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公元1898—1976），字翔宇，曾用名伍豪等，浙江绍兴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政府总理，兼任过外交部长，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主席。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八届、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邓颖超（公元1904—1992），原名邓文淑，又名邓咏通、邓湘君等，河南省光山县人。1924年参与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妇女运动领导人。
周恩来与邓颖超相识于1919年领导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自此以后，在近60年的革命风雨中，他们相依相伴，并肩战斗，患难与共，心心相印，恩爱愈笃。他们是真正的革命伴侣。
1919年夏的一天，周恩来又一次来到母校——天津南开学校，他走进礼堂看到一位女学生正在讲演，讲演者就是邓颖超，当时名叫邓文淑。
年仅15岁的邓颖超身穿白衣黑裙，头上梳着S髻，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看着台下的同学，满怀激情地报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要求拒签和约，收回山东主权；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总统拒不接见，代表们被军警包围，遭到无情的毒打和逮捕。她声泪俱下地控诉：“诸位同学，你们在家安眠之时，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说到这里，她哭起来了。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来目睹了这个场面，也被感动了，他拿起笔来，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记着，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演讲的人是谁？
回答说：“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
21岁的周恩来微笑着，他又在本子上迅速记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
集会结束了。邓颖超和同学们正要离开会场的时候，周恩来快步走上前去，很赞赏地说道：“你们讲得真动人啊！”邓颖超抬头一瞧，眼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浓眉大眼，正含笑注视着自己，便大大方方地答道：“讲得不好，请多指教。请问先生贵姓？”
“周恩来，南开学生。”
邓颖超眼睛一亮，高兴地说：“我们早就认识你了。”
周恩来十分诧异，便问：“对不起，我可是一点也记不起来。”
她的同学也帮着笑答：“周恩来，周恩来，是的，我们早就认识你。”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周恩来被这些年轻姑娘笑得莫名其妙。他虽然十分沉着干练，但毕竟是年轻人，男女之间的社交不多，难免有些不知所措。
细心的邓颖超看出周恩来的窘态，解围地说：“我们认识你，你不会认得我们。两三年前，我们在南开礼堂，看过你演的新剧。”
原来，她们曾经看过周恩来主演的《一元钱》《华娥传》和《仇大娘》等新剧。南开是个男校，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由于周恩来生得俊秀，先后扮演了《一元钱》中的女主角孙慧娟、《华娥传》中的华娥、《仇大娘》中的慧娘，其扮相很像，演技逼真。正是周恩来演的“华娥”一剧，使她们记住了他的名字。
周恩来听后轻轻“哦”了一声，窘态自然也就摆脱了。这时，邓颖超见周恩来要走，连忙说：“我们有件事想请你帮忙。”
一向热心为大家办事的周恩来站住了。
邓颖超接着说：“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想办一个平民女校，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为了筹募办学经费，我们打算组织游艺会，义演两天。游艺会上有我们女师的节目。我们正在排练新剧《安重根》和《花木兰》。只是我们从未演过新剧，这次又是登台义演，实在很怕出丑。请你帮帮忙来指导我们。”另外几位同学也一起请求。
“指导，不敢当。帮忙完全应该。你们什么时候排练我一定来。”
“我们明天下午在广东会馆彩排，不知你可有空？”
周恩来虽然要回去写稿、发排以及编辑校对《会报》的全部稿子，但仍然爽快地回答说：“明天下午，我一定赶到广东会馆。”
次日下午，周恩来看了演出后，不但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感，而且一点一点地帮助修改。这件事使邓颖超一生难忘……
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期间与邓颖超等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1923年春天，邓颖超接到周恩来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封信。拆开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她感到奇怪。以前，周恩来从法国、英国、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从来都是直接寄出，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
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鲜花盛开，春光明媚，三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在明信片背面，周恩来写着3行字：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
