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战百丈关
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率右纵队第4、32军主力攻占天全后，另一部正向泸定一带进击，并占领荥经，乘胜攻打汉源；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与中纵队政委李先念率第30军、第31军93师、第9军25师攻占芦山、名山后，又乘胜包围了雅安，打破了刘湘企图阻击红军于天全、芦山以西的计划，大有直下成都之势。这使蒋介石以及刘湘等四川军阀、地主、官僚、豪绅十分恐慌。前线吃紧，刘湘不得不亲临邛崃前线设立行营，号召各路军阀同舟共济，协力击败红军。同时，刘湘还急电在三台地区的四川剿匪第5路总指挥唐式遵：“南路紧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速率所部星夜飞赴邛崃西路增援”。唐式遵即先以彭焕章第1旅星夜驰援邛崃，随后亲率三台附近地区的第1、2师向邛崃以西兼程前进。刘湘还令驻灌县的第4师师长范绍增率3个旅星夜赶往邛崃；电令第21军边防第1路陈兰亭部到洪雅待命；电令第23军第1旅熊玉璋所部赶到丹棱集结待命；电调第2路总指挥孙震所部5个旅由绵阳附近出发，赶往洪雅待命。不久，蒋介石亦令其嫡系薛岳兵团的两个军参战。至此，蒋介石和刘湘调往邛崃、洪雅、丹棱、雅安以南的部队共计有两个军、46个旅另两个团（独立营等单位未计入），总兵力共80余个团20余万人。另外，刘湘还以其亲信机关枪第1团团长、袍哥头子刘树成为邛崃特组“剿匪”义勇队指挥官，以邛崃县长罗远敷为副指挥官，发动邛崃、大邑、天全、芦山、宝兴等县的地主、袍哥、土匪武装编成第1—7区队，配合川军，对抗红军作战。（注：《四川文史资料选集》第22集第182、197页。）除此之外，刘湘还组织了不少“神兵”参战。
红军经二过草地，连续月余作战，减员甚多，加之粮食、被服、医药奇缺，藏族上层反动分子蒙蔽群众与红军为敌。在这种内外交困，强敌当前，于红军极为不利的险恶形势下，张国焘坚决要与刘湘主力在邛崃、大邑、名山一带决战，令已经十分疲劳、战斗力大为减弱的红军，集中15个团，全力向邛崃一线推进。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对川军展开了激烈的山地战、消耗战，每争夺一个山头，双方都要付出数百人的代价！刘湘第3路总指挥李家钰为保存实力，放弃了百丈关以北的战略掩护阵地，并率部向其家乡蒲江逃跑。11月16日，红军主力因此攻占了名山东北要镇百丈关，并打退了刘湘第1路前敌指挥杨秀春6个旅的反扑，乘胜沿百丈关通往邛崃的大道继续向东推进。模范师师长郭勋祺几乎无法阻止前方败兵的逃跑。
此时，刘湘以大额赏金，令周绍轩率该旅沿邛（崃）名（山）公路攻击前进。16日中午，范绍增所部廖敬安旅亦赶到邛崃，刘湘亲自部署，要廖敬安去南桥领子弹，到军需处拿钱。同日下午，范绍增率第4师到达邛崃县城，刘湘亲自迎接，并为其摆酒接风，要求范绍增督饬所部夺回百丈关战略要地！同时，刘湘严令前敌总指挥杨秀春坚决固守阵地，不得后退半步，违令者斩！
在川军优势兵力的阻击下，红军的攻势很快受挫，主力向百丈关左右靠近。徐向前以93师围攻名山，32军向名山至洪雅的大路突击，吸引邛崃方向的援敌出动。
11月16日拂晓，刘湘以范绍增师为突击部队，集中了十几个旅的兵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以整团甚至几个旅齐头并进，采取密集攻击队形，向突出于百战关地区十余里的红军弧形阵地猛攻。范绍增与红军作战多年，有较丰富的实战经验。他采取稳扎稳打、二线配备的轮番攻击战术，以1个旅攻击，1个旅控制第二线占领阵地，胜则交替前进，败则第一线部队退回第二线阵地后方占领阵地。在强敌猛烈攻击下，红军伤亡严重，不得不退出黑竹关。范绍增即令周绍轩旅先头部队追至挖断山，被红军有力部队击退。红军随即追击周绍轩旅。周绍轩即投入预备队阻止了红军的继续追击，双方遂于鳝鱼桥、挖断山之间展开拉锯战。激战两昼夜，红军伤亡颇大，不得不撤至百丈关阵地固守。16日，邓锡侯部杨秀春率8个团由卧龙关地区北川营强渡，进攻卧龙关，并占领了红军的二道坪阵地。17日，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和他的参谋长贺国光赶到邛崃，与刘湘密商“进剿”方略，并许诺将薛岳的两个军暂归刘湘统一指挥，并派空军助战。
