、5军也相继渡过河西。第4、31军在河东掩护，歼敌1个团。同日，朱德、张国焘根据中央10月26日电示精神，指示徐向前、陈昌浩：“四方面军除30、9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徐向前、陈昌浩于当天致电朱、张、彭、毛、周，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以1个军对待兰州之敌，4个军迅出中卫、宁夏，并放船到大庙及中卫，迎接一、二方面军。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准备在兰州、平番间与敌部分决战，亦乘机占兰州之线均较妥当。四方面军如不全部渡河，各方掩护顾此失彼，不但开路、掩护、决战都较难完成，甚至影响战役计划。但是，徐向前、陈昌浩的意见未被采纳。直到10月29日12时，中革军委根据朱德、张国焘、徐向前的意见，为迅速夺取宁夏，才同意红31军立即渡河。在军长萧克、政治委员周纯全指挥下，红31军向黄河边疾进。这时，彭德怀建议31军留河东作战，待取胜后直接由中卫渡河。中革军委于是又改变命令，要求第31军折向麻城堡前进；第9、30军即在一条山、五佛寺休息待机。当天，南线之敌关麟征师向靖远突进。监视靖远及看守船只的红5军无法向打拉池靠拢，遂奉朱德、张国焘命令，全部撤至河西的三角城地区休整待命。不久，敌人占领虎豹口渡口，第4、31军被阻于河东。河东红军向打拉池、海原地区集中，诱敌深入，待机歼敌。（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352页。）
在这种形势下，张国焘为了实现他向大西北退却，抓住中央10月25日电令的机会，提出了“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到10月30日，第30、5、9军和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直属队一部共21800余人渡过黄河。这期间，中央面临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军内军外等等方面十分复杂的情况，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反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大局为重，尽全力团结四方面军，避免党和红军再次分裂；所以，党中央在一些问题的决策上，不得不对张国焘往往以协商的态度，迁就的做法，甚至做出必要的让步。当张国焘提出要第4军、31军继续西渡黄河的要求时，中央则表示：“31军可以立即渡河”。中革军委命彭德怀、刘伯承准备组织海（原）打（拉池）战役，重点打击南敌。张国焘却将四军、三十一军调离前敌总指挥部指定的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间布置的伏击阵地，结果使海打战役计划落空，未能歼灭国民党军王均部队，由于未能击破南敌，宁夏计划被迫中止执行。对此，彭徳怀在回忆中曾尖锐指出：“张国焘多次破坏了作战部署，使我们不得不放弃豫旺以西大块土地。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部消灭……我军就可能控制兰州和西兰公路以至甘肃全省。”随后，张国焘又私自决定把第4军和31军一同撤离打拉池以南地区，开往三角城，准备西渡黄河。此时，中央发觉张国焘的行动，给予了及时的制止。红4军和31军以及总指挥部直属队一部被胡宗南的第1军追击甚紧，不得不且战且走。10月31日，胡宗南率第1军推进到郭城驿、大芦子地区，并进占了靖远一带的黄河渡口。红4军、31军等部因此渡河未成，接着又在水泉堡被国民党军主力所阻，渡河又未成，再加上中央的及时制止，并将红4军和31军直属于中革军委前敌总指挥部，与一、二方面军转战于河东地区。从此，红四方面军河东、河西部队被国民党军和马家军切断了。31日起，胡宗南、毛炳文、王均的部队乘机进入了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打通了增援宁夏马家军联合作战的道路，彻底割断了河西红30军、红5军、红9军与河东红军的联系，堵塞了红军通往宁夏的道路。
11月初，周恩来与四方面军在海（原）旺（堡）大道会合。他向张国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并要他随红军总司令部一起回陕北，同中央会合。这期间，周恩来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营救出了被张国焘长期关押的廖承志等人。不久，廖承志被派到党报委员会任秘书。罗世文到红军大学任教员，其他被张国焘关押的人员，也都安排了相应的工作。11月21日，山城堡战斗胜利后，红4军、31军继续东进至环县地区休整，直接在中央的指挥下战斗。
