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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爱情故事如果单从弗朗西丝卡的角度看，不算新鲜：一个嫁到边远小镇、本性有点浪漫气质的少妇，丈夫善良而不解风情，生活平静而乏味，因某种机遇被激发起了潜藏的激情，圆了少女时代的梦。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辛格莱·刘易斯的《大街》等等异曲同工。但是从罗伯特·金凯的角度就有其独特之处，是与前述的思路相一致的。那是一种摆脱一切世俗观念，还原到人的最初的本性，纯而又纯，甚至带有原始野性的激情。天上人间只此一遭，如宇宙中两颗粒子相撞，如果失之交臂，就亿万斯年永不再遇。作者调动了一切想象力塑造出这样一个“最后的牛仔”，与这高度组织化的市场社会格格不入，处处要反其道而行，包括对爱情。这样一种爱情注定是“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即使撇开弗朗西丝卡的家庭责任感不谈，能够想象她跟金凯私奔，然后两个人一起过日子白头偕老吗？那金凯还成其为金凯吗？这就像林黛玉与贾宝玉终成眷属，子孙满堂一样无法想象。每个故事有它自己的意境和规律，甚至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
我想如果这本小书有一定的魅力的话，就在于作者以独特的手法通过金凯其人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逆反心理和一种追求归真返璞的情怀。我能理解为什么这本书在美国畅销，但是此书对中国读者的吸引力究竟何在，我还是不太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呢？她当然是明白的，只是懒得这样说吧。美国人想挣脱世俗的枷锁，中国人当然也是一样，虽然中国的市场化不如美国的市场化。我也曾经就这本书以及这书改编的电影写过一篇小小的随笔，随笔的题目是《美丽的“老虎”》：
才走了《廊桥遗梦》，又来了《阳光灿烂的日子》。
弗朗西丝卡浪漫的四天使中国已婚女士的心海究竟激荡到什么程度，女士们大都笑而不谈。男士们却一个个津津有味，思绪翩翩，口若悬河。
“给她四天又如何呢？”有的人是非常自信的，口气中明显透露出自己对夫人的十足把握。这种人的意思是：“我老婆，哼，就是给她一个月，她也不会有什么奇遇！”有的人却不那么自信。还有人心里暗暗唯愿我们中国也多几个动情的弗朗西丝卡。
“为什么我就碰不到呢？”他们很为自己伤心。
是啊，世上的女人这么多，为什么他偏偏碰不到呢，这确实有点令人心伤。
好了，现在好了，答案马上就来了，你看看《阳光灿烂的日子》，看看那个马小军吧。即使你已过了十七八岁，虽然你再也回不到那个年代，但它能够触发你，使你想起过去的日子，使你回味那最初的对女人的朦胧的冲动、神秘的向往和偶然的遭遇，以及其中的酸甜苦辣——那时，你所激动的感情，是你对女人最真率的感情，那真情出自你对女人所怀有的最美好的向往想象。那时，你尚不知逢场作戏，尚不知爱情也可以游戏。
男人对女人一动真情，故事就变得格外动人。即使真像俗话说的，女人对男人就是“老虎”，那“老虎”也是美丽的“老虎”。不论你年老还是年少，不论你回避还是迎接，不论你天南还是地北，她总要闯进你的心里。你能做的只是祈祷，恳求上天保佑你，但愿你不被她“吃掉”。
可是，又有几人能逃掉呢？
恐怕没有人逃得掉的。
饱经风霜的现代牛仔、走南闯北的罗伯特·金凯，走到廊桥，动了真情，还不是被“吃掉”了吗？稚嫩非常的马小军，那就更加不用说了。虽然，他俩，一个在美国，一个在中国，一个年纪大，一个年纪小，结果却是一样的。
男人对女人动了真情，心里便会生出一种“以身饲虎”的特别浪漫。尽管这种特别浪漫在很多情场猎手看来（他们视女人如羔羊，一只只柔弱的待宰的羔羊），简直就是一种傻气。但在有情人的眼里，它却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这光彩使他身上的不足甚至毛病甚至缺陷也让人可怜可爱起来。
罗伯特·金凯是美好的，直到他的人生终点，他都保持着这种真情。马小军呢，也是一样，十七八岁时的初恋，于他是那么刻骨铭心，使他至今仍为之动情。
对爱能够持有真情，人生自然会有遗梦，日子当然也就灿烂，无情的岁月也变得多情。
我不敢说我写得好，但我敢说我写得真，因为我就是这样想的。我是这样想，也就这样写，这样多少也说明了为什么那本书会那样吸引很多人了（无论你是美国人还是你是中国人）。
此后，我与她的联系就是编她父亲资耀华的自传了。自传的书名是《世纪足音—— 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这是一本极好的书。此书出版后，我寄了一本给我的好友张远山①。远山看了后，激动地写了一篇万余字的述评。那是一篇极好的述评，我在下面摘抄一段，以示资中筠的父亲“解放之后”是如何为人处事的，从中我们亦可看出她和她的两个妹妹（一个叫资华筠，1936年生，舞蹈家；一个叫资民筠，1938年生，地球物理学教授）是从哪条路上来的：
