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奉化中学求学到走向革命【1】
一、革命启蒙时期
1934年秋至1937年夏，我在奉化县立初中度过了整整三年。当时社会舆论，对奉化中学抱有规模小、办不好的偏见，一些富家子弟纷纷投考宁波的中学。我则提倡“自爱”之说，认为事在人为，只要自身努力，发愤图强，爱己爱校，何尝不能求得学业上进，亦何尝不可提高学校信誉。许多贫苦同学赞成我的主张，高小毕业后，便相约联袂考入奉化中学。
这学期，适逢新调入汪芝盛当校长。他思想虽较陈旧，但有一股办好学校、服务桑梓的热情，请来了王漫川、傅生兰、陈××（嘉善人，北京大学毕业，教数学，抗战后不久在其家乡被日寇杀害）等几位有学问的老师，共同整饬校纪，修饰校园，精心治教，使教学质量大有起色。1937年6月，我班同学去宁波参加全省毕业会考，成绩颇为优良，与宁波有名望的效实中学等校不相径庭。
我进校后，用心求学，前二年每学期都获得学校颁发的“品学兼优”奖状。但当时的思想尚处于蒙昧阶段，唯从我家境贫苦的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出发，对国民党豪富朱守梅（鹤年）、俞阿成（俞济时和俞济民之父）等抱有恶感；对腐败的国民党当局统治下的黑暗社会深为不满；对觊觎中国国土而疯狂入侵的帝国主义更为憎恶和痛恨，但还称不上有革命的觉悟。
1935年，北平学生掀起“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活动的浪潮传播到奉城。目睹日寇步步进逼、祖国危亡的命运，才使我们这些刚进入初中三年级的十六七岁青年关注起国家大事。我班三十来个同学，约有三分之一经常阅读《申报》、《大公报》和《申报周刊》，我和五六个知心同学还研读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生活书店出版的《青年自学丛书》和鲁迅著作以及苏联的文艺作品。这时，除有抗日思想外，也萌发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追求革命的心理，反映在行动上，突出表现在以下两件事：
一是抵制国民党推行童子军的“法西斯精神”。1936年下半年，体育教师、童子军总队长毛子蔚向我们作报告，大意是说：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浙江著名的法西斯特务头子）从意大利考察回来，向蒋委员长报告意大利童子军一律穿军服、呢短裤、呢帽过冬，认为“法西斯精神”很好，要推行。接着，校方要学生们限期缴纳七块大洋订购呢料的童子军服。一些贫苦学生连交学费也有困难，到哪里去凑齐这笔钱，即表示反对这项决定。于是，双方发生了迫令交款与坚持抵制的斗争。到了限期，我们仍穿普通衣着来校，毛子蔚、汪芝盛先后冲进教室训斥了我们。次日，我以墙报主编的身份，就此事件出专刊，头一篇就是阐明我的观点的文章，大意是：中国不是意大利，我们不是贵族学校，无须讲究形式；穿短裤过冬有害于健康。后面还附诗一首，其中一句“可笑校长猛如虎”，竟刺痛了汪芝盛。他叫来我父亲，当面指责我说：“你写我校长猛如虎也就够了，为何还用‘可笑’二字？”我据理力争，汪芝盛原想开除我，但鉴于校长室外挤满了支持我的同学，众怒难犯，无可奈何，就给我记一次“大过”，交家长严加管教了事。而学校当局推行童子军“法西斯精神”这件事，终于被我们抵制了。
再是反对蒋介石辞退汪芝盛。汪芝盛是个普通的国民党员，并非蒋介石亲信。他可能瞧不起和不满蒋的为人，常对我们讲有关蒋介石的故事，实际上是揭露蒋的丑事，便有意无意地给我们留下了“蒋介石粗暴成性，是个流氓无赖”的印象。1937年上半年，我班临毕业前，汪芝盛为了改善学生住宿条件，积几年来募捐所得，新盖了一座宿舍楼，却被当时溪口武岭中学副校长（蒋介石兼校长）在蒋介石面前告了一状，说汪芝盛以盖校舍为名，招摇撞骗，中饱私囊。蒋听信谗言，即下达了“奉中校长汪芝盛着即撤职”的手令，引起了学生们的不平。因为汪募捐的钱并不很多，包工时或占些便宜，但不至于有大的贪污；况且盖这宿舍楼为学生办了好事，殊为难得，据此而把他撤职毫无理由。我们就组织同学去县政府请愿，名为挽留汪芝盛，实为给蒋介石一个难堪。但此举被级任老师王漫川劝止，他认为请愿难获结果，事态惹大连学校也有遭封闭之虞。于是，我们变换方式，在蒋介石手令是“撤职”、汪校长自己宣布是“辞职”的全校师生大会上，推选邬汝蛟代表全体学生发表挽留汪校长的声明，以此来表示我们对蒋介石乱下手令、无理辞退汪校长的抗议。