打破一向的束缚！
勇敢地奔啊奔！
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李毅韬夫妇见到明信片上的字，当时就笑了起来。“喔呀小超，你还不明白，这是翔宇（周恩来字）在向你表示呀！”
“表示什么呀！”谌小芩不解地问。
李毅韬瞪了丈夫一眼说：“你问问小超吧？”
一向能言善辩的邓颖超，此刻心慌意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已结婚多年的李毅韬像大姐姐似的鼓励说：“小超，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勇敢地和他相爱呢！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倒像他一向的为人，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你赶快给他回信吧，我和小岑先走啦。”他们走后，邓颖超默默地看着那张明信片，沉浸在她和周恩来相识4年的回忆中。
1923年5月，邓颖超在《女星》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1924年秋天，周恩来从法国回到广东工作，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1月，周恩来代表留法党组织到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认识了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两人志趣相同，交谈之中，互相透露了自己的恋爱情况。
周恩来很信任高君宇，便托他回京时给在天津的邓颖超带去一封“情书”。这件事使邓颖超终生难忘。1982年她回忆说：“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周恩来同志之间的热忱的‘红娘’，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的邓颖超，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为此，党组织决定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
1925年8月初，邓颖超由天津去广州途中，到上海停留了数日。她离开上海时，又特意给周恩来发了电报，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邓颖超相信周恩来一定会到码头接她。
然而，邓颖超下船之后却没见到周恩来，她心中有些失望和生气了。他们已离别5年，这次，从北洋军阀的统治和通缉下的邓颖超离开天津赶到广州是准备与周恩来结婚的，万万没有想到码头上见不到他。
这一天，周恩来匆匆忙忙交给警卫副官陈赓一张邓颖超的照片，让他代替自己去接她。周恩来说自己实在忙得走不开，要求陈赓见了邓颖超务必解释一下，再送她到他的寓所休息。
可是，陈赓到码头寻了个遍，也没有接到邓颖超，沮丧极了。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完成周恩来交办的任务，而且是这么特殊而重要的任务。陈赓灵机一动，他想到邓颖超也许已经到周恩来寓所去了，迅即赶回来了。果然，在门房的小屋，陈赓见到了照片上的姑娘—邓颖超，急忙说：“我叫陈赓，周主任的警卫副官。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开时间，特地让我拿着你的照片，赶到码头接你。怪我粗心大意，没有接到你。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他说完“啪”的一声，双脚立正，举起右手，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
邓颖超“扑哧”一笑，热情地和他握手说：“谢谢你，陈赓同志，很高兴见到你。恩来同志忙，不来接我没关系，只是麻烦你白跑一趟了。”
陈赓带她到周恩来的房间后介绍说：“这是周主任今天早上特地吩咐买来的，说‘小超最喜欢鲜花’。”邓颖超听了又抿嘴一笑，心想他还是这么细心周到。
“小超同志，你是先休息呢，还是让我带你去找周主任？”陈赓礼貌地询问。
“在船上我早休息过了。我是来广州工作的。如果你有时间，请你带我看看革命的广州。”
陈赓听了，微微一笑。心想她还没有吃饭，便买了几个面包塞给她并抱歉地说：“晚饭时间过了，你先充充饥。周主任常常忙得忘了吃饭，我留两个给他当晚餐。”
邓颖超谢了他的好意。走出寓所，陈赓边介绍情况边寻找周恩来。很快，他们找到了周恩来。陈赓快步走到周恩来的身旁，低声说了几句话，周恩来抬起头来，一眼看到5年不见，内心深深爱恋和想念着的小超。
周恩来向她点点头，笑了笑。邓颖超想，恩来一定会走过来和自己说几句话吧。等着！等着！没有见他站起来。只见他正和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他们交谈着。她想，等谈完了他总会过来吧。不料，他和陈延年一起走了。
邓颖超委屈得几乎要哭了出来，怪他连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
陈赓走到邓颖超身边说道：“周主任和陈委员长赶回广东区委会去开会了，让我送你回去休息，实在对不起。”陈赓一脸抱歉的神色。
邓颖超说：“恩来同志他忙，我理解，以前也这样，不用他照顾我。我正想多了解一些全国注目的省港大罢工情况。让我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吧。你忙，你去照顾恩来同志。待会儿我雇辆车自己回去。”
周恩来公而忘私，邓颖超也是工作当先。陈赓心想她和周恩来真正称得上是一对革命伴侣了。便说道：“小超同志，我在这里比你熟。你要多待会儿，行啊！等会儿我送你回去。”
不料，原定晚12点宵禁的时间忽然提早两小时，他们回不去了。陈赓找了间屋子安排邓颖超休息，嘴里连声说对不起。
“你别过意不去，陈赓同志。我和恩来以前在天津搞学生运动时，情况紧急，回不了学校和家是常有的事。随便找个地方，打个盹儿行了。是我今天太对不起你了，既影响你工作，又影响你休息。”
“哪里，哪里，我今天的工作就是代表周主任接你，让你好好休息。抱歉得很，没有完成任务。”陈赓说完敬了个军礼，转身走了。
第二天早晨，陈赓又来到邓颖超住处，告诉她说周主任昨夜因宵禁住在广东区委会，今天一清早过江到黄埔军校去了。周主任说今天一下班，一定尽早赶回寓所。
邓颖超笑着让陈赓赶快过江到周恩来身边去。而她自己回到周恩来寓所收拾了一下房间，就急忙到广东区委报到去了。
