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在上海住院时自述【4】
我这回生病是这样的：大概9月中旬，我感觉到肝区疼，当时还在西郊（中国人民大学）上班。为了节省时间，我想就到六院（北京市第六医院，系人民大学在城内的医疗合同医院）检查一下吧，当时检查有胆结石，就往胆结石方面考虑。六院叫我做一个B超，B超结果说，就是胆结石，肝光滑的，没事儿。所以我就吃了一些治胆结石的药，同时就在星期一（9月14日）晚上去找了刘大夫（刘弼臣，中医专家）看了一下。我还带了刘大夫的药到西郊（人大校园）去吃，吃了一个星期不见好，第二个星期又回（城里）来，星期一（9月21日）我又到六院去治，六院给我抽了一次血，检查结果是肝功能正常，澳抗阴性，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还做了一个火箭电泳甲胎蛋白，结果甲胎蛋白也正常，所以没往肝这方面去考虑，还是晚上找刘大夫开些中药我带到西郊去吃。到第三个星期就是9月28日了，那天我吃东西以后感到肝区痛，后来腰的部位也有些疼，所以晚上就到（张自忠路三号人大宿舍大院）对面的总参门诊所治了一下，打了一针。我说老疼不行，明天还是到六院争取住院检查一下，看看是怎么回事。
现在想起来，当时应该到301医院去。可那时我想，不是固定的医疗关系，到时候到人大报销比较麻烦。我说还是六院近一点吧，就还找六院。这样就到六院干部门诊外科，就住院了。住院以后，六院的徐大夫按胆石症给我治，他们解释说：“你的肝没有问题，胆石是因为你吃了油腻食物它就往胆管口这边刺激，所以就疼了，平常活动时胆囊液体多就不疼了，一般是这个规律，治一治吧。”
这样，以后就到国庆节了，我（住在医院）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学校，（医院）也没有医生来看。治了几天，我感觉到，吃油腻也不增加疼，吃素的也疼，这就跟胆结石的规律不一样了。到10月4日，徐大夫来看，我就跟他说了。他（徐医生）也做不出什么解释来。他说：“还是按这几种药治吧，阿曲阳胆酸是逐渐消石头的，其他药是消炎利胆也是有好处的，还有麦迪霉素。”我说麦迪霉素我已吃了两个星期了，他说那就给你换“庆大”吧。结果给我打了一个礼拜的庆大霉素，也不见效。后来，他说，还是换成麦迪霉素吧，我说住院前吃了两周，入院后又吃了一段时间，是不是还要吃这个药？他说这个药要慢慢生效，你就吃吧。结果就是老吃这几种药。后来我说，是不是结合一下中药？来了一个中医姓郑的女大夫给我开中药，她也把刘大夫开的中药看了一下，基本还是胆石症的路子，无非是金钱草、鸡内金、海金砂、川莲子，就这些药，路子差不了很多。
还在9月30日那天，校领导黄达同志、陈光同志和龚世祥同志他们来看我，带了一本人民大学的纪念册，里面有我的照片。他们说，校庆提早到10月23日，因为24日以后李鹏同志要开十三大预备会了，所以只有23日李鹏同志和一些领导同志可以来。我们正日子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是11月1日，11月1日那天搞一个校友返校座谈。他们说：“如果您身体可以，就在校庆那几天请您回去，参加一下校庆大会。另外吴玉章奖金【5】在那时由李鹏同志发奖，您是历史学一等奖，您也是吴老的老助手，邀请您去领奖。11月1日校友返校如果您能去，那么陕北公学、华北联大的老同学您熟悉的多些，您去招呼一下。11月1日如果您身体不好，也可以不去。”我说：“好吧，10月23日前后我出来，这儿说也就是胆结石，这个病也不是一下能治好的，我暂时不想动手术，住一段检查一段看看。”