二、投入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夏，我初中毕业，适值浙江省立高等师范创办（附设在慈溪锦堂师范内）。我以家境清贫申请报考公费生，结果以主课均为75分以上的合格条件被录取入学。旋因七七事变，战争扩大，淞沪抗战后，日寇攻陷杭州，学校受战事影响迁到长乐，高师停办，发给我高师肄业证书，我即返回家乡。
这时，一批失学、失业青年纷纷返回家乡。其中不少奉化中学的校友，在全国抗日救亡的浪潮推动下，汇聚一堂，共商抗日救亡宣传事宜。大家议及奉中原有演话剧的“醒民剧社”，布景、道具、锣鼓齐全，可资利用。我就和张正通（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胡重华（现在珠江电影制片厂工作）等发起，以奉中校友为骨干，组织“醒民剧社”抗日宣传队。
9月间，我们向县政府办了登记手续，“醒民剧社”正式成立。它名义上为县“抗敌后援会”所属的抗日救亡团体，实际上是我们独立自主活动，社址设在城北体育场的民众教育馆内，剧社经费由社员资助，也向社会各阶层募捐一点，县“抗敌后援会”只按月给予少量补助。
参加这个剧社的社员共450人，经常参与活动的有20来人。剧社内设化装演出、歌咏、文字宣传三个组，分别由张正通、胡重华和我负责。我们剧社成立不久，就受到浙江地下党的重视和支持，先是中共浙东临特委委员竺良谟（竺良牧、竺扬）来同我联系，指导剧社的工作；以后他又派竺一平、詹步行来同我经常联系。他们交代我的任务是：在剧社内宣传党和毛泽东的全面抗战主张，传阅革命书刊，扩大党的影响；团结青年大多数，发挥进步青年的领导和骨干作用；批评社内的不良倾向，推动剧社工作。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鼓动下，参加剧社的多数校友和青年凭一股抗日救国的热情，肩负剧社的布景、道具、标语纸张，爬山越岭，积极宣传。但是参加剧社的青年抱着各异的动机，难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有的思想动荡不定，少数的如周宗科（后堕落成为反动分子）、袁仁能等，他们有抗日的热情，但力图使剧社服从于国民党的影响，个别的则为思想腐化的纨绔子弟，是来赶热闹乘机追求女同学的。于是，我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同张岱、傅赛英、胡重华等进步青年，阅读巴金、鲁迅、茅盾和苏联的文学作品，团结一部分属于中间的青年，竭力端正剧社的思想作风，按中国共产党的全民抗战、发动群众的路线去工作。以后又秘密传阅了《巴黎救国时报》、《解放周刊》、《大众哲学》和《毛泽东抗战言论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列宁主义》、《西行漫记》等书刊，在提高思想觉悟、培养骨干力量、扩大党的影响方面起到了一些作用，从而也孤立了周宗科、袁仁能等人。不久，周、袁脱离剧社，投靠宁波警察局的俞济民去了。对个别混入剧社、追逐女同学的纨绔子弟，我们也给予严肃的批评，对他们散布的腐朽没落的影响作了有力的抵制，推动了剧社工作的开展。
为了扩大抗日救亡的影响，自1937年9月至1938年5月这八个月内，我们除经常在城里、大桥镇宣传外，还巡回于江口、溪口、萧王庙、蒋葭浦、棠岙、棠村、柏坑、大堰、方门、西坞、海沿头以及宁海的西垫等地，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募寒衣》、《朝鲜亡国恨》等救亡话剧，演唱《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热血》等救亡歌曲，张贴救亡标语，编写救亡墙报。这期间，还铅印出版九期当时奉化唯一的救亡刊物《醒民刊》。
1938年6月以后，大家为准备投考或就业，人员星散，活动遂无形停顿。
三、组织同学赴陕北和办《战时大众》报
1938年4月间，中共浙东临特委派竺一平来告诉我，党组织准备选送一批青年去陕北学习，要我组织好人员，亲自到宁波县前街一家书店找竺良谟或他，以便开给组织介绍信。
