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书信（7）

胡华

1985年2月1日晚

104 1985年2月13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两信均收到。关于福州审稿会时间，陈志凌说蒋伯英来信，因已与福州西湖宾馆联系了3月15—30日，以不变为好。另外，审稿人大部分能到。稿件现有40来篇，估计会前会有六七十篇，也可以了。

我近时替各地写评教授学术评语，催得很紧，及其他临时任务，很忙。明日起，可以着手看太原【75】遗留稿，但春节后还有个《中国大百科全书》“党史”卷的会。我手中之稿，约可编1卷，只好以后陆续寄你，你和小王陆续编，不一定能在3月会议前完成，二十五卷恐只好待3月会议后再完成了。发行问题，仍望你多找领导想办法。

“马叙伦”传，我于1月23日挂号寄出，已20天，何日收到，请给我一信，我将向人代会提出邮寄太慢之事。

专此

春节愉快！

胡华

1985年2月13日

105 1985年2月25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春节好！节后，我今日来西郊，见到你13日写的信。“马叙伦”传是1月23日寄出的，估计现在会收到吧。我在除夕、春节才能开始看太原遗留篇。前些时为17位评职称的写了学术评语，都要求在2月底要，故不得不赶任务（包括房成祥的）。现在看出“吉鸿昌”、“孙冶方”两个大传，以后陆续寄你。我看这二十五卷到3月15日前，我大体可看出，你和小王没多少时间编了，可以在福州会议后，统一来编。现在新收到稿只四五十篇，福州会议估计七八十篇足了，能用的如有1/3，则编2卷，加上太原遗稿，可合起来编成3卷，太原遗稿中小稿不少，故需编排开。福州会议可能到二十七八个人，因上半年党史课是淡季，能去的人较多。我与彭明定13日坐飞机去。你社副社长和倪进云同志都欢迎他们去。

关于你要我为香港书展写短文事，待我考虑一下，时间还来得及。开罗书展，我和翦伯赞、邵循正写的《中国历史概要》列为中国畅销书第二位，《人民日报》报道，你可能看见了。

知给总会寄的书已寄出，我们是希望早些拿到好分送有关同志，已付印的书和十三卷至十八卷的装订发行，还望多抓催一下。

此复

敬礼！

胡华

1985年2月25日

106 1985年2月26日致江西万安县史志办王阿寿

王阿寿同志：

春节好！

收到来信。你近年研究“AB团”、红二十军和富田事变等问题，很有成果，这是你努力的结果，是党史资料征集所要弄清楚的问题。吉安地区在二战时期很重要，有丰富、复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望你继续努力。

专此

敬礼！

胡华

1985年2月26日

107 1985年2月26日致上海戏剧学院舒志超

舒志超同志：

你好！信悉。我写了一篇序，现寄你。书名似可叫《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照片选辑》，这样简明些。人物可加吴玉章，还有斯大林同莫洛托夫或丘吉尔、罗斯福在一起，均可。目前，因篇幅不能太大，先这样也可以。以后还可增加的。

专此

近好！

（你寄来的说明，另寄。）

胡华

1985年2月26日

108 1985年3月4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2月26日信悉。知“马叙伦”传收到，二十四卷已编好，甚慰。我于2月27日又寄去了“吉鸿昌”、“孙冶方”两传，收到后亦请人抄清，把脚注搞好，备用（如收不到，则你是否托永奎请人抄）。

我近又看了“邓初民”、“赵宗复”、“汪寿华”、“林蔚”、“罗梓铭”、“朱克靖”、“王世英”、“于毅夫”等8个传，春节这几日也在利用空隙看。天冷，既未出去拜年，更未上街。现在手里还有15个传，除“史可轩”、“王复生”外，都是不知名的人物。我3月9日去开北京市人代会，13日飞福州，3月9日前，能看出几个算几个，这些传以后只好编开用。太原修改，也不太仔细。但我将于3月8日寄你一批，想采用“杨永奎收转郭洛夫”办法。因为3月8日寄出，也许3月底可到西安，正你回西安之时，如等我回来再寄，则要4月底到西安，更影响进度了。

关于你们社去一位发行部同志，我很欢迎，志凌我想也不会有什么意见，发行工作很重要，可作为社方专谈此事而去。关键是蒋伯英订的房可能少，这里已报来有29人去，老蒋可能只订了二十四五人的床位，故有可能临时住不上西湖宾馆。可是，如委屈了社里领导同志，我们也于心不安，此事最好请你与伯英通一个长途电话（福建省委党校，马列室）。我们这里，我今天把信转志凌（4日下午收到的），再叫小巨发信，恐买车票来不及，好在不是审稿人员，欢迎发行部同志去就是了。

