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公元1901—1972），出生于日本东京，原籍为广东省新会县。毕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以严谨、勤奋的学风著称。
林徽因（公元1904—1955），福建闽候人，建筑师、教授、诗人、作家。林徽因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和作家，她一生著述甚多，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作品，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等。1949年以后，林徽因在美术方面曾做过三件大事：第一是参与国徽设计。第二是改造传统景泰蓝。第三是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为民族及国家做出莫大的贡献。
如果用梁思成和林徽因终生痴迷的古建筑来比喻他俩的组合，那么，梁思成就是坚实的基础和梁柱，是宏大的结构和支撑；而林徽因则是那灵动的飞檐、精致的雕刻、镂空的门窗和美丽的阑额。两人一个厚重坚实，一个轻盈灵动，他们的组合无可替代。
在很多人眼里，林徽因是个传奇，也是一位倾倒众生的佳人。在她身后，似乎还真难找到一个能及得上她的成就和魅力的女性。她身世氛围，更多地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风尚，流逝的时光之水也冲洗不掉她的传世风华，反而更加迷人，令人追寻。
林徽因秀外慧中、多才多艺。她曾旅英留美，深得东西方艺术之真谛，英文水平极佳。她兼具中西之美，既秉有大家闺秀的风度，又具备中国传统女性所缺乏的独立精神和现代气质。
19岁的梁思成第一次见到17岁的林徽因时的情景是这样的，当他敲开林家的大门，一个小仙子一样的美丽女子站在他面前，聪慧的目光如水晶莹，第一眼便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而林徽因的一番话，对梁思成一生的立志起了很关键的作用。林徽因不到20岁时，就立下了学建筑的志愿。因为她觉得建筑是一个“把艺术创造与人的日常需要结合在一起的工作”。而且建筑所需的不只是奔放的创造力，更需严谨的测量、技术的平衡以及为他人设想的体恤和巧思，这能让她的聪慧、才干和天分都得以施展。而当时的梁思成，还在清华校园里又吹小号又吹笛，完全是一个兴趣未定的小伙子。当梁思成提出要承父业学西方政治时，却被林徽因的一番高论改变了主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她也以梁思成必须去学建筑为条件。据梁思成自己说：“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还不知道。徽因告诉我，那是融艺术和工程技术为一体的一门学科。因为我喜欢绘画，所以也选择了建筑专业。”在当时的社会，女性能够自我实现并对此有充分自觉，是需要理性与智慧的，林徽因属于先觉先行者。
客观来讲，他们是两个个性如此不同的人。林徽因活泼热情，梁思成稳重深沉。然而，因着共同的志趣和理想，两颗心越来越近。梁思成是难得的少年英才，学业优秀，酷爱文艺、体育，尤其是一手漂亮的钢笔画为他以后从事建筑艺术打下很好的基础。身材并不高大强壮的梁思成笃诚、温和、宽厚，像兄长，让她感到踏实安心。
这时，在父辈的安排下，两人结伴到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
宾大有个藏书丰厚的图书馆，建筑系的教授也很有名，而梁思成沉迷于看书画图也是出了名的。有一次，中国同学相约出外郊游，梁思成仍在画图，同学们与林徽因打赌，问她是否能请得动梁思成一同出游。林徽因特意换了一身好看的衣服，神采飞扬地敲开梁思成的画室，梁思成饶有兴趣地跟林徽因讲起了他正在研究的一处古建筑的结构，林徽因好几次想打断他，他却仍滔滔不绝……最后林徽因硬着头皮跟他说：跟我一起去郊游吧，我都跟人打过赌了，你不去太不给我面子了。梁思成却说：你跟他们去玩吧，我还要画图，林徽因只好失望地一个人走了，这样的事情在这对小情侣间常有发生。
宾大建筑系老师经常布置一些别出心裁的作业，他们有时让学生为毁损的建筑做修复设计，有时让学生重新设计凯旋门、纪念柱。每当此时，林徽因总是很快就画出草图，然后，又会因为采纳不同的修改意见而丢弃这张草图，灵感不断，反反复复。就在她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这个设计时，梁思成来到她的身边，以令人惊叹的绘图功夫，迅速、清晰而准确地把林徽因富于创造性的图纸变成精彩的设计作品。林徽因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而梁思成的沉稳和林徽因形成了最好的互补，他们之间的这种默契与合作，在以后共同从事的事业中，一直保持了一生。
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在当时可以说是新旧相兼，郎才女貌，门第相当。他们在婚前既笃于西方式的爱情生活，又遵从父母之命所结的秦晋之好。又因林长民是段祺瑞内阁中的司法总长，梁启超做过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总长，所以说是门当户对。总之，是几乎可以媲美李清照、赵明诚的最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