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陈独秀长子）热情地欢迎邓颖超，并说明了党组织决定调其来广东做妇女工作（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也是照顾到和周恩来结婚的问题。他简要地介绍了广东的当前形势和艰巨任务。
听了陈延年的介绍，邓颖超对广东的复杂形势有所了解，她更加体谅周恩来了。
当天傍晚，邓颖超刚返回寓所门口，就听到周恩来和陈赓说笑道：“你看，小超比我还积极。昨天下午刚到广州，今天就急着上班去了，还让我们等着她。”
“谁让你们等了！”邓颖超一脚跨进房门，她笑着说，“人家不是等了你一天一夜吗？”
陈赓见邓颖超回来了，就大声说：“报告周主任，我的任务完成了，再见！”
1925年8月8日，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了。由于形势特殊，他们既没有什么婚礼仪式，也不准备请宴席。但由于黄埔军校许多同事知道周恩来结婚了，非要见见新娘不可，还闹着要主人请客。周恩来推却不了，请了两桌酒席，参加者有邓演达、何应钦、钱大钧、张治中、恽代英、熊雄、高语罕、洪剑雄、陈赓、张婉华等人，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祝贺。
自此以后，两位革命者永结一心，风雨同舟。
大革命失败后，邓颖超全身心协助周恩来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当周恩来创造我党机要通讯史上的第一套密码后，由邓颖超第一个向苏区中央发报，从而沟通在上海的党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联系。
1931年年底，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次年邓颖超也调入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1934年10月，邓颖超带病随红一方面军长征。
长征路上，军委的主要工作责任都落到周恩来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观察和选择行军、作战路线，通过分析研究各方面情况后再起草作战命令，一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发出后他才睡觉。有时刚睡下，出现新情况又被叫起来处理。因粮食缺少，周恩来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青稞，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而病危。其病势凶猛，连续几天发高烧，不能进食。医生最初把他的病症当作长征中的常见病——疟疾来治。但几天后高烧仍然不退，而且发现肝部肿大，皮肤黄染。经王斌、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确诊为肝炎，并且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但由于不具备消毒条件，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最后医生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并让卫士到60华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周恩来肝区上方，这是战争环境下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
周恩来病重，特意把邓颖超接来照顾。她三天三夜守护在他身边，靠着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转危为安，烧也退下来了，但身体依然很虚弱。8月11日，刚刚苏醒过来的周恩来，心中不忘红军行动，他马上致电一、三军团领导人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要求他们依照《夏兆战役计划》，准备在7至10天内北上。同时抓紧物资准备，并在部队内解释与讨论沙窝会议的决定。
抗日战争爆发后，邓颖超作为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与周恩来在武汉、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邓颖超随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上海周公馆等地进行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随周恩来返延安后，尽管后来赴阜平细沟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繁忙，她仍然多次与转战陕北的周恩来书信来往。
建国后，邓颖超与周恩来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厅。他们以“互爱、互敬、互勉、互让、互谅、互助、互学”为准则。邓颖超和周恩来共同生活这么多年，最理解他的工作，最懂得他的心。当她看到周恩来同志过度疲劳的面容和不得已时倒下酣睡的情景，比身边的同志们还要心疼。周恩来身为一国总理，日理万机，每天都要工作十几小时，有时二十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几夜不睡觉。邓颖超知道周恩来同志担子很重，工作很多，愿意让他把时间多用在工作上，但是，看着周恩来总是超过工作时间很久还不去休息，就为他的健康担心。有时半夜起来走到周恩来的办公室门前站一站，走一走，提醒他休息。周恩来总是向邓颖超微笑着点点头。
有一天深夜，刘昂正在值班，突然总机传来了电话，电话员有点为难地问：是邓大姐打给恩来同志的电话，是不是马上接过来？刘昂同志笑了起来，嘱咐值班员：“当然接过来！”因为她知道其中的奥秘。不出所料，周恩来一拿起电话，听到是邓颖超的声音，赶忙说：“我晓得了，我晓得了！”原来这是邓颖超想出的一个催促周恩来休息的新办法。有时候邓颖超就写个条子递给周恩来，提醒他注意身体。她患感冒时，不让周恩来接触，怕传染他而影响工作。每逢这时，周恩来常是推开门，在门口望一望妻子，说些嘱咐的话。邓颖超体贴关心丈夫，周恩来也很体贴关心自己的妻子。每当夜里归来，邓颖超已经安睡时，他都嘱咐工作人员动作放轻，而他自己，也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