百丈关位于雅安通往成都的邛（崃）名（山）公路上，是一个重要的隘口。它北傍邛崃山，南临岷江河网地带，公路以北10里以内和公路以南是起伏的丘陵和成片的水田。治安场到百丈关这一段地势平坦，只有挖断山这座矮山。这里一般地形开阔，无险可依。固守百丈关地区的红军部队中路是30军第88师，右翼为第25师，左翼是第31军主力。在百丈关东侧桥头，红军筑有堡垒群，兵力与火力配备较强，阵地相当坚固。百丈镇外1000米处有座位于公路北侧的陈家山，红军在这里修筑了碉堡。总指挥徐向前亲临百丈关指挥决战。他与李先念在分析敌情后判断：如果能够顶住刘湘的攻势，灭敌一路，有可能胜利转入反攻，直下岷江西岸。
17日晨5时左右，范绍增以第10旅守备挖断山阵地，以第11旅附迫击炮一个连为主攻部队，向红军百丈关阵地猛攻。廖敬安以第31团团长付才俊指挥该团为突击团，第32团一个营于右侧担任掩护并支援第31团作战；第32团主力附独立营为预备队，随第一线后于邛（崃）名（山）公路右侧推进。谢俊指挥第31团与红军战至中午，毫无进展，反付出重大伤亡。下午，谢俊悬赏：凡参加敢死队的每人赏大洋20元。终得100余人。随后，谢俊以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摧毁或压制红军环形地堡群火力，并以敢死队突击，冲破了红军环形堡垒阵地。谢俊即率主力冲进百丈镇，与红军展开巷战逐屋争夺。此时，红88师师长熊厚发令位于百丈镇北侧高地的红军多次出击，希望能切断谢俊团与后方的联系，但均遭廖敬安右侧掩护部队的阻击，未获成功。激烈的战斗在镇内及其两侧持续到下午3时左右，谢俊部第31团伤亡惨重，力渐不支。此时，顾祝同派来飞机数架狂轰滥炸，双方死于国民党军飞机轰炸扫射之下的不在少数。廖敬安见飞机来助战，立即投入独立营参战；谢俊亦乘机发起反击。百丈镇内红军伤亡严重，增援部队又无法接近，只得推出镇子，且站且向陈家山退走。谢俊第1连连长王廷章邀功心切，率部追至陈家山下。红军凭借碉堡居高临下，给敌以猛烈火力杀伤。王廷章死于乱枪之中，仅20余人逃回百丈镇。此时，熊厚发发现谢俊第31团并无后续部队，遂以师主力发起反击，一举夺回百丈镇。川军退出镇子向东溃逃。谢俊站在桥头，挥刀乱砍，也无法阻止他的部队继续东逃。谢俊无赖，居然横卧桥头，大叫“与阵地共存亡，后退者杀无赦！”但溃兵们仍从他身上跳过去，继续逃跑。廖敬安见31团败下阵来，即以主力第32团增援。谢俊制止住了溃退，复转身与32团继续猛攻百丈镇。战不多时，天已全黑，不善夜战的川军遂停攻击，于镇外与红军对峙。
18日至19日，红军坚守阵地不出，谢俊率第31团残部数次攻击均无进展，反伤数百人。19日午后，范绍增令孟浩然第12旅进占黑竹关，并拟与20日拂晓前第10、11旅交替攻击百丈关，第12旅占领挖断山，作为师预备队。20日拂晓，范绍增令全师炮火猛轰百丈镇。谢俊率第31团残部乘机攻进镇内，放火焚烧民房。镇内顿时烟焰张天，红军和群众奋力救火。谢俊则令重机枪猛扫救火的红军和群众。r>此时，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考虑到百丈镇工事被毁，民房大部被焚，部队虽歼敌15000余人，但自身亦伤亡近万人。战局没有打开，国民党军薛岳部从南面压过来，范绍增又乘机以主力攻击，遂决定于21日晨退出百丈镇，向新店子、万古场方向撤退，转入防御。
范绍增即以第10旅沿邛（崃）名（山）公路向新店子追击，第32团向万古场追击。红军中纵队继续向伍家垭口和名山以西撤退。
21日，刘湘赶到平落坝，召集各路将领训话，下令反攻，并向诸将发出严厉手令：临阵畏缩不前者，弃阵逃跑者，连长有权枪毙排长，营长有权枪毙连长，直至总司令有权枪毙师长！下级可以不服从上级，下级可以监视上级。刘湘得意地向记者宣称：“百丈之胜为最关切要之主力战！”在年关将近，大雪封山下，川军继续追击红军。红军则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至名山西北一线。刘湘所部逼近天台山和伍家垭口后，也未积极进攻，双方转入对峙状态。