这样，一转眼就到了10月20日，我就向徐大夫请假，我先是要求出院，我说：“我这个病老是肝区痛，老是拿热水袋焐着，这不完全像胆石症，老这么住着恐怕意义也不太大，反正这是个长期的病，我就出院算了。”徐大夫倒也不错，他说：“要不这样，您先请假出去，等您开完大会回来以后，我再给您做一次B超，看看情况怎么样。”这样，后来我就请假出去了。
我是10月21日下午出去的，22日、23日我都住在西郊（人民大学红二楼223房间，办公室兼寝室）。宋涛同志见到我说：“你好啦？”我说：“我是请假出来的，没有检查清楚，常有一些肝区痛。”老宋说：“你还是锻炼得不够，工作不要干得时间太长了”。到23日上午，华大（华北大学）11班——我是老班主任啦——从广东、沈阳、四川等地来了几十个同学，由学校的张国财同志和海淀区党校党委书记老张同志他们联络，包括当时的副班主任朱云同志从沈阳特地赶来。我当时的助理员苏星现在是《红旗》（杂志）的第一把手，还有一个女助理员叫李军，我们四个是领导干部。要来的同学中很多都是很有名望、很有出息的，像《羊城晚报》的副总编辑，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童弟、童超，还有舞蹈家，好几位都是教授，这些同志要见面，所以23日上午就在人民大学资料楼（后称人文楼）的七楼会议室开了一个华大老11班的联欢会，我讲了话，朱云讲了话，苏星、李军讲了话，许多老学友也都讲了话。讲完以后，他们一定要我到市委党校参加聚餐。我说：“我下午还有大会，不能陪你们喝酒吃饭了，我也不会喝酒，我就先简单吃一点好了。”所以我就在海淀市委党校吃了一点扒鸡肉，他们还炒了一个虾仁，我吃了一碗饭。（随后）他们就派车把我送回来了，别的老同学就在那里欢聚。
下午两点钟，学校几位新的校长跟我们几个元老——宋涛、我、徐伟立、孙力余、霍遇吾坐一辆小面包车，到了北京展览馆的剧场休息室。见到了许多老领导，都是历届的人民大学校长，我就参加那个会了。我跟（李）培之同志、宋涛同志一起也在主席台上。我跟吕叔湘同志（著名语言学家，吴玉章奖金获得者）挨着，在第三排边边上，这样领奖比较方便些。后来吴玉章奖金发奖的时候我跟吕叔湘同志在大会上领了奖。一个奖状、3000块钱的奖金。当然，这一等奖和3000块钱的奖金我是给我们这部书（指《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家分的。都拍的有电视。晚上我还住在学校（223房间），到第二天我从学校要了个车就回到了第六医院，这是星期六（10月24日）了。
那天（10月24日）没看见徐大夫，星期一（10月26日）他就说：“给你再做一次B超。”这样又做了一次B超。做B超的时候，我把病情告诉做B超的大夫，他就比较注意“超”肝了。他说，你这个肝还是有问题，他从肝的右边“超”的时间比较长。他说好像反映回来不均匀，他就给写上了。这个报告拿回到病房，徐大夫看了报告，我说肝有问题，不均匀。他又给我抽了一次血化验，说肝功能还是正常的，甲胎蛋白还是正常的。他说：“你尽快再复查一次B超。”又复查了一次B超，这个（B超）大夫说：“肝区有问题，反映不均匀，这个情况我得跟你的大夫说一说。”这可能是11月6日、7日，他跟徐大夫讲了。后来呢就是9日那天，他（徐）就跟我说：“你到同仁医院做一次CT，尽快去，不要耽误时间。”（当时CT只有几家大医院能做。）这样，胡刚（二儿子）来了，我说：“你星期六就去排队。”胡刚就去同仁医院了。