从美国归来后，梁思成受聘于东北大学，在那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后回到北平，参加中国营造学社。可以这么说，从青年时代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梁思成始终没有放下过手中的三角尺和鸭嘴笔。他喜欢画钢笔画，也喜欢画水彩。而他画得最多的是古建筑精湛的建筑图和建筑设计图。那是无数个灯下的不眠之夜，发现之后的记录，思索之后的创作……早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时，梁思成就发现，欧洲各国对本国的古建筑已有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写出本国的建筑史，唯独中国，我们这个东方古国，却没有自己的建筑史。那时他就立志要写一本中国建筑史。
为编写《中国建筑史》收集资料，梁思成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期间当然也少不了林徽因的参与与贡献，他们开始了长达8年的中国古建筑野外勘查和测绘工作。
桥是那么伟大，但也能娇小妩媚。秦少游为“秋千外绿水桥平；东风里，朱门映柳”的绚丽景色所动，李肩吾爱看“直下小桥流水，门前一树桃花”，欧阳修更痛快，他偏喜欢“独立小桥风满袖”，多么潇洒！——这段文字出自梁思成的野外勘测笔记，谁能说这时的梁思成算不上是一位诗人呢？
梁思成是踏实的、可托付的；林徽因是智慧的、动人的，后者的人际交往能力似乎更为出众。说起20世纪30年代北京城最著名的两个客厅，一个叫小姐客厅，为才女林叔华家的聚会；另一个是太太客厅，那就是林徽因家的聚会。看来，如果一个家要成为群贤毕至的地方，女主人的开放与才华比男主人重要得多！之所以提起这个，主要是为了再现二人婚姻中的一个插曲。当时，太太客厅来的都是人物，除了文人，当然还有一些社会学教授、建筑学家、国际问题专家等，其中就有哲学家金岳霖。金岳霖仪表堂堂，一米八的个子，整日西装革履，受西风熏习，绅士风度，算是当时名士。金岳霖更有特立独行之处，让人侧目，比如一副西人做派，却有魏晋名士风采，还养犬斗鸡；习得西方哲学逻辑，却不妨成为一代国学大师；风流倜傥能说会道，却一直秉行蜻蜓点水不婚不娶的单身生活！
很快，梁思成面临着林徽因给出的爱情考题。
1932年6月，梁思成从河北宝坻县广济寺回来，疲累无以复加，但发现的兴奋还是让他非常乐意与林徽因分享。然而，身怀六甲的林徽因却哭着说出了梁思成最害怕的事情，她爱上别人了，这个别人正是“老金”，林徽因说的话大概是这个意思：“我苦恼极了，因为我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梁思成痛苦地考虑了一夜，他左思右想，觉得金岳霖在文学哲学方面的修养确实会带给林徽因更多愉悦，于是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选择了老金，我祝愿你们幸福。”此话既出，两人抱头大哭。
隔日，林徽因把梁思成的话告诉了金岳霖。金岳霖说：“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一旦走出“太太的客厅”，离开典雅的艺术沙龙，林徽因便成了一个严谨求实的科学工作者。从1930年到1945年，她与梁思成共同走了中国的15个省，两百多个县，考察测绘了两百多处古建筑物，获得了许多远溯唐宋的发现。很多古建筑就是通过他们的考察得到了世人的认识并加以保护，比如河北赵州石桥、山西的应县木塔、五台山佛光寺便是如此。
当时的中国民生凋敝，他们的野外调查也异常艰苦。梁思成在一篇调查日记里这样写着：“6月28日……行三公里雨骤至，避山旁小庙中。六时雨止，沟道中洪流澎湃，不克前进，乃下山宿大社村周氏宗祠内。终日奔波，仅得馒头三枚（人各一），晚间又为臭虫蚊虫所攻，不能安枕尤为痛苦。”就是这样，他们却甘之如饴。当一次次他们在山野间发现那些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的古建筑，那一砖一瓦，一根立柱，一处斗拱，一尊雕像，在梁思成的眼里，都是活生生的存在。“无论哪一个巍峨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奠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歌唱时间漫不可信的变迁。”
梁思成对古建筑几乎达到痴迷的地步，为了拍摄应县古塔的照片，他和助手莫宗江差点从六七十米高的塔檐摔下去。而当他们终于在太原五台山寻找到中国现存最早的唐代木构建筑大佛光寺时，他们兴奋得像孩子一样欢呼起来。那天，夕阳西下，映得佛光寺殿前及整个庭院一片红光，他们将带去的全部应急食品，沙丁鱼、饼干、牛奶、罐头统统打开，大大庆祝了一番。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了。梁氏夫妇先避难到了长沙，接着辗转又来到了西南的昆明、重庆。因为物价昂贵，物资匮乏，有时他们要靠朋友们的资助才能维持日常的家庭开支。林徽因“在菜籽油灯的微光下，缝着孩子的布鞋，买便宜的粗食回家煮，过着我们父辈少年时期的粗简生活”。最难得的是，他们在战火纷飞的年月还保持着一种“倔强的幽默感”，以戏谑的眼光来看待杂沓纷乱的这一切。
