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次，在桃儿茆村一个12岁的女娃在塬上自留地里割韭菜，弟弟在一旁玩耍，突然来了一只狼把弟弟叼走，女娃手拿镰刀边哭边喊，好在离村近，大人们听到后迅速赶来，连呼带喊，菜地有篱笆围着，人多势壮，狼被迫松了口，跑了。按当地老乡的说法：狼一旦发现可吃的食物，第一口只是叼起，不致命，如果换第二口，肯定把颈动脉血管咬断，所以一旦发现狼叼上娃，一定要紧追，不能让其换口，这次多亏姐姐勇敢，救了弟弟一命。
接连发生几起狼吃人的惨案，据目击者说，多是一只毛背带红色的恶狼所为。大队专门抽调各村青壮年民兵组织打狼队，漫山遍野地找了一星期，也没发现狼的踪影，无奈，只好各回各村。
一天中午，我在场院干活，正用铡刀给牲口铡草，突然间闪过一只准备叼猪崽的狼，我抄起一把大刀片就追，穿过山梁就是阁楼公社的辖地，我拼命地追，对面山梁上的社员也一起呐喊，下山时离狼还有10米、8米……上山时又差50米、60米，狼在前，我在中，赛虎在后，紧追不舍，远处社员看到的就是三处土团快速地移动，一直追到西洼沟，有一片芦苇，追了半天又累又乏，躺在一块石板上睡着了。梦里听老乡说曾有一人把狼追了一天最后终于杀了狼。我迷迷糊糊地醒来时天都黑了，社员们怕我出事，拿着马灯、手电呐喊着，找了一路总算找到我。
回村后，过了两天，我还是不甘心，找了一把红缨枪，和后来转到二里半大队的知青李连生商量好，一同再去西洼沟碰碰运气。山高路远，偏僻荒凉，一般人很少去那里，芦苇长得有一人高，我俩慢慢地找寻，不时可见有头发、碎骨片、羊毛等散落之处，找着找着，赛虎狗先发现了这只红毛狼，还带着两只小狼。我俩紧追，眼看老狼上山，小狼进洞，看来今天运气不错，一不做二不休，我跟李连生说：“你拿着枪，跟赛虎狗守着，别让老狼下山，行不行？”李说：“没问题。”我便一个人进洞，洞的直径约一米，走了七八米深就到了洞底，两只小狼没处躲了，不停地嚎叫，两个小眼睛发着绿光，在黑暗中特清晰。我做好准备先抓一只，用手捏住，用一只手的大拇指卡在小狼嘴里，四指握在脖子上，另一只手抓起一把土往嘴里塞，再用鞋带把四条腿捆上；另一只也照此办理。远远望着两只小狼被弄出洞，对面山上的老狼气急得咬牙切齿，但没敢下来。
回村后我找了个大笼子把两只小狼挂在树上，当晚一夜不宁，村里所有的狗都在叫，狼就在村口，对峙着。村里的老人对我说：“学生娃娃，这下可惹下祸了。”第二天，我们把装小狼的笼子，放在离村一里外的柏树林里，那里有几个坟头，先在树下挖好陷阱，笼子挂在上边，引老狼陷入，此老狼也够聪明，它把树的外侧抓了一道一道，就是不靠近。这一招也不灵，我又把狼崽挂在山崖处，公社派武装干事在那里蹲了两天，也没等来老狼送死。
过了一段，听阁楼的老乡讲，有一放羊的社员，用包裹上羊油的炸药做引子，老狼咬上后被炸死。此后方圆数十里再没听到狼吃娃的悲剧。
40多年过去，当年打狼的经历让我至今难忘。那时说不上为民除害，但也充分体现了年轻人血气方刚，无所畏惧的勇气。
拉练
1971年夏天，进入插队生活的第三个年头，虽然云岩公社地理位置与延安县相连，但很多知青一直没有机会亲眼看见滚滚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为满足广大知青的心愿，宜川县委分期分批安排各公社知青去延安参观。云岩公社参加拉练的近200名知青，组织这么多人的集体活动也是前所未有的。
公社干部专门找我说：“代仁旺，交给你一项光荣任务，负责这次去延安拉练的宣传工作。”七八月的太阳，把大地烤得火热，为避开酷暑，安排白天休息，晚上走路。我们一路张贴标语，沿途打前站，安排食宿。路上还打快板进行宣传鼓动。记得闻锡勇、薛杰英负责队尾收容，挑着一根扁担。临时宣传队还有二里半的孙怡茹，皮头村的顾琅平、周平等，大家互相配合，尽心尽力完成任务。
到了延安后住在东关凤凰山麓小学，打地铺，铺上一层稻草。参观了革命纪念馆和枣园、杨家岭故居。在延安纪念馆见到曾在永宁村插队的温庆业，当上了讲解员；我去延安电信局看望了侯京通；上延安冷库看望了在那工作的赵大红、申淑萍，西回的欧阳娴，我很羡慕他们都离开农村，安置了工作，不知自己还要等到哪一天？