院方说还要告诉学校拿张支票，做CT要三四百块钱，到时候好给人家支票（因为同仁医院不是人民大学的合同医院）。我就给学校打电话，请系办公室常文景同志给我办，到校医院要一个做CT的支票。结果常文景同志星期一告诉我，校医院不给，说：“要校医院院长批准才能做CT，六院医生批准的不给做，不是轻易能做CT的。”我说：“六院因为没有CT设备才介绍我到同仁医院去做CT的，我是公费医疗，校医院开了支票也一样是拿到市卫生局去报销的（胡华1938年参加革命，属北京市卫生局医管干部），我在六院住院怎么能再到校医院找院长开做CT支票？而且还不给开呢？校医院救死扶伤，总得有个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吧？我说这个事情怎么就这么难呢？”常文景同志也没有办法。我说：“这样吧，不行我就自己出了，这点钱我还是出得起的。”另外我说，我再跟学校商量一下。当天晚上，我给何沁同志（党史系主任）打了电话，也给杨德福（负责后勤工作的副校长）同志打了电话，杨德福不在，他的爱人小王接的电话，她说：“我告诉杨德福请他跟校医院说一下给办了，做CT这是应该的。”但是第二天跟常文景同志联系，他说校医院还是不给支票。我做CT的日子同仁医院约到星期三，就是11月11日吧，由同仁医院的党委副书记刘素梅同志给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说：我去了尽快给我做，做得细一点。侯兆水同志（助手）来了。我跟小侯说：“学校不给拿支票，那我自己拿钱吧。”小侯说：“您住在第六医院，公费医疗关系也在第六医院，我跟六院的医务科商量商量。”他就跑下去跟六院医务科商量。那个同志姓郭，我觉得他还是有点革命的阶级友爱和阶级感情的。他说：“你们学校不给拿，就我们六院给开支票吧，将来六院帮你们报账。本来我们的上级医院是协和，协和我们可以用三联单，因为现在协和做CT的人多，太慢，医生叫快，所以我们联系到同仁医院，而同仁医院和天坛医院就要本单位拿支票了。上回有个老红军同志到天坛医院做也是本单位拿的支票，我们开的介绍信，怎么人家单位都没什么说的，你们单位怎么回事啊？”我跟小侯说：“这就不去说了，他给开支票就解决了。”
星期三王师傅（司机）就拉我到了同仁医院，在同仁医院做了CT，同仁医院的CT是一个张大夫做的。他做得很细，做了21层，打了两次碘溶液。同仁医院的这台机器我后来了解到是日本出的，比较粗一点，但是它也做出来了。结论就是：右肝有肝癌，有肝硬化，有胆结石。这个报告拿到后，家人当时就报告给了校领导。校领导当时别的同志不在，只有李文海同志在，所以就把我得癌症这一情况报告给校党委书记李文海同志。同时告诉了六院干部病房的雷护士长和徐大夫。徐大夫看起来有些急，他说，是不是赶紧到协和继续做个检查。经与协和联系，核检查科说，明天给你们加一个伽玛同位素治疗检查。这就是12日了。王师傅拉我到协和医院做了伽玛同位素检查，检验科的卜玉芬同志也亲自来关照，这个检查要等一两天，要到星期三再做一次肝血流图检查，这样就可以把核治疗的检查搞得完整些，同时也请有关教授来看一看。当时核检查科有两位教授说：“看看有没有床位，让他在这儿住院。”后来卜玉芬同志打电话问了，说是有一张床位在第五病房的三层，卜玉芬同志就上去看，下来以后她说，这张床位要教授二级以上才能住。我是1956年定的教授三级，现在（1987年）名义上是一级，可是他们还是只承认教授三级不是二级（以上），所以这张床位还是住不上，而且这张床位要中组部、卫生部开介绍信才能给住。其他都是大病房，床位也很紧张，睡觉也很困难，只好再等一等。这样就等到了11月18日，我到协和医院去做肝血流图，同时我给杨伯箴同志打了一个电话，请他找一找崔月犁同志（原卫生部部长），是不是请崔月犁同志写封信给协和的专家朱院长，让他们给检查一下，争取住上院。伯箴同志很热情，后来叫小侯把信给拿来了，我就到了协和。刘振寰同志给董宏同志也打了电话，董宏同志在中顾委，是我们党史系毕业的，在薄（一波）老那里工作，跟朱院长也熟，董宏同志也给朱院长打了电话。这样我们11月18日去，朱院长就等在那里了。刘振寰同志和小侯也来了。朱预院长看了同仁医院的CT，他说这个CT做得不够清楚，机器粗一点，最好把血流图做出来才好确诊。他又亲自到核检查科来看了我的伽玛同位素扫描，看到在胆囊上有一个影子，究竟是胆囊投的影子还是肝上的癌还分辨不很清楚。