我们几个同学早就向往延安，也作了一些筹划。接受任务后，我积极联系好与我同届毕业的邬汝蛟、方宗惠、王某和奉中在校女生张林冬、傅赛英；邬汝蛟又在宁海联系了两个女同学。我们八人商量决定，由我赴甬接头开好介绍信，5月5日启程。但我到宁波联络点一家书店时，竺良谟、竺一平两同志均外出，接待我的一位女同志说，他们要过几天才能回来，叫我耐心等待。而我因预定行期逼近不能久等，只得返回奉化，没拿到介绍信。5月4日，宁海的邬汝蛟等三人如期来到我家。那时，战火连天，沿铁路线的城市屡受日机轰炸的威胁，去遥远的陕北投奔革命，为家长所难理解和不安，也怕被国民党获悉而拦阻，所以我们都瞒着家庭出走，行动十分秘密。为不惹人注意，我们分散在奉城、溪口两地上车，在溪口车站会合，往新昌方向前进。可是，此前我在奉中传达室同张林冬等联系时被某同学看到，他窥知我们要去陕北，便当作奇闻传出去。先听到消息的家长急忙拦阻，有的赶到溪口车站拦截。结果只有张林冬、邬汝蛟等四人启行并到达陕北。我因资助我路费的同学王某被家庭阻拦而未筹到路费，没能成行。
此后，我就和奉化地下党詹步行取得联系。在他的指导下，创办一种适用于农村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和抗战近况的通俗小报《战时大众》。我和严圣荪、方宗惠、陈天健等同学，凑拢几元钱，用奉化方言编写这个小报，每三日刊出，开始自行刻写油印，招些失学失业儿童到四乡去卖，每份三枚铜板。这种小报，粗通文字的人就能看懂，很受大家欢迎，所以一发下去就被抢买一空。办了几期，有了盈余，就改为铅印，由大桥镇九芳斋印刷厂承印，销售数扩大到500份，为当时国民党官办的《奉化新闻》报从未达到的数字。我从主编、校对到发行以至会计，什么都管，忙得不亦乐乎。
当时，我把每期《战时大众》报，寄一份给在延安的毛泽东主席，没想到竟受到了赞扬和鼓励。7月间，我们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信封中式直写“浙江奉化战时大众报社大启”，下署“毛缄”，盖的邮戳是“陕西肤施”（即延安）；两张信笺也是直式毛笔书写，字体较大。凭我记忆所及，大体内容是：
《战时大众》报执事先生：
收到贵报。你们用通俗的文字，向人民大众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这一工作很好。希望报纸由宣传工作，进而起到组织群众的作用。
此致
敬礼！
毛泽东（蓝色签名印章）
×月×日
毛泽东的信，给予我们极大的鼓舞，詹步行、方宗惠、周时遐等都争相传阅，以先睹为快，大家决心要把报纸办得更好。
7月底前后，日机屡炸栎社机场，并有进攻宁波之势。奉城一带风风雨雨，谣传豪绅俞阿成、胡为乎一俟日寇攻陷奉化即将出来组织维持会。我和严圣荪商议：传说既起，必事出有因，一定要揭露、攻讦。于是，便由严圣荪执笔撰写文章，以小说体形式，描述了某县豪绅，操纵县政，横行乡里，鱼肉人民，县城沦陷后投靠日寇，充当汉奸维持会长，无恶不作，终被激于义愤的抗日农民打死等情节，影射俞阿成，在《战时大众》报连载三期，因而引起国民党县政府的注意。
当时，处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在全国抗日救亡形势的推动下，在我党的帮助影响下，为标榜抗日，在全省实行“新政”。我们的铅印小报向国民党县政府备了案，登载的都是宣传抗日救亡的言论，他们也抓不到我们的把柄。这篇小说刊出后，国民党县长即派员来追问小说影射何人，我们回答是凭想象而写，不影射任何人。他们说：“现在各方谣传很多，你们报纸宣传不应火上加油，今后重要文章要先送县长审查。”这种无理干涉，实际上是不让我们办报。我们本也商定要遵循毛泽东的指示，去从事实际的群众工作；同时，我也另有打算，因当时浙江各县按黄绍竑实行抗日“新政”的方案，要招考一批有志抗日的青年，分配到重要的乡镇去当事务员，每月可得薪金28元，这样既可做群众工作，又可为我今后投奔延安攒聚一点盘费，一举两得。于是我就把办了约3个月的报纸停刊，前去投考事务员。
四、去萧王庙从事实际的群众工作
1938年8月初，我被录取分配到萧王庙镇担任事务员。当时的乡镇，管辖周围几十个村子。镇公所设镇长、事务员各一人，听差二三人。事务员任务繁重，除收发公文和处理日常具体事务外，主要工作是扩军和支应军差。扩军，实际上是变相抽丁，镇里把应出的名额分派到各村，村里即向村民摊钱，把出不起钱的贫苦青年农民连买带捆去当兵，敷衍了事，弊端很多；支应军差，当时是为在肖王庙、溪口一带挖战壕、筑工事的国民党一九四师派粮派草派夫。一九四师军纪很坏，各村派去的民夫因屡遭打骂，经常来镇公所告状。当地土豪孙姓镇长，只热衷于调解仲裁有利可图的民间讼事，对抗日大事和人民疾苦漠不关心。我把上述情况向党组织派至萧镇巡视工作的詹步行汇报，他认为扩军、支应军差虽也是抗日工作，但要合理，并要我利用在当地工作和身份之便，发动团结知识青年，把农民组织起来，打好工作基础，同不合理现象开展斗争。