专此奉复。

胡华

1985年3月4日晚

109 1985年4月9日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弗雷德曼

弗雷德曼教授：

首先祝你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收到了你的来信，感谢你对我的良好祝愿。

我因为出差到福建去了20多天，最近刚刚回到北京，才见到你的来信，所以复信迟了。请你原谅。（另外，我的通信地址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不是历史系。）

去年8月在天津抗日根据地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日子里，和在这以前，我同你有过许多次愉快的交谈和讨论，留下了美好的记忆。

谢谢你在这次来信中对去年11月江苏镇江抗日根据地史的讨论会的报道，提出了坦率的意见。作为真诚的朋友，我想坦率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

去年11月的镇江会议，我参加了。正像你所说，它不是天津会议的继续和补充，而只是国内的一次小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更多的目的，是为了给在今年8月准备在北京召开的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学术讨论会作准备。所以在这个讨论会上虽然也宣读了一些论文，但是没有把这些论文印成集子，而是让那些论文经过修改充实后，提供到今年8月中旬的北京会议上去。因此，没有镇江会议的论文集可以寄给你，请你原谅。

关于镇江会议的情况，你可能看到了2月18日《人民日报》第五版的《全国抗日根据地学术讨论会简介》（下面简称“简介”）的报道。但这个报道，不是由我们镇江会议的主席团发出的，而是由一位参加会议的人员自己署名给报纸写了这个“简介”。我作为会议主席团的成员之一，事前没有看过这个“简介”的稿子。这个“简介”在报上发表后，我对其中有些观点，也觉得写得不适当，有片面性，未能反映出会议讨论的实际情况。这个简介的第二段，说“大家认为……”，似乎“简介”的作者所概括介绍的看法，是全体参加会议人员的共同的看法，这也不符合会议讨论的主题（抗日根据地史）和会议实际情况。

如你知道，在天津会议上，是各位学者各抒己见，自由讨论问题的。在镇江会议上，同样是国内许多学者各抒己见，自由讨论的。如果对于学术问题，只有一种意见，那就不能成为“学术讨论会”了。而且，“简介”所写的某些论点，并不是镇江会议上多数学者的见解。根据我的记忆，我似乎没有听到有哪位学者有这样的论点，说“美国的‘援华’，就是为了侵华”（“简介”倒数第8行）。这样的说法，显然是不适当的，是离开了事实的。人所共知，美国是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国；中国人民对美国和美军参加抗日战争，对罗斯福总统是怀有友好的敬意的；对史迪威将军和延安美军观察组的戴维斯、谢伟思等先生的援华抗日努力，都怀有深厚的友好感情。我在去年同谢伟思先生和索尔兹伯里先生有过多次十分友好的晤谈。今年1月号《新华文摘》收入了一篇我的论文《从历史上的改革看中国当前的体制改革》，文中我对罗斯福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作用和重大贡献，作了充分的肯定。这一点也可以证明，并不是镇江会议的学者们以至会议领导成员，持有“美国的‘援华’，就是为了侵华”这种站不住脚的观点。

“简介”最后一段，把美国与日本军国主义类比，把蒋介石与汪精卫类比，我也不赞成这种简单的类比。事实上，镇江会议没有讨论到日本投降以后的历史。我的记忆中，也未听到有哪位学者作了这样的把抗日时期与战后时期相提并论的类比。因为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美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情况不同，蒋介石同汪精卫也不同，这是显而易见的。

如你所知，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发展同各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不采取联合一个大国反对另一个大国的政策。至于历史科学的研究，更应以尊重事实为前提。据我回忆，在镇江会议上，学者们主要是研究中国抗日根据地历史，对国际关系很少涉及，更没有片面地吹捧苏联而反对美国的倾向。这一点，可以请像你这样为发展中美友谊而努力的学者放心。

你为发展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友谊而不懈努力，这是我们所尊敬的。感谢你坦率地给我写信，你的目的，也是为了发展和增进中美的友谊。我深信，中美两国历史学者，在客观地研究和分析历史事实的学术研究上，在发展中美友谊上，多多加强交流和联系将是十分有益的，将会取得新的进展的成果。

