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萨缪尔森的这一公式未能给人们提供操作上的具体指示,而且人们的幸福构成中除了物质方面的体验,还有非物质方面的体验,而该公式无法体现出对非物质的量化。这也是其局限性所在。所以我们要了解人们是否幸福,幸福程度如何,还得借助另外一些测量工具以及评价指标体系,例如不丹的幸福测量体系。
不丹建立了一个名为“国民幸福总值”的庞大衡量体系,分为经济、文化、环境和良好管理四大项,下面又细分为心理健康、社区活力、文化、时间使用、政府管理、生态、生活标准、身体健康以及教育等九个领域,每个领域下又细分出多项幸福指标,每一项评分在“国民幸福总值”中都占有一定份额。
例如在时间使用方面,评判指标有:每天花在路上的通勤时间有多少,花在等待上的时间有多少,人们如何分配一天的时间,哪些人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最多……不丹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人花费的通勤时间和等待时间正在增长,住得靠近城区的人们每天所做的事情大多数都是重复的,而且数量也少于住在农村里的人们,显然,住在农村里的人们由于需要做很多不同的事情,关注点增加,生活的多样性和趣味性也随之增加。另外,35岁的不丹国民普遍由于肩上责任加重,而自身精神开始衰退,不得不更加努力地工作,这个年龄段的人压力更大。
而在身体健康方面,评判指标有健康状况如何,掌握多少健康知识,以及健康行为的施行情况,是直接由人们自己给自己进行评估,而不是简单地依照卫生部门看重的医院的数量、医生的数量以及医疗设备多少来衡量,也就使得由此获得的民众健康状况更真实和准确。
不丹的幸福指数体系,可以说顾及了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既确保了社会均衡发展,也努力保障政府和全体国民自然地融合为一体,使得民众的幸福有了坚实的落脚点。
为了便于理解和比较,除了参照不丹模式,我们还可以将丈量幸福的指标划分为硬指标和软指标。硬指标凸显的是客观的生活数据,而软指标则凸显主观的幸福体验与评价,即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
经济增长是衡量幸福指数的硬指标之一,物质上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有较大的提升,为社会进步打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也为个人提供能满足其幸福预期的环境。
消费则是另一个重要的硬指标,这个指标主要针对个体而言,个人手里没钱,想要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无疑是不可能的,一定的物质保证是幸福感的重要条件,满意的消费本身就是一种幸福感。
软指标则要复杂得多,因为不同地区、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群,对于幸福的理解和感受程度存在着较大差异。即使面对的是相同的调查对象,他们在不同时期对幸福的价值判断标准也是不同的。一个六岁的孩子,因为在学校里看到同学吃冰激凌,激发了他对冰激凌的渴望,如果这个时候这份渴望得到满足,他当然是幸福的。但渴望满足之后,吃第二个冰激凌对他的诱惑力可能就不如一个新款的变形金刚。
由此可以看出,判断一个人幸福与否,幸福感程度如何,既要涵盖其客观生存和发展条件方面的指标,也要涵盖其主观指标,二者缺一不可。而从主客观互为中介的过程中找到幸福感,这应当是人们期待的追求目标。
幸福的三个基本条件
人人希望拥有幸福,然而幸福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证明哥德巴赫猜想一样困难。如果说,人们对幸福概念有一千种理解,那么幸福涵义就会有一千个面孔,获得幸福的方式也会多种多样。但是,无论是哪个面孔,幸福的一些基本条件是不会改变的。
物质财富是幸福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前提
《尚书·洪范》中认为幸福有五个内容,“一曰寿,二曰富贵,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西方的四叶草花语中,认为一个幸福的人生,应当拥有四样东西:名誉、财富、爱情和健康。
还有人总结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必要条件,它们分别是:健康、衣食住行、爱情亲情、工作或收入、社会安全、权利保障等。
无论是“富贵”、“财富”,还是衣食住行、工作或收入、权利保障,都可归结为物质保障。可见,幸福与否与物质脱离不了干系。
我们在前面提到,衡量一个人幸福与否,需要从硬指标和软指标两方面进行研究。硬指标包括一个人客观生存和发展的环境条件,软指标则是主观指标。只有两者有效结合才能创造一个幸福的人生。
对任何一个人而言,拥有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是获得幸福的前提。
2012年11月25日,国家公务员考试现场水泄不通,当年,公务员平均录用比例53:1,热门职位更是出现数千人争夺一个职位的“奇观”。即便竞争如此激烈,大家宁愿挤得头破血流仍要一心往前冲,这种精神让人钦佩,但也叫人无奈。
在最近一些关于最幸福职业的调查中,“公务员”屡屡被选为“最幸福的职业”。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一位博士后也对不同职业的人做了一次调查,发现国家干部是幸福感最强的人群,而城市贫困居民是幸福感最差的群体。