资公急急赶回国内，余生尚有四十多年，他干了些什么呢？可惜资公轻描淡写地草草略过，令人不胜浩叹。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各界人士弃家南下者更多。四月下旬，刘少奇（1898-1969）赴津稳住工商界人士。五月二日，刘少奇与天津工商界人士座谈，资公在座亲聆了这位湖南同乡的“剥削有功”论。
一九四九年九月，资公受托组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天津分会。一九五〇年春天举行的全国银行工作会议，通过了资公关于成立中国金融学会的提案，并命其负责筹备。金融学会会长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1895-1967）挂名，其后照例不断换人，资公终生担任副会长。
① 张远山（1963-），上海人，自由撰稿人、独立作家、庄子研究学者。
一九五〇年秋天以后，全国各省市分别开始并先后完成了私营金融业公私合营。一九五二年春，资公提议组织全国私营金融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中国人民银行采纳并委派资公赴上海筹备，到年底全部完成。资公被从天津调到北京，出任公私合营银行总行的副行长。这是资公最后一次建言。此时的资公刚过知天命之年，才智臻于极致，理应大展宏图，然而那双穿透历史烟云的无上法眼，业已看出世纪中点即世纪拐点。在此之前可以与言，故资公频频建言。在此之后不可与言，故资公转而沉默。然而其默如雷，震耳欲聋；大音希声，惊世骇俗。
资公在一九五二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受到冲击，是他一生中遇到的最大考验。《天津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大字标题：“大奸商资耀华拒不坦白”。《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登出大字标题：“资耀华罪行严重，拒不坦白引起公愤”。“拒不坦白”说明资公不仅人格上问心无愧，而且精神上处变不惊。“拒不坦白”也可视为资公保持半个世纪沉默的别解，而且是度过浩劫的最佳对策。有人对一九五七年资公未被划为右派深感意外，其实绝非意外。若非如此，就不是见微知著、明察秋毫、世事洞明的资公了。
一九五九年，资公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到一九九六年仙逝。他收到过周恩来总理签署的任命书，被称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资公曾以不是党员坚辞此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1901-1981）说：“这是周恩来点名任命的，会配备党员副主任和党员秘书配合你工作。”于是资公坚持要党员副主任全面负责行政、管理和人事，自己仅仅主管搜集近代货币史资料。资公心无旁骛地投入整整三十年时间，主编了数百万字巨帙的《钱庄史料》、《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二辑）、《清代外债史资料》，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先后出齐，但他坚决不署“主编”之名，仅署“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
“文革”期间资公也未受严重冲击，仅仅是“靠边站”。曾经听说一则文革轶闻：某公生有三子，依次取名“爱国”“爱民”“爱党”，皆为符合时代潮流之嘉名，然而“文革”期间被指控隐嵌“爱国民党”四字而获罪。资公生有三女，依次取名“中筠”“华筠”“民筠”。不知资公者或许会虚捏一把汗：若再生一胎，必当取名“国筠”，则资公危矣。然而资公天人，预知国将不国，故仅生三位巾帼豪杰即止。
资公长女资中筠女士认为其父后半生平安无事的主因是：“他本来为人谨慎，以后就更谨慎。”她似也秉承父风，决不夸夸其谈。但我以为主因并非谨慎，仅举三事以证。
一、资公从一九二六年进入银行界直至逝世，七十年如一日地提前半小时上班，从未迟到一次。其信条是“一切失败从迟到开始”。
二、资公平生不打诳语，任何压力都不可能令其精神崩溃，更不可能自污污人。其信条是“一切坏事从说谎开始”。
三、因公费医疗的报销渠道不同，资公夫妇即便吃同样的药，也严格分开。
可见资公的安然无恙非关谨慎，也非运气，甚至并非洞若观火的防患未然，而是至高人格的完美无瑕，因而找不到任何攻击点和突破口。
改革开放以后，资公担任民建中央常委兼副秘书长、全国工商联顾问、全国政协常委。资公曾打算赠送礼品报答此前长期善待自己的一位统战部官员。次女资华筠建议定制一件刻有古诗文的小型工艺品，资公欣然同意并主张刻《阿房宫赋》。资中筠以为最后几句“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过于刺激，不符合乃父一贯的谨慎作风，然而资公凛然曰：“我要的就是那几句话！”可见对天眼通资公而言，一切都如水晶般透明。