红军主力在百丈关地区与刘湘主力决战期间，方面军总部为保障中路军右翼安全，令红4军、红32军分别由天全、飞仙关南下，出击荥经县城。红军击溃刘文辉部，攻下县城。11月下旬，红30、9军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垭口至名山西北附近的莲花山一线。12月初，蒋介石嫡系薛岳率6个师，从新津、成都出动，经洪雅向荥经、汉源大举进攻红军。陈昌浩和许世友率部在荥经峡口一带阻击。陈昌浩不顾当前敌情严重，反对许世友以5个至少3个团守峡口的建议，强令许世友以势单力薄的红35团担任峡口阻击任务。结果，薛岳一次就投入了9个团的兵力对峡口实施重点突破。红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团伤亡三分之二，团长、政委战死。峡口阵地丢失，红军难以抵挡优势敌人的连续突破，只得且战且退至天全、紫石关一带。荥经一战，又有几千名红军指战员牺牲。西面大炮山的红33军与敌李抱冰部形成对峙。此时，红军遭到敌人重兵压迫，堡垒封锁，南下或东出已不可能，张国焘的南下方针遭到沉重打击。从此，红四方面军南下作战由战略进攻被迫转入战略防御。红四方面军总部遂令部队以巩固天全、芦山、宝兴、丹巴地区为中心任务，在这一带与敌对峙，同时发动群众，准备过冬。红军总部和方面军总部移驻芦山城北之任家坝。
转战道孚
张国焘南下碰壁后，仍然没有动摇他的野心。1935年12月5日，他向在陕北的党中央发出电报宣称：“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乙、你们应称北方局、陕北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丙、一、四两方面军名义已取消；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286页。）至此，张国焘的个人野心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1936年1月22日，党中央政治局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严正指出：“张国焘同志这种成立第二中央的倾向，无异于自绝于党，自绝于中国革命。”当日，中央又电令张国焘立即取消第二“中央”，放弃一切****倾向。同日，中央向全党公布了俄界会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以教育党员，特别是四方面军的干部。1月24日，****的堂兄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致电张国焘，指令其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致电张国焘，令其取消第二“中央”，成立西南局并可直属****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与中央发生横的关系。1月26日，党中央将1935年12月25日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内容摘要电告张国焘。张国焘竟说中央的决策是对无产阶级的敌人“投降”，是“叛党”，和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就是放弃无产阶级的利益等等。后来，朱德等对他作了耐心的解释和说服，张国焘才表示把这一决议当作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接受。1月27日，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张闻天，提出：“强迫此间承认兄处中央和正统，不过在党史中留下一个不良痕迹，一方让步，必是种下派别痕迹的恶根······”表示“在原则上完全同意党中央的这一决议”，同时还说“目前策略路线渐趋一致，应急谋党内统一”。提出“此时或由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如一时不能召集七次大会，由国际和代表团商同我们双方意见，重新宣布政治局的组成和指导方法，亦可兄处和此间同时改为西北局和西南局。”（姚金果、苏杭《张国焘传》第342页。）同一天，张国焘召开了四方面军各机关活动分子会议，亲自作了《关于民族革命的高潮与党的策略路线》的报告，表示“现在执行新的策略路线中，过去的分歧固然可以提到七次大会上来解决，但是党在政治上的团结、组织上的统一，这是绝对必要的。所以，我们正在具体提议解决办法，目前应在适当地区内建立中央，陕北方面成立西北局。我们成立西南局。”