祝愿你在学术研究上，在增强中美友谊的工作上，取得新的成果。

此祝

健康！

你真诚的朋友胡华

1985年4月9日

110 1985年4月24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4月9日来信由张广信同志带来。《毛泽东思想概述·序》，我已写好交张广信同志了，请放心。我回京时，志凌来信说病已好了，并要去参加4月18日上海的“共产国际与中苏问题”讨论会，我很忙，故未与他见到面。《内部通讯》他和小巨弄好，在印了。

1.二十四卷中的“周小舟”传，引了一首毛主席词“江河移胯下……”。据刘晴波同志来信，此词是毛主席到长沙休息中的戏作。并无其他意义。故请删去此词及解释。

2.陈修良又寄来孙冶方照片，寄上，请酌采用。她写的“潘汉年”传、“孙冶方”传，经你和王敏努力，校定了，这样很好。

3.发行问题，出版会议决定不由新华书店一家独营，加上集体、个体，希望你主动找找何其昌同志和发行部同志，多方设法来解决发行问题，现在又开始强调理想教育，反对精神污染，也许以后情况会改善，广告也要做的。

4.我回来后，校内外工作忙甚，香港书展的介绍，我当争取时间写。福州会议19篇稿，估计6月才能看定。因5月中旬我要去广州讲课，连备课带讲，四五月挤不出太多时间，只能陆续挤时间看。

5.你和王敏手中有太原的二十五卷（谅都收到了吧）至二十六卷。福州的二十七、二十八卷，这两个月也够你们辛苦了。我深感到你为了这套书消磨了大量精力，“沈腰潘鬓消磨”（一笑），人也瘦了，体质下降很多，你的精神值得学习，但身体要保重，不要累垮了。同领导讲讲，尽量减去你一些其他杂务。王敏同志均此。南岗、永奎问好。

敬礼！

胡华

1985年4月24日

111 1985年4月24日致舒志超

舒志超同志：

3月6日来信，因我出差，迟复为歉。您编的照片选辑，希望能克服困难编成问世。

您和翟作君同志负责上海党史（人物研究）会中的党史人物传组工作，这样很好。望您和翟作君同志能开展组稿工作，同任武雄、老许等同志能开些预审传稿的会议，也希望同江岚同志讲讲，给你们约稿活动及预审传稿开会一些经费支持。

我们党史人物（研究）会都出于对老革命家的阶级感情，大家勤俭办会，靠各地党史学会和征委会帮助。党史学会给一些必要的经费，想是可以被批准的。

多谢辛苦！

敬礼！

胡华

1985年4月24日

112 1985年5月5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你好！信悉。你全心全意为这套书而努力，以致形成健康水平下降，我是深知的。你遇到的困难，有些是我未想到的，我也只能以“任劳任怨”四字，作我们互勉。在福州审稿会上，我丝毫不曾感觉你对我有任何不尊重的地方，一点印象也没有，大家都以诚相见，你不要太客气和过谦。4月5日《信息汇报》报道有30多国在翻译和出版这套《党史人物传》，这对我们也是很大的鼓舞，一套书引起这许多国家来翻译，还是罕见的（4月26日成都四川日报社出的《文摘周报》有摘登）。此情况，望你进一步了解一下，一方面在《出版消息》上登一下，另一方面，你可否找陕西新华社上次给我们发稿的那位同志发一条消息：“《中共党史人物传》出版20卷，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如这条消息能由总社转发全国，并在联合广播里报道一下，那宣传力量比什么都大。

1.你要我为香港书展写的3000字“介绍”，我已于5月3日晚写出，5月4日挂号寄你了，有些地方是否准确请你修改酌定。我看到的翻译此书消息是《文摘周报》上看到的，我已在“介绍”中抄上了。但未找到《信息汇报》，我们都找一下。我也把此消息写信告知何老了（他近生病，不能会客）。

2.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的排目，我感到二十六卷中著名人物少了一些……二十五卷大部分都较知名，可否互换在中间档次的二三个人，具体调换，请你酌定。第二十七卷，知名者也较多，至少有一半人比较知名，这样就比较硬。这三卷，请你统一调整，主要是把第二十六卷调得再硬一点，以便均衡。

3.发行问题，你们专门作了研究，很必要。上海、安徽、湖北、江西等地，实在说不过去。无论如何，你们要加强发行部，直接给各大学图书馆，给各省、市、县征委会（自冯文彬同志讲了后，传达到各县了，他们都知道有这套书，但没有见过，也买不到）各发征订单，寄书去，像刘型夫人程宜萍大姐去年寄了168元钱购第十四卷，迄今半年，连一个回音也没有，这种情况，怎么能继续下去？