在很多人眼中,只要捧上了铁饭碗,人生幸福的条件几乎全都有了:稳定的收入,体面的工作,舒适的工作环境,优厚的福利待遇,住的吃的也就有了。相比体制内的安逸,体制外,高房价之下频频制造的蜗居、蚁族群体;民企、外企时不时的裁员减薪行为,还有教育、养老、医疗种种忧虑,都使得体制内成为人们最渴望的安身立命之处。
《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联合举办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涨工资是最能给人们带来幸福感的方式。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涨工资是人们最低层次的需求,也是最基本的需求。只有先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条件,才有可能追求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
近年来,我们的GDP高速增长,可是人均GDP却增长缓慢,加上收入分配差距越来越大,人们的收入增速远远落后于物价、房租的增长。这些硬指标成为影响人生幸福的拦路虎。十八大报告提出要让“居民收入倍增”,说明收入已成为影响人们幸福的关键因素。在最近关于一些幸福城市、幸福职业的调查中也都显示,物质保障是永远的话题。
人们的衣食住行离不开花花绿绿的钞票,金钱是我们生存的基础,它能激发我们的生活动力。金钱是手段,它可以为我们的幸福服务。一个贫穷得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人,又谈何养活别人,更别说什么奉献社会。哈佛大学的泰勒教授说:“金钱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并非互相排斥。”
我们可以追逐金钱,取之有道地获得金钱,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生存需要的时候,我们才会更好地谈论幸福。
拥有健康的身心是幸福人生的关键
还记得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和小沈阳的对话:世界上最悲哀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人死了钱没花了。
真正的健康包括身体的健康和心理的健康。尤其是心理的健康,越来越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有人曾统计,人类60%以上的疾病来自于心理。郁闷、焦虑、烦躁是影响人们身体健康的隐形杀手。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无形的压力让很多人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给大家制造了无数欢乐的憨豆先生居然一度换上抑郁症,而崔永元也曾被抑郁症困扰得想自杀。
身处商业社会的人们,无时无刻不被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包围着,困扰着。
工作的紧张忙碌,社会竞争的激烈,情感的困扰等都有可能让稀缺的幸福感荡然无存。甚至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2012年7月,一位年仅24岁的淘宝女店主心脏病突发猝死;同年10月,一位27岁的年轻小伙子,在进货的路上遽然离去。《每日经济新闻》曾报道过企业家“19个月19连死”的新闻,数名优秀的企业家们突然间离世:年仅39岁的百事通COO吴征,江民科技的创始人王江民,德尔惠创始人丁田亮等。更不用说还有很多未曾报道出来的企业员工因为劳累过度猝死在办公室或回家路上的事例。
过度疲劳是幸福的大敌。长此以往,它不仅会影响人们的生活和工作,还会严重透支人们的身体。当你觉得头晕脑胀,浑身乏力,眼睛模糊,没有食欲,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的时候,意味着你需要停下手下的工作,应该好好休息了。卡耐基说:“休息并不是浪费生命,它能够让你在清醒的时候做更多有效率的事。”
无论是普通打工者,还是成功人士,在疾病面前都是不堪一击。不管他们给亲人留下多少的财富,都无法抚慰亲人们内心永失至亲的悲痛。钱可以买到很多名贵的药,却买不回生命,在疾病面前人人平等。致命疾病会让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跌入地狱,让一个可爱的孩子瞬间失去依靠,让年迈的父母更加衰老。所以,健康的身体就像一部汽车,需要时刻保养维修,才能在道路上平稳行驶。
钱是永远挣不完的,工作也是永远干不完的。即使铁打的身体也会有生锈的时候。我们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按时作息;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等。很多上班族为了赶时间,随便吃两口早饭;加班的人们一边拼命喝咖啡一边狠抽烟,熬得两眼通红也不休息。英国曾做过一项研究,男性因为吸烟酗酒等不良习惯而导致死亡的人数远远高于女性。
年轻时用命挣钱,年老时则用钱换命,都是不划算的买卖。我们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财富的最大化,追求积极充实的人生,但这一切最后只能靠健康的身心来承载。生命都没有了,挣得金山银山又有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