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会上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李卓然在会上对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刘伯承说：“五次战争，诚如毛泽东所分析，我们在军事上犯了严重错误，我同意大家的意见，不再重复了。这些错误，其实过去不是没有发现，但谁敢提？提了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就是机会主义，前途就是反革命，这帽子吓死人啊。”杨尚昆说博古也承认了一些错误，没有说自己非常正确。博古态度比较端正，他主持会议，没有觉着自己是一把手而压制毛泽东等反对者，体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但是因为他当时并没觉悟，只认为苏区工作中政策上有个别失误，军事上也是有个别错误，不承认是路线错误，不承认军事领导错误，没有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
凯丰不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强调失败的客观原因。他问毛泽东：“你懂得什么是马列主义？顶多是看了些《孙子兵法》！”毛泽东抬起头看了看口出狂言的凯丰，不客气地反问：“请问凯丰同志，你可知《孙子兵法》究竟有几章？”毛泽东在60年代初曾多次讲到凯丰当时用反批评的方式来维护博古、李德。他说：“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那个同志硬说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孙子兵法》。”伍修权认为，林彪本来是支持李德那一套的，会上被批判的“短促突击”等等，也是林彪所热心鼓吹的，他曾写了《论短促突击》的文章，积极推行王明“左”倾军事路线。会议上虽然没有指名道姓地批判他，但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他确是王明路线的一员干将。他在会上实际也处于被批判的地位，所以基本上是一言不发。聂荣臻同志长期与他共事，对他早就有所认识，那时就看出了他的毛病。关于林彪在遵义会议中持何态度，据伍修权、聂荣臻回忆，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但是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里说：“可是其他有些人都记得林彪在会上支持毛泽东主张解除博古和李德职务的建议。据说，在湘江战役和第一军团遭受损失之后，林彪就开始公开批评这两个人了。临到开会，他讲了很多意见，对他们表示了很大的敌意。”
对于李德，伍修权回忆说，会上重点批判的是博古，同时也批判了李德。因此，会议一开始，李德的处境就很狼狈，别人都是围着长桌子坐的，他却坐在会议室的门口，完全是个处在被告席上的受审者。他一边听一边不断地抽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垂头丧气，神情十分沮丧。会议过程中李德也曾为自己和王明等人的军事上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辩护，说自己本来只是作为顾问提提建议，是中国的同志自己搞坏了。他把责任推到临时中央及别人身上，不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毕竟是理不直、气不壮，没有说出什么东西。李德本人也意识到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不得不听取大家对他的批判。李德认为，毛泽东是在“报复”。
美国著名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他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这样描写李德在参加遵义会议时的情景：李德的处境很不利，他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远远地坐在门旁，被有意地排斥在中国人圈子之外了。他只能通过伍修权的翻译来了解他们在说什么。而入夜以来，伍修权变得愈来愈不安和疲乏，翻译的内容也越来越简短，有时完全停了下来。李德长得体阔肩圆，平时总是不动声色，除非要发言，否则总像块石头似的坐在那里纹丝不动，而现在他却怒形于色了。博古发言时，他的脸涨得通红，当毛泽东开始抨击他时，他的脸又变白了。他表面上一点都没有失去控制，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把刚在遵义没收而分配给他的烟卷也抽了不少，但看起来他变得越来越沮丧和抑郁了。直到若干年后，李德在《中国纪事》里还将自己的责任推个一干二净，抱怨道：“虽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职务只是一个顾问，并无下达指示的权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还是产生了这种错误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极大权力的。博古也许还有意识地容忍这种误解，因为他认为，这样可以加强他自己的威望。”
伍修权对自己的情况这样回忆道：“我坐在他旁边，别人发言时，我把发言的内容一一翻译给他听，由于每次会议的时间都很长，前半段会议我精神还好，发言的内容就翻译得详细些，后半段会议时精力不济了，时间也紧迫，翻译就简短些。”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自己组成的三人团。这个建议得到了一致通过。
1935年2、3月间陈云在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指出：组织上：扩大会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2）
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3）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定的负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