1940年，被战争所逼，梁思成一家随营造学社从昆明辗转到四川李庄。在李庄的那段日子非常的艰苦，家中实在无钱可用的时候，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委托商行当卖衣物，把派克钢笔、手表等贵重物品都吃掉了。然而，梁思成却总是乐呵呵的。画图时，总爱哼哼唧唧地唱着歌，晚间常点个煤油灯到他那个简陋的办公室去。
战争是残酷的，连天的战火对古建筑的破坏是毁灭性的。梁思成只能尽自己最大限能地加紧对中国古建筑的野外勘察和记录，企图在战火破坏它们之前留下些资料。
林徽因早年患有肺疾，抗战几年来生活颠沛流离，病情不断加剧，最终恶化为肺结核，这在当年属于不治之症。她病体支离，却还要陪着梁思成翻山越岭到处寻访古建筑。战乱岁月人命惟浅，而且建筑学的研究并不是应急之务，然而他们跋山涉水，念兹在兹，乐此不疲。美国学者费正清教授曾这样评价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长达8年的颠沛流离，林徽因的健康被严重地损坏了，她经常发烧卧床不起，成了一个苍老憔悴、不停咳喘的重病人。限于战争时期的医疗条件，梁思成学会了注射，每天亲自为妻子打针服药。
林徽因甚至因为肺结核久治不愈一度卧床不起，梁思成的脊椎病也恶化到画图时要拿个花瓶支着下巴。然而就在物资匮乏的李庄，梁思成完成了第一本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比较完整系统的中国建筑史。
1941年，林徽因在一封给费慰梅的信中写道：“思成是个慢性子，一次只愿意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抵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
还有一封写给费慰梅的信也令人感叹，写的是他们向昆明逃难的经过：“我们在令人绝望的情况下又重新上路。每天凌晨一点，摸黑抢着把我们少得可怜的行李和我们自己塞进长途车，这是没有窗子、没有点火器、样样都没有的玩意儿，喘着粗气、摇摇晃晃、连一段平路都爬不动，更不用说又陡又险的山路了……”一路上林徽因又发冷又发热，车子还在被称之为“七十二盘”顶上突然抛锚，全家只好几乎冻僵地摸黑走山路——在这奇惨无比的境遇里，林徽因的心情却能峰回路转，间或面对壮丽的风景，使人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心疼。玉带般的山涧，秋山的红叶和发白的茅草，飘动着的白云，古老的铁索桥、渡船，以及地道的中国小城，这些都让他夫妻二人兴奋无比，她恨不能注上自己情绪上的特殊反应一桩桩地告诉友人……
凭这两封信，就可以让我们体会林徽因的性情一二。在混乱的年代里，任谁都无法更改她的积极与乐观，像她自己所说：“我认定了生活本身是矛盾的，我只要生活，体验到极端的愉快，灵质的、透明的、美丽的、近于神话理想的快活。”
美国对日本宣战，并投掷原子弹后，当梁思成听说美军要轰炸日本奈良时，他再也坐不住了。
他知道，日本奈良有着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唐代木建筑，他不能想象炮火顷刻之间使它灰飞烟灭。然而，他也目睹过日本人在中国的侵略暴行，林徽因的三弟林恒，是一个年轻的空军飞行员，刚刚牺牲于对日空战，他的内心激烈地斗争着……1945年年初，美军开始猛烈轰炸日本本土的时候，梁思成赶到美军设在重庆的指挥部，向布朗森上校陈述保护奈良城的重要性。布朗森不明白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保护日本的古建筑，但是美军指挥部还是高度重视梁思成的建议，美国的原子弹终于没有投向奈良。如今，奈良风景依旧，许多奈良人还记得梁思成这个恩人。
1950年，林徽因受聘为清华大学一级教授，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梁思成是这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夫妇二人对未来首都北京的建设充满了美好的憧憬。他们曾着力研究过北京周围的古代建筑，并合著《平郊建筑杂录》一书，其中有一段精彩的表述：“北平郊近二三百年间建筑物极多，偶尔郊游，触目都是饶有趣味的古建……无论哪一个巍巍的古城楼，或一角倾颓的殿基的灵魂里，无形中都在诉说或歌唱时间上漫不可信的变迁。”这不像是理论研究书籍中的文字，简直是为北京地区的古代建筑唱的一首情真意切的赞美诗。在他们眼中，那些饱经沧桑的亭台楼阁、寺庙塔院也有其灵魂，它们在为昔日的繁华吟咏着缠绵悱恻的挽歌，而且是神秘的历史最可信赖的证物。
他们想把北京城这“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作为当时全世界仅存的完整古城保存下来，成为一个“活着的博物馆”留给后人。然而，他们一生志业所系的古建筑研究与保护工作，尤其是北京城前景的规划，注定要在此时遭到最严重的挫败。