周恩来的工作日程排得满满的，他和邓颖超各自的作息时间又不一样，平时很少有机会在一起交谈。但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地挤时间互相关照，互相安慰。周恩来起床、盥洗了，邓颖超就来到他的身边，两人说上几句话；该吃午饭了，邓颖超又悄悄地坐在他的身边陪着他，有时工作人员钻这个空子抢着请示工作，邓颖超就坐在一旁微笑着默默不语；难得周恩来到庭院里散一散步，每当这种时刻，他就委托工作人员把妻子请来一起走走。他俩从来都不过生日，但有时到周恩来生日时，工作人员会悄悄地安排他们吃面条。邓颖超也总是安排一些轻松的“节目”，或同去看望老朋友，或者请亲属来家里叙谈，或者陪周恩来一起观看文艺演出。
两人晚年的夫妻生活，就是这样在悄悄的相互关怀和安慰中度过，在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结合，有时还以红叶、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藉。
1951年3月31日，周恩来写给邓颖超一封信：
超：
昨天得到你23日来信，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确实，两星期前，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我当时曾戏言：俏红娘捎带老情书。结果红娘走了，情书依然未写，想见动笔之难。寄来西湖印本，均属旧制，无可观者。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西湖五多，我独选其茶多，如能将植茶、采茶、制茶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你才称得起“茶王”之名，否则，不过是“茶壶”而已。乒乓之戏，确好，待你归来布置。现时已绿满江南，此间方始发青，你如在4月中北归，桃李海棠均将盛开。我意4月中旬是时候了。忙人想病人，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但想念谁深切，则留待后证了。
恩来
3.31
1952年8月17日，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其成员有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极为重视，先后两次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谈。会谈中，周恩来详细介绍了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设想。周恩来虽然工作很忙，但也没有忘记给夫人写信。他于8月27日写了一封短信。
超：
背心收到了，但没见你的来信。我来此睡眠尚好，每天约在午夜一、二时就寝，上午10时左右起床。精神甚好，惟体重有增加趋势。除工作外，我们每晚有电影看，参观则尚未开始。斯大林格勒拟在9月初前往访问，何时归来，现在尚难预计。匆匆。
问你好！
周恩来
8月27日
1954年春，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当时周恩来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不能亲临赏花。于是邓颖超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标本压在书中，托人带给了周恩来。正是“羁客有家归未得，对花无语两含情”。看到这蕴含着祖国亲人深情厚谊的海棠花，周恩来十分感动！百忙中，他也没有忘记回赠邓颖超一个热情的问候，托人带回一朵芍药花送给邓颖超。周恩来回国时特意把那枝海棠花带了回来。邓颖超就用一张纸作衬，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北京——日内瓦，海棠——芍药花，象征着两颗思念之心的信物，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它们。
“文革”时期，邓颖超全力支持周恩来的工作，并和他一起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展开斗争。周恩来去世后，又按照1956年互相约定的诺言，将他的骨灰撒向江河大地。
周恩来同志逝世后的那些日子，全国各地寄给邓颖超的信不计其数！天津一个服装厂的73名青年，为安慰邓颖超，你一针我一线地为她缝了一件新棉袄。谁都知道，邓颖超和周恩来同志生前从未接受过任何人的赠礼，可是这件寄托着哀思、表达人民深情的棉袄，她收下了，并附寄一些钱请他们买些书籍学习，以答谢这个厂的同志们。
周恩来同志生前曾经对邓大姐作过这样的评价：小超是这样热情，又是这样理智，两者又结合得这么好，简直是奇迹！这是多么高、又多么恰如其分的赞誉啊！只有对自己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同志和战友，才能作出这样的评价！
领袖是人，不是神。革命者的爱情，也需要在革命事业中不断地锤炼，需要不断地创造。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爱情，为什么能够几十年这样忠贞，这样完美？
正如邓大姐在回答日本记者的问话时所说的：“我们几十年过的都是革命者的生涯。”
革命——伴随了他们的一生。
革命——熔炼了他们的爱情。
他们的爱情，是革命战友的爱情。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因病逝世。她生前所在的党支部，遵照她的遗嘱，用曾装过周恩来骨灰的骨灰盒，将她的骨灰撒向曾撒过周恩来骨灰的江河大海中，从而使两位伟人的恩爱之情与日月同辉，与江河共存！
爱情密码
伟人也是人，也有自己的生活，也有追求美妙爱情与婚姻的绝对权利。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爱情故事之所以鲜为人之，是因为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了无限的革命事业当中，虽然少了些风花雪月的浪漫，可心心相印、彼此真诚的爱恋同样令人钦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