1936年2月中旬，薛岳乘红四方面军尚未得到休整之机，又集结了18个多团的兵力，向天全、芦山地区的红军阵地发起猛攻。红军再次处于强敌压迫之下，情况十分危急。此时，张国焘开始悲观起来，想到绥靖去当土司。有些人就戏称他为“张土司”。2月14日，党中央来电指出：“育英动身时，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红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并就红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方针，提出了三个方案共选择：第一是北上陕甘；第二是就地发展；第三是南下转战。徐向前提出：到甘孜、炉霍地区休整部队，准备北上与党中央会合。这一提议，得到了朱德的大力支持。张国焘南下碰壁，朱德和刘伯承在及其困难的情况下，采取灵活的方法对他做工作，同时，由于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在活生生的事实教育下，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主张的错误，认识到“只有北上才是出路”，要求维护党和红军的团结，北上与党中央会合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连一向支持他的陈昌浩，此时也改变了态度，使他在政治上更加孤立。现在斯大林又如斯说，他自然顺水推舟，同意了北上方案，率军转移到党岭山以西地区筹集粮食休整，准备过草地北上。
随后，南下红军领导人制定了《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以一部红91师2个团位于大硗磧、邓生达维地区。牵制东南之敌，主力迅速西进，经懋功、金汤、丹巴进取道孚、炉霍、甘孜，相机占领康定，进行休整补充，筹集粮食、物资，，准备北上。自此，张国焘建立川西根据地的计划失败。经过5个来月的连续苦战，红四方面军由南下的65个团约8万人减少到4万余人。
2月下旬，红军分三路从天全出发，北翻夹金山，经懋功、丹巴，翻过党岭山。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时有冰雹、狂风、大雪降临。要避开风暴的袭击，红军必须在每日12时前通过顶峰。红军翻过了大雪山，但大雪山也埋下了不少伤病员的忠骨。
此时，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周浑元、吴奇伟、李抱冰部和川军从东北和东南方向围攻上来，昼夜不息地急进，企图咬住红军主力并与之决战。红军被迫与敌激战不停，伤亡不断增大，兵员得不到补充，处境一天比一天严重。面对日益严重的局势，徐向前在请示了朱德和刘伯承后，令红30军88师政委郑维山率两个团，会同红32军在天全一带阻击敌薛岳部，掩护主力退出川西。在这里，红军以绝对的劣势，凭借山林河川与薛岳的前卫18个团周旋，激战了8天，迟滞了薛岳的追击，赢得了方面军主力转移的时间。阻击任务完成后，这支部队于3月中旬甩掉了追敌，昼夜兼程，快速西进到西康省东北部的要镇甘孜，追赶上了主力部队。
3月1日，红军到达康藏大道上的重镇鲜水河边的道孚县城。15日攻克炉霍，总部机关驻炉霍。道孚、甘孜、炉霍是藏民区，人烟稀少，经济落后，粮食紧张。这里是红军准备北上的出发地，是休整备粮的中转站。至4月，红四方面军控制了东起懋功，西到甘孜，南至瞻化、泰宁，北连草地的地区。从此，红四方面军转入整编、训练、筹集粮食和做群众工作。这期间，南下的一、四方面军互相交流干部、交流经验最为活跃。红大校长刘伯承提倡学员学习斯大林的名著《列宁主义概论》，他说：“宋朝宰相赵普主张一部《论语》治天下。我们要学好《列宁主义概论》，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武器。”（刘瑞龙《难忘的征程》）从此，一、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之间更加了解、尊重、团结和友爱了。这期间，徐向前、刘伯承主持了部队整编工作，全军由南下时的65个团整编为5个军28个团。各团都补充了兵员。各部队普遍进行了打敌骑兵的军事训练。随左路军行动的陆定一、黄镇还编写了《打骑兵歌》，给战士们的训练以很大指导。