萧镇有我奉中的校友，我通过他们联络当地十多个青年来镇公所活动，并利用镇公所名义，组织他们去各村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坚持抗日”、“抗战必胜”的道理，说明扩军、支应军差是为抗日服务，但要合理，捆绑壮丁、打骂民夫是错误的，应该反对。同时，我就军队打骂民夫事，向一九四师副官提出多次口头抗议。
9月下旬，忽接县政府调我去县政工队当队员的命令。我一到县城，才知我在萧镇的举止引起反动派的嫉恨，孙镇长亲到县府民政科控告，给我加上两条“罪名”：纠集男女青年吵闹镇政府，翻了天；煽动百姓反对军队。我明白了被调动的真相，即向民政科长提出抗议，并至会计处领来40余元工资，愤然自动辞职。
五、和张岱同赴陕北
我辞职回家不久，随国民党部队宣传队去九江前线宣传抗日的奉中校友张岱，因宣传队解散而回奉。我俩志同道合，相见甚欢，即在城北中山公园商定：不管困难多大，誓要结伴同赴陕北。
奉化地下党组织原拟动员我们就地搞革命，后见我们意志坚决，就同意我们去陕北学习，由詹步行以“剑虹”（党组织代名）署名，写介绍信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罗炳辉主任。
1938年10月5日，我俩从江口启程，坐货运车至金华，改乘火车经江西到湖南株洲，再搭运煤火车沿粤汉线抵长沙。这时，日机连日轰炸长沙，粤汉铁路的武（昌）长（沙）线已不通车，水运亦被军运控制；平汉路上的郑州、信阳业已沦陷，武汉危在旦夕。我们逗留在长沙，白天随市民渡湘江到橘子洲头防空袭，晚间才回市区，前进路上困难重重。幸好某日渡湘江时遇到一位挂有八路军臂章的小同志，获悉八路军、新四军在长沙驻有办事处，即前往联系。办事处的负责人龙潜同志热情开给我们一张十八集团军学兵的军事护照，同行的还有一位姓熊的女同志，才得搭轮船渡洞庭过赤壁而抵武汉。
我们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那里已聚集了37个去陕北的男女青年，连我们3人刚好40人，随即组成“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由一位老红军罗征远参谋带领，乘火车到湖北广水，即千里步行，经鄂北的应山、随县、枣阳到河南的南阳，复经临汝而达洛阳。洛阳有火车通往西安，可是国民党借口新四军驻地不在西安，把我们扣了一天。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同洛阳国民党军卫戍司令部通长途电话交涉后才准我们去西安。
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安的反共摩擦已很嚣张。我们只得在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了几天，遂编为一二九师教导团，换上八路军的新军装，整队步行700里，经历千辛万苦，于11月7日终于到达了陕甘宁边区，进入旬邑的陕北公学学习。这时边区军民正在举行盛大的纪念十月革命节的大会，到处红旗招展，一片欢腾热烈的革命景象，和国民党地区的一片乌烟瘴气相对照，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呼吸着自由而革命的空气，感到无比的兴奋与快慰。
我和张岱进入关中陕北公学普通队，后又考入高级研究班学习。1939年2月，我由曾毅民、潘任劳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刚进入18岁。7月，我们从延安出发奔赴前方，经陕北的绥德、米脂、葭县渡过黄河，辗转几个月，到达晋察冀敌后抗日根据地——山西五台、盂县和河北平山、阜平地区。
以上简述了旧社会的一个青年，怎样在党的影响和领导下，追求光明、追求真理，从求学走向革命的历程。今天，时代不同了，希望我们的青年和在校同学，珍惜革命的果实，努力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知识，提高政治理论水平，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用人才，以适应党和时代对我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