4.知二十四卷已送工厂，甚慰。送书问题，还是要坚持，吴亮平同志是我们的顾问（见第二卷附录），但他迄今没有收到过此书，望你查一下，是否寄到别处了，或没有寄。他是很帮助我们的，我至少介绍给他二三十个人去访问他知道的传主事迹，他都热情接待的。

5.今日河南商丘县征委会主任托一位老同志送来“张克侠”传稿，写得很好，但他：一、不知道传记的体例，没有看见过我们的书；二、不知道往哪里寄。前者是发行问题，后者，我考虑是否每卷书的后面或前面，附一个通信地址：“北京218信箱转全国中共党史研究会及编委会收”。因那位老同志打听了半个月，才找到季之华，又找到我。

6.我手头的稿，约于6月底前寄你，以便你与王敏及时编出。

专此

敬礼！

昨小巨来，陈志凌去沪尚未回来，估计近日可回。总会所购十二至十八卷，均未收到。

胡华

1985年5月5日

113 1985年5月27日致郭洛夫

郭洛夫同志：

我去广州时给你一信，谅收到。即谈到江西日报社的《信息汇报》报道30多国翻译出版我们的书，此事需要进一步弄准确，争取出齐20卷后新华社发一条消息。

在广州时，见到卢权同志，因杨世兰等广东党史人物（研究）会理事、编委开了一次会。我报告了你来信所讲的发行情况。广州农讲所纪念馆负责人陈登贵、广东省委党校何锦洲、省党委征集办刘寒（征办也在省委党校内）、愿作我们书的代销点。为此，望你与陈登贵、何锦洲联系，这两处都在闹市中心，代销几百套是毫无问题的，看来还得我们自己努力。我想，江西的杨源贵的烈士纪念堂也在闹市中心，也要他代销。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全国有20处委托代销点，有一半是代销点订出销出的。何锦洲在写李鹏副总理的父亲李硕勋烈士传，李鹏对我们的书也很重视，函装本出来后，可否送李鹏一套？

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法系主任弗雷德曼教授（中国革命史专家）来信要我们的书。我处仅存的精装本缺一、二、三、六、十、十一、十二这7卷，能否找出寄我，以便我寄美国，书款可在我编辑费中扣除。

王敏均此。

敬礼！

胡华

1985年5月27日

114 1985年5月29日致舒志超

舒志超同志：

收到“李林”传和来信。谢谢！7月，我们系与北师大办革命史（党史）讲习会，似未最后定。如召开，你能来，将人物图片带来大家看看，当然很好。（曹聚仁编的《中国抗战画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你找到否？）

从《党史通讯》刊上，知道上海党史学会召开了纪念抗战40周年讨论会。我对有些论文，特别是关于论正面战场的论文，很感兴趣。可否能找一套打印稿（不全也没有关系）寄我。多谢费心！

翟作君同志均此问好！

敬礼！

胡华

1985年5月29日

115 1985年6月7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6月2日信悉。我去广州前，你寄我家里信，似未收到，我收到你4月30日讲发行等问题一信后，再未收到信。

福建省军区叶恩中同志这条消息，确需要弄清楚。这套书外国重视是肯定的，弄准确后，请新华社发消息很重要。

给香港书展写的文章，同意你的处理，但有一二处，请你查一下，“沙文求”传是历时5年，易稿5次；“节振国”传是修改11次；“闫红彦”传是王平同志在住院期间带病修改。我可能写得不够准确，请查核一下。

美国友人要的书，能找出寄我最好，只是麻烦你了，我目前，暂从你们发行部寄总会的精装书中，补齐航空寄去，光寄费就花了140元。

发行确是大问题，二十一、二十二卷只征订1.5万，只好留纸版待加印，客观上说，一般读者心理，购某一卷，似不完整，购全套又购不起，主要还得向单位推广。这20卷，还是争取搞两套函装本，做点广告，再多定几个代销点。问题怕的是订了代销点，你们发行部还是发不出书，如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三楼上，最近开展销会，听陈志凌说，陕西人民出版社专柜仍没有这套书。这两天唐纯良在京，他也说，黑龙江开党史学会时，向陕西定购了140套，迄今两年，未见寄来，也无回音。又，我们总会，十二至十八卷平装本，定购半年了，迄未寄来（最近收到两套精装）。据说最近可能寄到，总之，邮局也积压，发行部也抓得不紧。无论如何，如设代销点后，得保证给人家发书（订单看到了，可以的）。