朱预院长说等看了血流图吧。做血流图的人很多，我是在10点到11点之间最后一个做的，做了50分钟。朱预院长在楼上洗相片的地方把湿的相片看了看，他认为：“还是肝癌，位置在右肝深部，离着胆囊也不太远，就这么一个地方。住院的问题就是可惜你是三级，要是二级就好办了，虽然有崔月犁同志写的信，但是他已不当卫生部长了，不太好办。另外从技术来说，我们协和医院手术技术是最高的，就是这个部位我们感觉到难度大一些。现在就全国来说，对于这个部位能够动手术、比较有把握的是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吴孟超校长，他们的技术比我高，最好你们到那里去做。”刘振寰同志说：“最好请您写封信给吴校长。”他说：“好好，上次我们开会还在一起呢。”他当时就给吴校长写了封信，对我说：“越快越好。你这个癌症已经不小了，发展起来很快，越快到上海越好。”
鉴于这个情况，刘振寰同志非常负责，小侯同志也非常负责，回来就向学校汇报了。下午学校陈光同志、何沁同志到医院来看我时说：和学校商量了，同时报告给袁宝华校长了。宝华同志让朱秘书打电话给上海江泽民同志办公室了，都给了关照联系。并已派人到上海去联系，联系好了，那边接收，你就赶紧去。那天下午，董宏、黎虹、陈威、滕文生他们中顾委几位同志来看我。董宏同志说，有什么困难他可以打电话给上海。第二天程振声、宁培芬同志（原研究生）也来了，程振声说有困难他可以给上海打电话。贺捷生同志和李振军同志还有蹇（先任）妈妈他们三个是非常关心。捷生同志亲自到六院给我送了个信，就是蹇妈妈那天联系了肿瘤医院，给肿瘤医院写了信。晚上蹇妈妈还在捷生同志家里等着问我的情况，振军同志陪着她。后来我说到上海去治。她说这样吧，你去上海，我跟杨总长（杨得志）办公室讲一讲。另外，武警部队李振军同志跟程道金同志和给总理、邓大姐做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同志讲一下，他们都很关心，可以跟上海市卫生局的保健处长王岭早同志通个长途，请王岭早同志帮助，另外部队方面我们报告杨总长，请杨总长发话。他们就报告了杨总长，杨总长找总后，总后的洪学智不在，就跟李聚奎同志讲了，李聚奎同志就打了一个长途给二军医大的夏主任。第二天洪学智同志回来了以后，杨总长那边又找到洪学智同志，洪学智同志那边也给二军医大的夏主任他们通了电话，请他们多帮助我，尽量做手术来挽救生命、挽救这个病。这就说明党的重视，我也非常感谢部队上领导同志的重视。
这样，星期六早晨由学校派张国胜处长和侯兆水同志到上海，当天下午他们就找到了吴孟超教授，他看了片子以后认为可以做手术，可以叫我到上海来治疗。这样，当天晚上，小侯就打了一个电话给何沁同志，何沁同志当时不在，钱月香同志接的。小侯说了两点：第一，吴孟超同志答应给做，赶紧来；第二，地点在上海第二军医大长海医院。当时我就让小杨（二儿媳）去买飞机票，买到了11月22日早晨的一班飞机票。问题是，飞机到了上海后，二军医大在江湾杨树浦，挺远，谁来接呢？这边电话号码不知道。我又找了捷生同志和振军同志，说上海方面怎么能够通个话呢？那么振军同志就告诉我请锦江饭店的罗经理来接。我当时也给程振声同志通了电话。程振声同志说：还是请市委接待处的处长来接一下。这样我跟振军同志说：主要就请市委接待处接吧。所以我们就在星期日（11月22日）早晨上飞机。上飞机前家里孩子们都到了，大家送到飞机场。学校由陈光同志做代表，还有我们系的老同志，系领导何沁、周朝栋、王顺生，老教授有何东、彭明、彦奇、刘炼同志、总支书记刘振寰同志。本来还有好多同志要来，因为一辆小面包车坐不下。我们在飞机场家里人合起来照了张相，陈光同志和我们系里的老战友，大家也照了个相。