12月1日，朱德、张国焘率红军总司令部回到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同党中央会合。******等党中央领导人热烈欢迎四方面军同志的归来。******在欢迎会上说：你们这一年，多吃了些苦，多爬了些山，革命的道路不是一点弯子也没有的啊！四方面军也是党领导的部队，今后中央还要尽可能多派一些同志去工作，和你们团结一起，共同进步。（于吉楠《张国焘和》第270页。）朱德讲话说：“同志们，我们胜利地回来了！我们是不值得欢迎的，是因为有党的领导和帮助，让我们得到这一天的欢迎。同志们！一个革命者，只有党，没有别的；只有党，才培养了我们。”（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第276页。）
12月7日，党中央决定扩大中革军委主席团，组成统一的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张国焘、彭德怀、任弼时、贺龙等为主席团成员。******任军委主席，周恩来任副主席；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为总参谋长，王稼祥为总政治部主任；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任抗日军政大学校长兼政治委员，刘伯承为副校长。同时决定红军以临战的姿态进行休整，配合友军，粉碎国民党新的军事进攻，迎接新形势的到来。
西征
三大红军主力会师后，蒋介石飞抵西安督战，同时发出十万火急电报，严令青海省马步芳阻击红军，不得有误。马步芳召集部属研究对策。会上，他沉默良久，以致参谋长马徳以下官佐摸不透其心思，皆面面相觑，不知所措。最后，马步芳说：“团体已面临生死关头，大家必须团结一致，共患难，同生死。先人（指马麒）创业艰难，不能在我们手里踢踏掉。”会后，参谋长马徳召集参谋处长马寿昌等人，拟具了一个三道防御的方案呈交蒋介石。红四方面军一部在靖远渡河西进后，马步芳以西北剿匪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的身份，统辖甘肃马步青的骑兵第5师，并任青海新2军军长兼第100师师长，马步青、马步芳共有9个旅和一些直属团，3万余人；并设立前敌总指挥部，同时派代表分赴马鸿宾、马鸿逵和马步青处联络，要求采取一致行动对付红军。马步芳还在“保卫桑梓，安定西北”的口号下，征调青海上五庄、门源、循化等县、镇的步、骑民团，配备下级军官和西宁各中等学校部分员生，充任民团官佐，将民团武装10余万人部署于河西走廊第一线。
红四方面军第30、5、9军西渡黄河后，即向宁夏方向推进，准备夺取内蒙古的定远营。后又在张国焘打下凉、甘州建立根据地的命令下，向河西走廊进发。河西红军以政委李先念、代军长程世才所率红30军为前卫，向西北警戒敌马步青部，向东北警戒宁夏敌马鸿逵部；红5军和红9军作为预备队，并向兰州方向警戒胡宗南的增援部队，向西南方向警戒敌马步芳部可能从青海方面来的援军。
10月27日，红30军第89师在宋家山以3小时战斗，击退敌骑兵第5师两个旅的拦阻，俘敌200余人，缴枪800多支，战马70余匹。接着，在红9军协助下乘胜前进，追击敌人一直到景泰和一条山一带。在渡河后的10天里，红军占领了五佛寺、一条山、寺儿滩一带。10月30日，在一条山战斗中，红30军还毙敌副总指挥马延祥以下多人，并占领大部分村寨，但马家军是骑兵，机动力量强，红军未能给予歼灭性打击，将第1个团包围于一个堡内。
10月28日中革军委电示强调：“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10月30日，又电令河西部队暂控一条山，五佛寺地区休息待机，准备在击破南敌后，继续北取宁夏。
11月1日，红9军将马其禄旅600余人被围困与一个堡内。11月2日，青海之敌两个骑兵旅赶来增援，被红军击退。3日，敌又以3个骑兵旅和2个步兵旅发动猛烈进攻，红军打退其6次冲锋。马其禄惧怕被歼，接受红军“联合抗日”的要求，交出部分粮食，撤往凉州（今武威）。4日，敌1个骑兵团及特务团、民团共5000余人向红打拉牌一线的9军阵地反扑，经7小时激战，被击退。与此同时，敌人在其他方向上的多次反扑都被红军击退。被包围于一条山西北一个堡内的敌人1个团红军未能解决，双方形成对峙。红四方面军渡河10余天来，毙伤俘敌马步芳新编第二军、马步青骑兵第5师参谋长马延祥以下共2000余人。当时，以政治委员陈昌浩为首的四方面军指挥部，为这些表面的胜利所迷惑，没有认真分析敌情，特别是前方的敌情、地形、民情及红军自身处于孤军无援的严重境地，一时过于乐观。陈昌浩在向红军总司令部朱德和张国焘的报告中说：马步青部战斗力极弱，其1、2旅大部被我一击即溃。估计我30军、9军有把握消灭该敌。同时，陈昌浩还轻信马其禄的假意表态，说他们愿意与我互不侵犯，互不干扰、联合抗日。（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第136页。）在这种情况下，11月2日，党中央电令河西红四方面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可是，张国焘却于11月5日以红军总部的名义向河西部队发出与中央指示相悖的电令：“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张国焘也看到被敌隔断的可能，但仍电令陈昌浩等：“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不可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必留主力守渡口”。