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大桃子，例如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那是要被蒋介石抢去的。蒋介石勾结帝国主义，在那些地方他们的力量占优势，革命的人民还基本上只能占领乡村。另一批桃子是双方要争夺的……这一批中小桃子都是解放区人民流血流汗灌溉起来的。究竟这些地方能不能落到人民的手里，现在还不能说。现在只能讲两个字：力争。
他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这个内战是他强迫我们打的。
毛泽东用“蒋介石在磨刀，我们也要磨刀”的形象思维表达方式，生动地说明了共产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阐明了必须用战斗保卫抗战成果的原则立场。他用“蒋介石没有为桃树浇过水，所以不能摘桃子”等直观通俗的语言，形象地阐释了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谁付出辛苦谁享受果实这个天经地义、妇孺皆知的道理。很显然，形象思维表达方式，比起抽象地论述蒋介石反人民、反和平的反动本性和不劳而获、贪婪自私的丑恶嘴脸或者空洞地宣传中国共产党要用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的反革命战争的方针政策，不知要强过多少倍。
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是毛泽东的着名论断。他用有形的“枪杆子”比喻抽象的革命武装，是运用形象思维艺术的经典写照。
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由于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缺乏领导斗争经验，没有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大革命中放弃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以至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反革命政变中，工农革命运动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血的教训使毛泽东对掌握革命武装有了深刻认识，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道理，所以，他提出了“上山”、“下湖”，组织农民武装，拿起枪杆子保卫革命的主张。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专题报告后，毛泽东第一个发言A。
他侃侃而谈，纵论军事和历史教训，首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至理名言。毛泽东指出：对于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农民运动。蒋、唐B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这里，毛泽东没有使用“革命道路”、“革命斗争形式”等概念，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组织革命军队，依靠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等重大革命理论和实践问题，形象地表述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用具体有形的“枪杆子”代替抽象的革命武装，不仅形象易懂，而且简洁明了，生动深刻。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由候补中央委员，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不久，毛泽东开始了武装斗争的伟大实践，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并挥师挺进井冈山，开辟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确认并开始走上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多次重申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的一部分。他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中国国民党的战争史等方面，着重说明了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
他感慨地指出：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他强调说：“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他还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但是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造民众运动。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
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深刻地指出：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不要战争，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毛泽东斩钉截铁地指出：“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正因为毛泽东坚持掌握枪杆子的原则立场，保存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到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时，才避免了重蹈大革命失败的覆辙，才能够动员和组织人民军队开展自卫战争，最后推翻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看得出，毛泽东把有形的“枪杆子”和中国人民的革命武装、中国人民解放斗争、国家政权建设、世界革命乃至最后消灭战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既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部分，又是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所形成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主张的重要支撑点之一。这一思想贯穿在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过程中。
综观中国革命的数十年斗争历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终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难道不都是得益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颠扑不破的真理吗？
纵观人们写文章的实践，到底怎样表达自己的思想，有截然不同的做法。有的人习惯于把简单易懂的问题，绞尽脑汁地变换各种方式来表达，似乎这样可以显示其学识不凡，其结果，既有卖弄邀宠之嫌，又让人难于理解；有的人却靠自己的智慧，把原本复杂深奥的问题，想方设法表达得简单形象，深入浅出，因而容易被人们接受。毛泽东显然属于后者。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文章的作用，他擅长把那些枯燥乏味的理论问题，以及一般人不易领会的概念与道理，借助想象、联想、比喻等形象思维方式来表达，使之形象可感，通俗易懂，启迪人们的心扉，激发人们的热情，使人们受到强烈的感染，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接受他的观点，理解他所讲的道理。所以毛泽东的文章很少让人费解，他所讲的道理往往让人民群众妇孺皆知，耳熟能详。
