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那么瘦弱的身躯里竟然有那么一股气，那么硬的一股气。
一直想动笔，写写流沙河。
却又不敢动，生怕写不好，反倒有辱于先生。
于是，便是这样想着，一年一年又一年，任那时光流逝着，在那巴山蜀水间，在这潇湘夜雨中。
夜雨，淅淅沥沥的，好像永远不会停了。
我想：我该动笔的，即使写不好，也没有关系。
那样瘦的一个人，那样弱的一个人，究竟有股什么力量使我时时想起他呢？
他的诗？他的文？都有吧。还有那股气。
那么瘦弱的身躯里竟有那么一股气。
那么硬的一股气。
那气真非我能表述。
这就是我为何想着却没落笔的缘故吧。
我与他相识，也是编《书屋》。我与很多人的交往，都是因为编《书屋》。如果没有编《书屋》，我也可能还是那样，默默一个人，默默读着书，默默看着这个世界，默默写着一点东西，一点不为人知的东西，走完自己这一生吧。
这也是一生。人都有一生。
然而，我却编了《书屋》。
于是，认识了流沙河。
好像是二〇〇〇年吧。或者是一九九九年？现在，我已说不准了。再拖，更加难说清了。好在不是写什么历史，历史只属于大人物的，时间于我等无所谓的，错也错不到哪里去吧，反正是那前后吧，我接到了他的电话。
电话是吴茂华打来的。吴茂华是他的夫人。
原来，他们路过长沙，想约我去见见面。
我当然是求之不得，想要见还没机会呢，立即送上门去了。
一个极其瘦弱的老人（虽然我也不算年轻）。
双方坐定，谈了起来，没有一丝半点虚情。
灯光，黄黄的。茶香，浓浓的。他的声音，很轻，很轻。
谈了些什么，无法复述了，主要是《书屋》。
每句话都寄托着对《书屋》的殷切期望，每句话都饱含着对《书屋》的无限关心。
我只觉得告辞之时一股气力深入我心。
那股气力直到现在还在流着驱动我心。
那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至今，回想，有愧于心。
《书屋》曾经……《书屋》已经……只记得那电话铃声……仍是吴先生的声音……她说听说了《书屋》的情况，流沙河给我写了幅字，不知我的想法如何……
我说当然求之不得。
字很快就寄来了，特快专递送来的：
周实先生涵赏
读书归小屋 玩月驾扁舟
流沙河
新世纪元年六月杪 时年七十作于成都
字有繁体有简体，可谓新旧结合了。
每一个字都是情意，我也心领神会了。
流沙河先生，好温暖的人，在那巴山蜀水间，在这潇湘夜雨中。
这是我在收到流沙河的墨宝之后即兴写下的一段文字，距今已有十三年了。日子过得快不快？过得真的非常快。只是他在我心中还是先前那模样：虽然人瘦堪比黄花，情思却似烈火燃烧。比如他的经济三疑：
一疑经济基础能够决定包括政治思想在内的上层建筑。我学过的唯物史观总说，存在决定意识，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社会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思想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在内。政治思想不过是经济基础的投影而已。这些道理，当初深信不疑。一九五八年农村，大办人民公社，小农个体一夜之间变成大农集体，政权与公社合为一。这种生产关系的剧烈变化，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应该是由于生产力迅猛发展的推动所致。但是我看见牛耕仍牛耕，锄挖仍锄挖，镰割仍镰割，手栽仍手栽，生产力方面变化小得很。事实是反右派斗争后，“左”派抬头，公行霸道，由城市而波及农村罢了。这不是倒过来，政治思想决定了经济基础吗？老实说，“霸王雄”眼里，他的政治思想不但是其他意识形态之父，还是社会经济基础的生身之母，他想生个啥样的儿，就可以生个啥样的儿，哪怕是怪胎，只要他爱。公社化后，饿死百姓，摧残山林，“左”祸不绝，社会经济基础恶化未已，无一不是政治思想盲动所致。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基础开始良化，亦缘于搞活的政治思想主导，方有今日。这不也是倒过来，政治思想在决定经济基础吗？
二疑经济学科能够指导社会经济生活。学科务在阐明学理。经济学理讲得舌粲莲花，头头是道，与我们面临的经济状况之间，相去甚远。理是理，事是事。以理办事，有个知易行难的大问题。何况所谓经济状况，根本就是瞎子摸象，各说各的。状是何状，经济专家都在瞎摸各说，普通人如我者就更不明白了。经济状况的外围是经济现象。经济现象的外围是经济生活，日常现实，我们百姓生活其中。从学理到现实，其间横亘万水千山，望而生畏，较之从脚到鞋再到鞋印的距离更远些，指导又谈何容易耶！上头颁布经济方面某个政策措施，荧屏上就请些经济学专家来宣法喻世，实则无非赞圣而已，与学理无关也。经济学科培育人才，亦如数学之训练脑筋罢了。真能够起到一些指导社会经济生活的作用，那当然好；不能够，亦非损失，仍然比盲目赞圣好。不过，盲目赞圣虽然可笑，恐怕还是比瞎指导好吧。
三疑经济规律能够预先认识。同自然科学的异常准确大不相同，各门社会科学包括所谓经济科学在内，其学理方面的种种规律，皆具模糊性质，很难认准说确。经济领域规律性的东西全是事后诸葛亮的产物，能用来解释既成的事实，而不能用来预测未来的状况。规律云乎哉？心中存疑焉。
这段文字他写于2000年的5月，8月发表于《书屋》，文章的题目是《经济迂谈》。现在来看这段文字，仿佛仍然直指当下，风景犹如旧时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