红四方面军进入西康后，张国焘要实行大汉族主义。朱德及时提出要实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要求部队对藏民作深入细致的宣传工作，使藏民们认清藏汉两族受剥削的劳苦大众是骨肉兄弟。朱德指出，只有唤起藏族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觉醒，数万红军才能有立足之地。（刘白羽《大海—记朱德同志》第267页。）徐向前还特别强调部队要注意群众纪律，搞好群众关系。除要求部队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外，又针对藏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一遵四不准”的要求，认真宣传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民族一律平等、抗日反蒋、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等方针政策。方面军政治部根据朱德和徐向前的指示，总结了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工作的经验，制定了《藏回地区工作须知》，并分别发布了《藏区工作十要十不要》、《回区工作十要十不要》等条令。由于封建军阀对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他们对汉人充满仇恨，对红军不理解，但是，大多数藏民经过红军的宣传，又见红军比国民党军略微好一些，于是逐渐与红军亲近起来。部队吃粮困难基本解决，有时还能买到一些牛羊肉。红军生活稍有改善，但是，几万红军驻扎在物产十分不丰富的地区，与民争食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生存危机时刻威胁着这支部队。原四方面军干部肖永正在《长征路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一文中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部队到了甘孜以后，全军面临着物资紧缺的严重困难。甘孜、炉霍一带地广人稀，是个不长粮食的游牧区。藏族居民中的贫苦群众，深受层层剥削压迫，早已一贫如洗，连糌粑都吃不上。我们全军几万人的口粮更无着落，基本上就靠野菜充饥。时值隆冬，部队的棉衣也毫无着落。有的仍然穿着破烂的棕皮背心，有的就把未经硝制的牛羊皮割下来穿在身上。大军初到，与藏民语言不通，由于国民党大汉族主义在藏民中散布的恶劣影响，使许多藏民都对我们存有戒心。上层土司则是一听我军到达，就将牛羊群赶得远远的。指战员一个个面黄肌瘦，部队迅速减员，一个军里面的伤病员多达上千人。”在朱德主持下，方面军召开了一次野餐展览会，指导部队学会过草地时识别可供食用的野菜知识。朱德倡导指战员们普遍地学习拧毛线织毛衣、毛袜，用生羊皮做背心，制作皮草鞋和简易帐篷等，还发动大家捡干牛粪烧水做饭，采集野果补充粮食。
红四方面军同****川康省委一起帮助藏族人民建立了“波巴依得瓦”政府（藏族人民政府）。大批红军干部被派往农牧区、集镇、部落，宣传党的政治主张和民族政策，指出少数民族的斗争出路，组织“百姓联合会”、“青年队”、“姊妹团”等群众组织。红军还帮助藏民生产、医治疾病，开展清洁卫生工作。同时，红四方面军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4月23日，红军与甘西北的徳格土司建立了“互不侵犯协定”。5月，红军俘获了国民党政府派赴甘孜等地活动的“蒙藏委员会”副委员长诺那呼图克图，红军给予优待，向他宣布了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礼送出境。这些做法，在藏民中扩大了共产党和红军的影响，改善了红军和藏民的关系，进而保证了红军筹粮北上计划的实施。
南下失败，使数万红军牺牲，党中央北上却取得了直罗镇大捷的胜利。这使广大指战员，特别是高级干部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继续在川康少数民族地区停留决不是出路，不满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情绪普遍高涨。张国焘第一次感到了孤立。