从延安拉练回来，和部分知青通过接触彼此也熟悉些，被邀请到南海大队北海小队知青点，找到在京时的街坊李素霞，吃了一顿鸡蛋蒸白馍，她还帮我缝了磨破的衣服。回到公社有些晚了，受到了宣传队其他同志的批评。
因为一路做了点宣传工作，公社研究给几元补助，我是队长，由我签字才能拿到，各村的知青都急着返回，我是最后一个签字的，给大家发完补助金，结束了这次拉练。
引水
这里的父老乡亲世世代代生生不息，吃粗粮，住窑洞，耕种这片土地。
虽然滚滚黄河在黄土高原的大峡谷奔腾不息，可是宜川县的老百姓无法用上那水。种地是靠天吃饭，吃水主要靠驴驮，一头驴驮两桶水的日子，不知还要多少年！人们期盼着有一天实现引水上塬。
1971年底，这梦想般的愿望终于在二里半大队得以实现。在云岩公社26个生产大队中，我们村的引水工程应该是最早的示范工程。当年的老队长，为改变贫困面貌，专门跑北京找有关部门反复陈述：延安老区人民生活还非常困难，为解决北京知青吃水困难，申请调拨了一批无缝钢管。有了钢管，还缺石料，大片的黄土地没有一块石头，离村最近的也要到15里以外的雷道河山沟里采运石料，在村子代销点旁建一个水池。我队知青大部分都经历了那段日子，每天都赶着毛驴车往返30里路下山上山，上山时我们把车使劲向前推，一步步、一趟趟出力流汗，充满希望。女同学也和男同学一样出了大力，很了不起。
塬上建好水池，山下沟底还需要把原一米见方的泉水池扩大，队里派我和丁旺、军发、李连生等下沟里，在原水池基础上用钢钎打眼，埋炸药炸出一个更大的泉水池。那是我第一次抡大锤，打钢钎，打一下，震一下，手都磨破了，裂了口子。把炮眼打好了，装上炸药、雷管及导火线，点火前丁旺、军发让我跑远些躲起来，看他们点燃导火线的瞬间，我紧张得连大气都不敢出，心怦怦地跳，真像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描述的炮响之前那种既紧张又兴奋的心情。轰……轰，炮响了，震得大地都在动，接着就听到呼呼的响声，满天飞的碎石带着尖叫的哨声从头顶飞过，还有些碎石落在身上，还真有些疼，那场面太刺激了，爆破成功，泉水池的面积扩大了。今后老乡吃水再也不用下山了（后悔当时没用相机拍下来），后来从山下往山上架设水管时我被外派修水库，通水那天激动人心的场景我没能亲眼看见，也是一种遗憾。
吹号
那年冬天，队里男生有的被招工，有的被调县剧团，男知青就剩我一个，常听见挂到嘴边的一句玩笑话：“四女守一男，好日子过不完”，听着怎么都觉得不舒服。正好云岩公社分配我们大队到英旺公社修刘庄水库人员名额，我就报名，背上背包，带着笛子，从云岩到了县城，记得迟双成把我送出西关。
从县城到英旺60里，再去水库还有15里，吃过午饭，两三点钟，途中运气不错，遇到一辆毛驴车去茹坪，还搭了一段。路边有一小饭馆，喝了一碗水再接着走，离公社还有一里路时看到一块瓜地，先切了半个西瓜，吃完后还想吃，又吃了半个，给了瓜农五毛钱。英旺公社一条街，有邮局、信用社、卫生院，原西回村知青聂新元在公社搞团的工作，我到他办公室，寒了两句，我问能不能找点粮票，聂打开抽屉找出五斤粮票递给了我。40年过去了，那时他的帮助仍然记忆犹新。又走了两个时辰终于到了水库报到处，住在刘庄村窑洞，两排地铺，满屋子臭鞋、臭脚味，走了一天实在累了，躺下就睡着了。我们干活主要是抬土，两个人抬一个筐，上百人一起干活。这里温差大，下午4点以后就得穿小棉袄，水刺骨地凉，不敢喝生水，一顿一个大窝头，一碗蒸土豆。
一天看见几个民工围着一把小号又说又笑，号手对着旁人说：“你们几个谁来试试，谁能吹响，这活就让谁来干。”几个小伙子憋足了气，吹了半天，没一个吹响的。望着号手得意的神态，我对号手说：“我试试。”于是接过号，先拔出号嘴，甩了甩里面的吐沫星子，运了一下气，“滴答答”地吹了一阵，特别清脆，特别嘹亮。一会儿，营长过来问：“刚才的号是谁吹的？”号手指了指我说，“是他。”营长说：“我知道你也吹不出这个调。”我不知营长什么意思，小心翼翼地站在旁边，营长拿过号递给我说：“给我吹个‘起床号’、‘熄灯号’‘防空号’、‘冲锋号’。”我按要求吹了一遍，营长又问：“当过兵？”我答：