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毛泽东大量运用形象思维方式，调动想象功能来触发灵感。这对毛泽东的文章写作活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正是形象思维方式，为毛泽东的文章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读者在形象可感的语言氛围中，受到深刻的启迪和教育。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毛泽东的文章是运用形象思维艺术的典范。
第二节超前思维艺术
超前思维是指以现实环境为基础，对尚未发生的事情作出前瞻性预测，并根据预测结果制定相关方略，以符合事物发展趋势的一种思维方式。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精辟地指出了超前思维的重要价值。超前思维具有战略性，是战略思维的重要要素。
拥有超前思维，不仅是毛泽东个人魅力之所在，也是他一生建立千秋伟业的先决条件，还是构成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基础。作为一位革命导师，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谋略家，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峥嵘岁月中，总是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的思维异常活跃，为常人所不及。他未雨绸缪，长于预见，大脑似乎永远转动着。毛泽东擅长运用超前思维的突出个性，乃是其一系列战略思想得以形成的重要条件。其超前思维的本质，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根据已知条件进行具体分析，对事物的发展变化、未来趋势及其最终结果作出科学合理的预见，是思维方式与科学预见的有机结合，而不是超越客观现实的空想和狂想，更不是痴人说梦和盲目冒进。毛泽东就像一位超级棋手，当对手忙于应付眼前局面时，他已经根据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在辛勤地筹划着下一步或下几步棋该怎样走，甚至已经预见到最终的结局。因此，说毛泽东是一位神奇的预言家，是很贴切的。
一、延安窑洞写“预言”
在中国，提起八年抗战无人不知。提起《论持久战》，可能也是家喻户晓。很多中国人都知道，那是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熬过了许多不眠之夜写成的举世闻名的军事名着。
笔者认为，《论持久战》不仅是一部闪耀着毛泽东超凡智慧光芒的军事论着，还可以把它当作一部神奇的“预言”仔细赏读。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这场战争，从中日双方的角度来看，具有截然不同的目的。从日本方面来说，就是企图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以便转嫁国内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更加疯狂地掠夺资源，实现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罪恶目的。对中国而言，抗日战争是一场空前规模的民族解放战争，要通过全体人民的英勇抵抗，粉碎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梦想，挽救民族危亡。
然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派到处扬言“亡国论”，说什么“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盲目乐观者，低估日本帝国主义的力量，鼓吹“速胜论”。有人认为：“只要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以解决。”面对“亡国论”与“速胜论”，毛泽东以其独有的智慧，高瞻远瞩、未雨绸缪，以经纶天下的战略家的远见卓识，写下了《论持久战》这部人类战争史上的不朽名着，全面回答了抗日战争过程中将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运用超前思维方式，准确预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结局，为中国人民赢得抗战胜利树立了主心骨。
毛泽东根据对战争规律和战争形势的研究和把握，明确指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这种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料，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并将表现为三个阶段，这是毛泽东在抗战初期所作的科学预见。而抗战历程，像毛泽东事前亲手设计好的程序一样，一环接一环地上演，又如同时间老人为战争进程所作的现场笔录一般，竟然完全被毛泽东言中！之所以如此，主要取决于毛泽东对中日双方各方面情况的精心分析，取决于毛泽东对其他各种因素变化趋势的深刻认识。
下面，我们循着毛泽东超前思维的轨迹，看一看他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日战争第一个阶段敌我双方态势的科学预见情况。毛泽东指出：第一阶段敌是优势，我是劣势。我的这种劣势，须估计抗战以前到这一阶段末尾，有两种不同的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中国原来的优势，经过第一阶段的消耗将更为严重，这就是土地、人口、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文化机关的减缩。第一阶段的末尾，也许要减缩到相当大的程度，特别是经济方面。这一点，将被人利用作为亡国论和妥协论的根据。然而必须看到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这就是战争中的经验，军队的进步，政治的进步，人民的动员，文化的新方向的发展，游击战争的出现，国际援助的增长等等。在第一阶段，向下是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这第二种变化，就给了我们以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
敌对一方的特点如何呢？毛泽东认为：第一阶段中，敌人方面也有两种变化。第一种是向下的，表现在：几十万人的伤亡，武器弹药的消耗，士气颓靡，国内人心不满，贸易缩减，一百万万日元以上的支出，国际舆论的责备等等方面。这个方面，又给予我们能够持久和最后胜利的根据。然而也要估计到敌人的第二种变化，即向上的变化，那就是扩大了领土、人口和资源。在这点上面，又产生我们的抗战是持久战而不能速胜的根据。但是我们必须估计敌人这种向上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敌人是行将崩溃的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土地是暂时的。中国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将使其占领区限制在狭小的地带。
正是由于毛泽东对中日双方的优劣发展趋势有如此深入、精细、透彻、辩证的分析，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联系地而不是孤立地审视中日双方的优劣变化趋势，才使得他能够料事如神，作出完全符合事实逻辑的令人钦佩的预见。
毛泽东的超前思维艺术，不仅表现在他的军事战略和宏观决策方面，也体现在他的大量的微观决策和深入细致的战争形态与战斗方式的分析与部署方面。他精辟地预见到，犬牙交错的抗日战争将表现为内线和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和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多种形态，他对抗战的形态特征也作出了科学的预见。
下面，我们主要看一看他在“包围和反包围”战争形态的论述中，对中日双方所处地位的超前思维情况。
毛泽东预见到，包围和反包围将要体现为三种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