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电台得悉红二、六军团正在黔、滇边境活动。为了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使其早日北上，朱德和刘伯承商议后，极力主张同二、六军团会合。时二、六军团还有1万余人。张国焘对这个建议十分赞赏，但是他另有打算，就是想把六军团拉过来，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3月23日，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红二、六军团本来是要在“滇、黔边广大地区内求得在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当时已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控制了红军总部的电台，并用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以红军总政委的身份署名，向红二、六军团发报，要求他们长途绕道贵州、云南，“设法渡过金沙江”，分两路进入西康，与四方面军会合，“大举北进”。当时，红二、六军团与中央的电讯联系已中断，是不知道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成立第二“中央”等情况的。红二、六军团领导人收到电报后认真研究，一致认为，中国革命的大势转向北方，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于是，红二、六军团指行了总部电令，迅速北上。
3月中旬至4月1日，张国焘在道孚召开了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和中央纵队活动分子会议。他一方面被迫承认“红军如果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域内是不利的”，“不能适应目前全国抗日反蒋的形势”；另一方面，他仍然坚持认为南下是正确的，一再强调在川康边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可能性。对于干部战士对他的不满情绪和批评，他则横加压制和打击，主张对“任何一种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遭到铁锤的打击。”在会上，徐向前总结了南下几个战役特别是百丈关一仗的经验教训。这期间，党中央不断来电期望四方面军迅速北上。3月26日电示四方面军：“第一步向川陕甘及陕南行动为宜。”徐向前随即将电文向到会的各级领导干部宣读，并提出了北上甘南的具体意见，要求各军抓紧筹备过草地的物资。他说：“要动员部队，多带些干部，多打草鞋，做些帐篷，用生羊皮做一些背心，多收集一些药材。要练习用牛粪烧水做饭，尽量减少再次过草地中的非战斗减员。”在请示了朱德和刘伯承后，徐向前很快制定了四、五月作战计划。方面军政治部还提出了“迎接二、六军团”，“准备北上”，“创造西北广大抗日根据地”的口号。朱德高兴地对红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说：“现在革命形势很好。党中央、毛主席领导红军又在陕北打了大胜仗，革命根据地巩固、扩大了。二方面军到了甘孜地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同志都是坚决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的，现在力量加强了，有人不想北上已经办不到了。我们很快就会重新北上的！”（注：欧阳毅《朱总司令和我们在一起》。）
但是，张国焘的“创造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不是要去陕北同中央会合，而是由西康去青海，再到甘肃以北和新疆，执行向大西北退却的计划。为此，他在四方面军刚到西康不久，就派余洪远和邵式平去甘孜考察明徳格到青海的道路。余洪远回忆说：“从甘孜一个铁棒喇嘛、绒坝岔的一个喇嘛、德格一个喇嘛那里了解到这条路要走48个马站，就是马要走48天。这中间都是小路，没有人烟，没有粮食。……有些地段水都没有，马还得驼水。我把这些情况告诉邵式平，发电报给张国焘，说此路根本走不通。”（余洪远《长征时期甘孜、阿坝、毛尔盖等会议的历史情况》。）张国焘于是打消了走这条路西进的计划，另行考虑从甘南西进青海，再到甘北、新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