“闫红彦”传，邓小平、彭真、李达的题词，也可引入扉页，这和四川人民出版社单独出也不矛盾。你同倪进云同志要一下，这很好的。

我最近写了篇《关于党史人物的研究和写作——怎样写党史人物传》，在广东、天津各讲了一次。我想，或者有功夫修改一下，列入《人物传》第二十五卷的附录中，是经验的小结吧。你看如何？

敬礼！

胡华

1985年6月7日

116 1985年6月17日致舒志超

舒志超同志：

信悉。翟作君同志来京，见了面。

关于曹聚仁的《中国抗战画史》，我告诉你的原意，是请你从中找些材料。你不必寄我。如你来京，则带来我看看也好（我原有一本，被红卫兵抄走，找不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画史》则不必带来。

谢谢你！

敬礼！

胡华

1985年6月17日

117 1985年8月11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寄我家中的信及两张彩照等，也收到了。谢谢。“汪寿华”暂时撤下（我建议志凌写个报告，给组织部，请示一下），二十五、二十六卷，同意你的调整。

重印一至十卷的稿酬，你建议按新规定移作审稿会机动费，我没有什么意见。今年总会只得到社科院6000元经费（一般学会都减了），以后稿酬和审稿费略能提高一点，就可少要地方上多补贴。

顺便麻烦你一下，你那里有没有国家新规定稿酬办法，寄我一个。因我主编的《中国革命史讲义》，自1979年大改重印以来，已发行了140册。除我主写外，还有7位同志参加。因修改多，1979年作新书重算稿费的（即基本稿酬，不过很低标准），那时给了2000多元。1984年1月又给了1000多元，每人不过几百元。1984年1月至今年5月又印了15万册，出版社通知说，百万册以后，只给印数稿的0.2%，再乘20%（规定时称20%～50%），因此，这15万册只能给几元钱（可能十来元）。这事，我们这里同我合作写的同志很有意见。所以我想只有从你那里打听一下，以便我心里有数。

知何其昌同志访美回来，如果领导方面能亲自抓一下发行工作，邮路虽慢，至少可保证发出书，另外，各省新华书店购订情况，你可否写个材料，我们总会单独给各省市发一个通报，至少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的人物研究会了解一下，或许可以采取些措施。余不一一。

敬礼！

胡华

1985年8月11日晚

118 1985年9月11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9月5日信悉。“沈泽民”传这段话这样改，可以。第二十九卷你要些万字以下的稿，我当争取看出一些寄来。知十九、二十卷出了，很好。《群言》第四期，即寄上两本（未挂号，如收不到，我再挂号寄）。昆明会议已发通知。我最近确忙甚，但二十九卷还是要看出寄你。昆明会议稿亦不少。

即致

敬礼！

明年拟5月开杭州审稿会议。

胡华

1985年9月11日

119 1985年9月11日致舒志超

志超同志：

信悉。山西人民出版社，我也没有特别的关系。亏本的事，搞核算的单位确实难办。不知可否请山西先发通知征求订户，摸摸底试试；另一方面用白报纸，简装，尽量降低成本，行不行？

上海的党史人物传工作，主要是继续组稿。江岚同志能热心支持是有利条件，也可请陈修良同志指导。你和（翟）作君、任武雄诸同志组组稿，必要时开点小型的审稿会，望你们多商量。

专此奉复。

敬礼！

胡华

1985年9月11日

120 1985年9月25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信悉。1.“闫红彦”传前面你写这一段同意。我意：一般的传，前面要有这样一个介绍，到书店去的人，翻一翻前面提要，就知道重要性。不然，有的传主，人们不知其为何许人也。还有，我前曾建议你在每卷的封面背面，加一段“本卷的内容介绍”，对每个传主写几句话，使读者一目了然（讲他的最高职务，烈士则再加上何时何地牺牲），望能补上。

2.何其昌、贾象实同志很重视地开了发行、印刷问题会议，我很高兴。欢迎他们五人去昆明，地点改在省军区招待所了。

3.给徐彬如的书，以后请改寄“天安门中国革命博物馆董谦同志”。可从十九、二十卷送起吧。

4.第二十九卷差了七万字，我尽可能在国庆节前看出寄你……

5.《群言》我寄了两本，不过未挂号，估计应不会丢。

敬礼！

胡华

1985年9月25日

附1：郭洛夫拟《闫红彦简介》

阎红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西北工农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是我党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活动家。