从1953年5月开始，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北京这个城市蔓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担起了解释拆除工作的任务。为了挽救这座古都仅存的一些完整牌楼街不致毁于一旦，梁思成与吴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情绪过于激动，梁思成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城记》里有这样的记载：“毛泽东对上述争论定了这样的调子：‘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
但更令他难过的还在后面。当时的北京还有46公里长的明清城墙完整而巍然地环抱着，林徽因称之为“世界的项链”。1935年，她在自己的小诗《城楼上》还曾写道：“你爱这里城墙/古墓，长歌/蔓草里开野花朵。”她有一个绝妙的构想，让城墙承担北京城的区间隔离物，同时变外城城墙和城门楼为人民公园，顶部平均宽度约10米以上的城墙可砌花池，栽种花木；双层的门楼和角楼可辟为陈列馆、阅览室、茶点铺，供市民休息娱乐、游戏纳凉。
林徽因为自己的设计画出了草图，幻想着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空中花园”，幻想着一场视觉的盛宴。然而，城墙公园计划注定只能是一个纸上风光了。北京市的规划不仅拆毁了物质性的城墙、城楼这些“土石作成的史书”，也葬送了林徽因的杰作。“五百年古城墙，包括那被多少诗人画家看作北京象征的角楼和城门，全被判了极刑。林徽因几乎急疯了。她到处大声疾呼，苦苦哀求，甚至到了声泪俱下的程度。……然而，据理的争辩也罢，激烈的抗议也罢，苦苦的哀求也罢，统统无济于事。”（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
所有保护北京的建筑、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努力，因为与新时代的城市规划大相抵牾，一条完整的明清城墙转瞬之间即化整为零，大部分城砖被用作修房子、铺道路、砌厕所、建防空洞。这对于林徽因来说无疑是一场噩梦。一次出席文化部酒宴，正好碰上也是清华出身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她竟在大庭广众下谴责他保城墙不力。她痛心疾首地预言：等你们有朝一日认识到文物的价值，却只能悔之晚矣，造假古董罢。
历史验证了她沉痛的预言。40年后，大约1996年的岁末，北京市开始修缮一小部分破损的明清城墙，整个北京城都掀起了一场捐献旧城砖的活动。当然这个景观林徽因没有看到，恐怕也是她不想看到的。
500年来从改朝换代的兵灾中得以完整幸存的北京古城墙，却在和平建设中被当作封建余孽彻底铲除了。林徽因在病榻上眼睁睁地看着，却无能为力。
1955年，林徽因住进了医院。为避免刺激，众人封锁了批判梁思成的种种消息，但她从细微处都察觉出来了，忧愤交加，拒绝吃药。终于在那个冬天，林徽因离开了梁思成，也离开了这个世界。史景迁说，她是“在寒风凛冽的北京，在最后一堵庞大的古城墙颓然倒塌之时”死去的。她告别了所有爱她的人们，为自己绚丽多彩、艰难曲折，充满传奇与传闻、充满艺术和智慧、充满愿望和遗憾的精彩人生，画上了一个句号。
林徽因的遗体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整座墓体是由梁思成亲手设计，墓身没有一字遗文。然而就像北京的城墙没有幸免一样，她的墓碑在“文革”中被清华大学的红卫兵砸碎；她在病榻上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画的图稿被付之一炬，她成熟时期的诗作文章，也有很多在浩劫中毁失殆尽。
“一身诗意千寻瀑，万古人间四月天。”世人断不了昨日的旧梦，跨入21世纪后，海峡两岸又开始共同打造一个“崭新的”林徽因——因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独特气质已无从复制，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生产成批的珠光宝气、魅影四射的明星，但却已经不可能再造具有同样气质的“林徽因”了。所以在大众媒体中，林徽因以一种令人诧异的形象出现，比如在《人间四月天》里，一代才女却变成了卿卿我我的小女生。这的确是一种遮蔽、遗忘与误读，引来林氏后人严重抗议，也是不足为奇的。当然更令人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温润风华，早已不堪历史激烈演进的冲击而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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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合是令人艳羡的美满婚姻，新旧相兼，郎才女貌，并且有着共同的志趣爱好，可谓天造一对、地设一双。他们既能在生活中制造西方式的罗曼蒂克，又忠实于传统的中国婚姻观念，懂进退，知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