资公一生，可以两件颇堪玩味的小事作结。
一九四六年，南京政府策划成立全国银行业同业公会，资公以天津代表出席。会后蒋介石宴请全体与会代表。徐柏园（1902-1980）引见介绍了资公，蒋介石（1887-1975）与之握手曰：“抗战有功。很好，很好。”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资公以天津代表参与筹备并出席。会后亲历开国大典。周恩来（1898-1976）引见介绍了资公，毛泽东（1893-1976）与之握手曰：“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
在天安门城楼上心潮澎湃地听罢湖南同乡毛泽东的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资公走下丹墀飘然离去——其背影酷似越人范蠡、汉人张良、明人刘基，然而又远超前贤。范、张、刘都在功成名遂之后身退，因而是无人不知的历史传奇人物。但资公不会也不愿成为历史传奇人物，他功成以后不欲名遂，不欲人知，便挥挥衣袖倏尔远逸。
用资公自己的话就是：“几十年来，蹉跎岁月，对国家没有做出特殊贡献。现又垂垂老矣，心有余而力不足。但‘位卑未敢忘忧国’，‘满目青山夕照明’，有生之年，仍当继续努力奋进。”
先生简介
资中筠，女，一九三〇年生于上海，原籍湖南耒阳。一九四七毕业于天津耀华中学。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肄业于燕京大学。一九五一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精通英文和法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职于“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访问过亚、欧、非、拉美等几十个国家，参加国际会议与民间往来。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九年常驻维也纳，担任“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的助手及翻译。一九五九年回国后曾担任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一九七一年后，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负责对美工作，参加了尼克松访华以及随后的美国参众两院领导人访华团的全程接待工作，并参加了基辛格若干次访华的接待工作。在此期间还接待并陪同过一些在长期隔绝后初次重访中国内地的美方知名人士，如谢伟思、费正清、拉铁摩尔、斯诺的先后两位夫人、夏仁德以及其他知名人物。一九八〇年调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研究室工作。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三年，任普林斯顿大学国际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一九八五年起应聘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美国研究所任副所长，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任所长，同时任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八年参与创办中华美国学会和《美国研究》杂志并任主编，在此期间还曾兼任华盛顿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研究员，应邀到美国十几家大学演讲。一九九三年发起并主持创办“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任第一、第二届会长。一九九四年任“敦巴顿橡树会议与联合国”国际研讨会（纪念敦巴顿橡树会议50周年）荣誉委员会委员。一九九六年退休后，仍继续研究工作和学术活动，并兼任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中美研究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中方主任、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理事、太平洋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理事。有《资中筠自选集》（全五册）行世，并有英法文学译著多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