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戎马倥偬，转战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为人民革命事业，披肝沥胆，出生入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深入实际，联系群众，为建设西南边疆和巩固祖国国防，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几十年来，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立场坚定，爱憎分明。光明磊落，刚毅正直。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他是一位将军，又是一名普通战士；是一位领导干部，又是一名普通群众。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陕北劳动人民的心上，也永远响彻在巴山蜀水、苍山洱海之间。

附2：郭洛夫函件

毕兴同志并转王老：

你们好！

“阎”传开头那段话，经与主编胡华同志研究，作了修改。修改的主导思想，按这套丛书的惯例，不用过多的形容词，除排列传主主要经历、任职外，评价均以中央领导人的批示、题词或悼词作依据。现将修改后的抄件寄上，请过目，我们已照此发排。

我们于14日飞昆明参加审稿会，11月上旬会毕返回时拟乘车在成都少停，届时将尽可能拜访您和王老。

致以

敬礼！

郭洛夫

1985年10月3日

121 1985年10月4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国庆节前，寄出“刘畴西”、“马本斋”、“李学福”、“车耀先”等传，航空挂号。连前寄之七传，至此福州会议稿已全审定。到昆明再见面，我与彭明拟14日飞昆明。

敬礼！

胡华

1985年10月4日

122 1985年10月28日致陈志凌

志凌同志：

我同意（刘）晴波同志此信意见。“李舜琴”传，太原审稿会时，省政协副主席李志敏同志曾推荐过，当时让作者“退修”增补。李志敏等同志曾说李舜琴在山西建党是有影响的人，做过省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带出来一批人，如雷任民、杜心源、牛荫冠等。此稿是否请陈文秀同志带回去帮助作者修改后寄来，如能补充1924—1936年的革命事迹更好，如没有太多补充（因他主要从文教战线上从事党的活动），则把崞县中学等斗争压缩，抗战后压缩，保留1923年入团、1924年入党至1937年狱中斗争等史料，作一个小稿寄我终审。

“嘉康杰”稿，保留1927年后中条山暴动，到1939年牺牲，也压得精炼些，成一小稿采用。又，福建王亚南，本列入规划，陈耿是闽北创始人，是否也请天绶同志带回去重写，压成精炼的稿采用（不然，各地同志工作也不好做）。请酌。

胡华

1985年10月28日

123 1985年11月8日致郭洛夫

洛夫同志：

严慰冰同志已把她写的“严朴生平”的第四节补上，我标了题：“六大以后的革命生涯”，即从六大到延安，同最后的第五节基本上接起来了。她此文是附录补充性质，就这样好了（严朴在那段时间主要从事特科等工作，只有总理、陈云同志知道，且也不能写）。我们在昆明已审改过的部分，她在她留下的稿上又改了一些，我把她改过的几页捡出寄你，供你订正（如我们已删去的部分，就不管它了）。这位老太太不会写简体字，没办法，只好请王敏同志改成简体字好了。她的补充一节及修改的几页，我另函作“稿件挂号”寄你。未修改的，我就不寄了，因她是复印的，纸很重。

专此

敬礼！

胡华

1985年11月8日

124 1985年11月12日致郭洛夫洛夫同志：

你好！前寄去“严朴生平”严慰冰同志补写的第四节，谅收到吧！

1.“胡锡奎”传中人民大学一段，有的同志反映有的人名不必写得太具体，故请把文中×××名字，改为“工业经济系的一位年青教师”；把×××名字，改为“经济系的一位年青教师”，因为这类事有些不同看法，我们不便卷入。

2.我想，第三十卷，要附录一个一至三十卷的目录，可以用小字，排得紧些，以免增加读者负担。但有这样一个总目录很有必要。

3.党史研究室的《革命烈士传》出来，可能对我们的书会有些竞争，但我想关系不大，因为他们只限“烈士”，不可能像我们有“彭德怀”传、“罗荣桓”传，以至“吴晗”传等作品的。我们注重学术性、广泛性。领导人的题字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现在连领导人的文选、选集也积压很多，何况是题字。何老年迈，身体不好，我不太想让他去跑这类事。从学术意义讲，有的同志曾建议，原先封面里的“会长何长工、主编胡华”，可移在封套上，可能对读者也可以起些作用，此事望你们考虑。总之，竞争对我们也是一种促进，有好处。

4.十九、二十卷总会购买的书，和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卷样书，望你和王敏亲自抓一下，早些寄我们。

敬礼！

胡华

1985年11月12日

125 1985年11月13日致舒志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