“没有，北京知青，在学校学过。”营长说：“就这么定了，从今天起，吹号的事由你负责，把铺盖搬到营部去。”就这样凭着会吹号的技能进了营部，营部共七八个人，吃小灶，有炒菜，当号手睡热炕。换那位特神气的前号手去干抬土的活儿。按要求一天吹几次号，我在这里过了一段舒服的日子。
在刘庄水库当号手干了没多久，为战备需要修一条白清公路，从云岩公社皮头村北穿过，任务急，需要民工多，安排在附近几个村子散住，互相联系成了大问题。县里听说刘庄水库有个不错的号手，于是下调令把我调了过去。天下着雪，要修一处崾崄，有了号手，方圆十里都能听得到。早上起床，我向东吹一阵，向西吹一阵或转圈吹；需要开会时吹集合号。记得有几天我感冒生病了，把总指挥县公安局王俊封同志急得够呛，为我改善伙食，让厨师专门给我炖了一只鸡补身体。我一天吹不了号，就得派好几个人到各居住地传令。除了吹号外，白天让我兼管医务室，有个头疼脑热的，就给点药，遇上较重病号，可以签个字，盖个章，休息一天。大冬天，天寒地冻，有的北京知青就找我弄张病假条，我也多次给予关照，都是知青，都不容易。
招工
从1970年秋天就不断有招工的消息，开始是去延安汽车运输公司，我在队里的表现好，每次都被推荐。有一次我把名额让给了本村一名学生娃，反正今后还有机会。后来延安电信局来招工，经初审，填表同意，安排到宜川县医院体检，碰上刘家桌子的朱金舱，体检后和他一起从县城走60多里路在桌子知青点住了一夜。当时，我的行李从二里半村都运到了公社驻地，别人都高高兴兴地整装待发，唯独不让我走，问原因，答复是：“给你父亲单位发的外调函没落实，有没有问题说不清楚？填不了表”。一句话，就是政审不合格，其他条件再好，我也走不了。因政审通不过，有好几次招工机会我都没走成，看着周围一个个知青这批走两个，下批又走一个，俺心里很不是滋味。有一天我去公社办事，碰到宜川县林场同志来招工，见到了李全和、马国良、文志军等都在填表，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没招我呀，他们就带我去找林场招工负责人老徐，他翻了翻招工表说：“名单中没有你，如果想去，找公社填个表。”我找到公社干部，他们说：“这批名单中确实没有你，林场比较艰苦，我们给你安排下批条件较好的单位。”我说：“条件好的单位，几次政审都通不过，能去道班我又不愿意，这次就去林场吧。”公社干部再三说，你可考虑好，这次是你自愿报名，不是我们非让你去。
最后总算在招工表上盖了章，又给负责人老徐介绍了我：“他是先进知青集体户的，是宣传队带队的。”老徐说：“我们林场对政审要求不严，特别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于是我走出了插队的村子，又开始踏上了一种新的工作、生活之路……我16岁踏上黄土高原，走过了在农村锻炼和基层工作等大半生历程，如今已年过花甲。多年来，我无数次在梦中回到那时的窑洞，和那里的知青、老乡在共同战天斗地，改造山河……回首当年的苦辣酸甜，我真的难忘那里的父老乡亲，难忘那朴实善良的面孔，和那里的人民结下了难以忘却的亲情。
我也曾回第二故乡看望过乡亲们，如今，我们村大力发展苹果主导产业，人均年收入达万元以上。水电路等基础条件大为改观，富裕起来的宜川农村，到处呈现出蓬勃的发展势头。我衷心地祝愿父老乡亲明天的日子更加美好！
我可以自豪地说，宜川——是我们的第二故乡！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二里半大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市海淀区副食公司工作。）
插队生活回忆片段
孙怡茹
40多年过去了，在宜川插队的岁月却依然历历在目，经常在梦中回放。
2012年6月初，我们这些退了休的老知青一行11人探访了第二故乡——宜川县云岩镇二里半村。再次踏上这片黄土地，当年的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