这样我们就坐飞机到了上海。那天有些雾，到上海差不多10点钟了。乔国真处长（上海市委接待处）来接，他进到机场里面来接，看到我说：“您是胡华同志吗？”我说：“对，你是乔国真处长？你亲自来，非常感谢。”后来司机将我们送到二军医大的第一招待所。因为是星期日，我们就休息了一天。
第二天上午，小侯去找二军医大校领导，校领导正在开会，开完会11点多了，我们吃完饭。吴孟超校长、夏主任还有校长办公室的主任、李秘书几位同志来了，我们正好在院子里碰见，他们说尽快给我治疗，洪学智部长、李聚奎部长都有电话来，领导都很关心。市卫生局王岭早他们也有电话来，我们一定尽力治。我说非常感谢了。吴孟超同志说：这些资料我初步看了看，恐怕还得做一些检查，资料还不够细，下午我给你再做个检查。
下午（11月23日），吴校长就亲自给我摸了摸肝，问了问病历，他亲自给我做了B超，从B超看，肿瘤有5厘米大，就像桃子那么大，不过离大血管还有一段距离，另外离胆总管和胆囊也还有段距离，所以他们认为还可以手术。接着第二天（24日）又正式做了一次B超、抽血、心电图；第三天又做了CT；第四天就决定有床位时就住院，第四天就是11月25日了。胡安（长子）到了。第五天早晨，我给吴孟超校长打了电话，我说：争取早一点做吧，病房好坏一点、床位好坏一点没有关系，主要是早动手术。他说今天可能有出院的，就让你住进来。
11月25日，我给学校袁宝华校长、黄达校长分别写了信。我给黄达校长信里头也具体说了，对我的生死置之度外，万一手术不能过关，那么遗体交解剖，骨灰不保留，埋到我故乡山上松树下或埋到香山高山上松树下都可以，中国人都是入土为安嘛。如果能够生存下来，当然我还要继续为党工作，做我继续能做的许多没有完成的工作，这就是我的愿望。我给学校都表示了这个态度。关于签字，我说有这边张国胜处长代表学校就可以了，这边有我就完全负责了，不要学校再多费人力和费用了。家里呢，我临来以前跟子女都交代好了，都没什么问题。
手术定在11月28日【6】。
注释：
【1】此文系作者1963年9月撰写的回忆录，曾刊载《奉化党史资料》，1964（5）；《国难家仇——奉化抗日史料》，中共奉化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此自传系作者应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邀约撰写，载于北京图书馆编《文献》，第二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0；《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3】原载《学人谈治学》，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4】胡华于1987年11月22日到达上海，住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招待所等待接受手术治疗。11月26日前后对着录音机讲述了自己此前的病情、治疗经过、参加校庆、众人关心等情况。本文由胡静根据录音整理。文中括号内容由编者所加。
【5】吴玉章奖金，是面向全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奖，主要用于奖励国内有重大影响的优秀人文社会科学论著，旨在促进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繁荣。1987年10月首次颁奖。
【6】实际手术时间是12月5日。胡华的腹腔被打开后，由于迅速增大的肿瘤已紧贴动脉，切除已经不可能了。12月10日，发生大出血，病情突然恶化。12月14日，各路专家会诊抢救无效，19时19分，胡华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