一贯受张国焘西进甘肃、新疆边境地区错误方针深刻影响的陈昌浩、黄超、李特等人，坚决按照张国焘的指示行事。11月6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根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部的指示精神，制定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决定放弃一条山阵地，首先消灭永登、大靖间的马步芳部队，进占大靖、平番、古浪、凉州一带；决定将红军分为3个纵队向西进发：第1纵队为红30军，在右翼由一条山地区向大靖前进；第2纵队为红9军，在左翼由镇虏堡地区经松山城、平柴洼向古浪前进；第3纵队为红5军，经吴家川等地在红30军之后跟进，总指挥部直属队随第9军行动，力图创造甘北新的局面，并打通国际路线。同时，河西部队总部将上述行动计划向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作了报告。
11月8日，党中央和******等领导人取消了宁夏战役计划，制定了《作战新计划》，决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这个《作战新计划》放弃了宁夏战役计划，改变了首先造成西北抗日局面的整个方针、部署。对于这样重大的战略变动，徐向前说：“我们事前事后均一无所知，直到近几年才弄清楚。”中央的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让河东红军主力向东或向南战略转移”。
同日20时，张闻天、******致电朱、张、徐、陈、李等七同志，答复徐、陈等11月7日来电，要求组织前委和军分会，指出：“我们基本上同意河西部队称西路军，领导机关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以昌浩为主席，向前为副，其余名单照你们来电批准。”。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委员：陈昌浩、徐向前、曾传六、李特、李卓然（以上5人为常委）、熊国炳、杨克明、王树声、李先念、陈海松、郑义斋；任命陈昌浩为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兼西路军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副主席兼总指挥，王树声任副总指挥，李特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郑义斋任供给部长，苏井观任卫生部长，总部一局局长郭天民、二局局长宋侃夫、四局局长杜义徳；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
西路军下辖第5、第9、第30军和直属部队，全军共21800余人，机关、医院、伤病员及勤杂人员约占十分之四。
第5军军长董振堂，政治委员黄超，参谋长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下辖第13师，师长李连祥，政治委员谢良；第14师，师长郭锡山，政治委员朱金畅，全军共4个团3000余人，1000余支枪，平均每枪子弹5发。
第9军军长孙玉清，政治委员陈海松，参谋长陈伯稚，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下辖第25师，师长王海清，政治委员杨朝礼；第27师，师长陈家柱，政治委员易汉文；全军共6个团，6500人，25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15发。
第30军军长程世才，政治委员李先念，参谋长黄鹄显，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下辖第88师，师长熊厚发，政治委员郑维山；第89师师长邵烈坤，政治委员张文徳；全军共6个团7000人，3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
骑兵师师长董彦俊，政治委员秦贤道，全师共200人马，200支枪，平均每枪子弹25发。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全媛，政治委员吴富莲，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回民支队司令员******（后叛变）。
在不清楚中央《作战新计划》内容的情况下，西路军仍然忠实地执行中央军委的一系列电令，孤军深入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从此，西路军成为孤悬于河西的毫无后援的孤军，在敌强我弱、无援无补给的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艰难而又悲壮的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