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回吧。”东茂的一声呼唤，将我从往事中唤醒，我赶紧抹去脸上的泪，来到东茂家。一进门，看见一个好大的院子，一排新盖的房子，院子里还有一台轧花机，东茂婆姨热情地把我让进屋里，东茂递上延安牌香烟，东茂婆姨张罗着做饭，东茂从柜子里取出一瓶西凤酒说：“在我这喝酒。”“不用了，张建文还等我回去，我怕他寻不见我着急。”“走不了，走不了。”东茂婆姨热情地说，盛情难却，恭敬不如从命。
不大工夫，一桌丰盛的农家饭菜就摆在了饭桌上，酒过三巡。
“我这次回来怎么没见军娃？”我问东茂。
“军娃现在渭南，已经退休了，成了家，娃也工作了，我给他去个电话。”
说着拿出手机，拨通了军娃的电话，“军娃吗？我是东茂，砚亭回来了，就在我窑里。”我赶紧接过电话：“军娃吗？你好吗？家里好吗？几个孩子？都工作了吗？”电话那边，军娃兴奋地对我连珠炮似的问题一一回答。
军娃，年龄比我大几岁，中等身材，留着寸头，灰蒙蒙的脸，看人愣愣的，略显木讷，笑起来憨憨的，身着土布黑棉衣，胸襟及袖口处亮亮的、硬硬的，不善言辞。
军娃没有定亲，这与他的身世有关，他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和他大相依为命，生活过得很清苦。他大叫张保柱，村里人都叫他“强人”，受其牵连，村里人都爱拿他开玩笑。
但军娃与他大截然不同，他性格憨厚，心地善良，乐于助人，干活不惜力。在我的记忆中，他到我们屋里，总是默默地坐在灶前，赶上我们做饭就帮我们烧火，话不多，时间长了灶口竟成了他的专座，有时临走还变魔术似的拿出两块红薯或洋芋埋在灶灰里说：“明早吃”。
他天性活泼，爱唱歌，好多陕北的民歌、酸曲都是从他嘴里听到的。“我在山峁峁你在沟，拉不上话儿招招手……”在田间地头，在收工回村的山路上经常听到军娃的歌声，他不是在唱，是对压抑在心中对爱情的渴望，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苦难无奈的尽情宣泄，是从内心吼出来的。那高亢、凄凉、略带沙哑的声音，深深地震撼着、刺痛着我……
他也从我们那里学会了一些苏联歌曲，听来总是怪怪的，带着一股信天游的味道，我们经常为这笑他，他也不在乎。在以后的日子里，常看到军娃揣着手，微微哈着腰，晃着脑唱着陕北味的“田野小河边，红梅花儿开，有一位少年真让我喜爱……”一副得意的样子，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军娃成了我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下地受苦时军娃总是和我相跟着，照顾我，教我农活，休息时就漫坡寻柴，我有时也说他：“歇会吧。”他总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柴。
收工回村，他总要到我屋里聊会天再回家，顺手把柴放在我院里，刚开始我没理会，以为他忘记拿走了，时间长了，才知道他利用工余时间寻柴都是为了我，憨厚、可爱的军娃。
军娃很孝顺，每天干完繁重的农活儿后，还要给他大做饭，赶上他大不在村时，他就帮我做饭，每回我都让他和我一起吃，让他教我唱陕北的酸曲，屋里充满我们的歌声、笑声，军娃给我那段艰辛的日子，带来了一丝欢乐。
这次回来，村里人对我说，你走后，村里为照顾他，在一次招工中推荐他去了渭南的一家建筑企业做了工人，活得好，成家生子，美太太的。
告别了东茂，我又来到了原男、女知青的住处，我原来住的房子（生产队仓库）早已被村里三娃买下，经翻修已看不出原貌了，只是房子的大体框架还有些印象。只有原女知青住的窑洞基本保留原状，里面装满了杂物，我分别进行了拍照，留一份念想吧。
晚饭是回张建文家吃的。饭后来到村头，凉亭下的老乡，都站起围了过来：
“尹砚亭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看看乡亲们。”
他们大都是50多岁的人，我在的时候还都是小碎娃，也有几个年岁较大的。
“你还记得我吗？”
“你是？”我极力在脑海里思寻着。
“你忘了，你们吃狗肉，还往我嘴里塞。”
“我们摔过跤，你摔跤厉害呢。”
“你们打柴，寇希瑞还把柴扔了。”
“我们一起拉车送过粪。”
……
乡亲们七嘴八舌地说着我们知青的往事，我心里很感动，那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记得。
这里山大沟深，植被稀少，乡亲们用的柴都是利用冬闲时间砍的，我们到的第二天还是第三天记不清了，就向队里要了小镢头和绳子，相跟着村里人去砍柴了，我记得去砍柴的都是年轻后生，还有十几岁的娃娃，顺井坡下沟来到云岩河，冬季的云岩河很美，河水在峡谷中哗哗地流淌，黝黑的崖壁上倒挂着洁白的冰凌，晶莹剔透。我们踩着河中的石头过河，爬到半山坡上，这里长满了半人高的荆条、圪针和蒿草，眺望山下云岩河在峡谷中静静流淌，对面塬上的东岭村在薄雾中时隐时现，风景很美，我们也无暇欣赏，赶紧砍柴吧。
看到老乡专挑粗的荆条和圪针砍，我们还在笑他们，那些柴难砍不说还扎手。我们自以为聪明专挑蒿草砍，间或也砍一些手指粗的荆条，眼看已过晌午了，我们一人砍了一大捆，用绳子捆好，将小镢把往柴里一插，背起就相跟着下山了。谁知背着柴下山更难走，背阴处还有积雪，我们穿的塑料底鞋又滑，不知摔了多少跤，手都划出血了，哭的心都有，忽然走在前面的寇希瑞又滑倒了，可能是摔惨了，爬起来一脚就把柴踢到了沟里。
“你干什么呢？好不容易砍的柴就这么扔了。”
“再背它非得把我累死、摔死。”
“得，没就没了，不就一捆柴吗。”
我们俩抬着剩下的一捆柴一步三晃地往回走，上井坡更累了，休息时就把稍粗的荆条抽出一些扔掉，等爬上井坡回到村里时仅剩下一小捆柴草了。
村里的小碎娃也添乱，相跟在我们身后喊：“学生娃砍柴了，学生娃砍柴了。”
我们回到院里，几个女生正在做饭，听到小碎娃的喊声也出来看，一位老乡进来看一眼我们砍的柴说了一句：“怎么砍些草回来了，只能引火用。”
我们心里那个窝火，小碎娃又想起哄，我赶紧轰他们：“一边去，别在这烦人。”
回到屋里一头倒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一样，饭也没吃，心想那几个女生不定怎么笑话我们呢。
这是我们第一次砍柴的经历，很长一段时间成了村里人的笑谈。
杀狗是在1969年的3月份，那时刚从北京回到村里不久，陕北的生活是贫苦而单调的，没有蔬菜，见不到荤腥，老觉得肚子饿，唯一能改善一下生活的就是去赶集，也不买东西，与老同学、老朋友见见面，聚一聚、聊一聊，一起去小饭馆吃顿饭，买点廉价的散白酒，一人来一碗大烩菜，外带几个馒头，解解馋。
下午回村的时候，一条大黄狗一直跟着我们，赶也赶不走，“咱们把它带回去养着吧。”寇希瑞说，我看了看大黄狗：“不，带回去杀掉，吃狗肉，是大补。”
路过汾川村的时候，碰见知青董良，我问他：
“你是东北人，会杀狗吗？”
“会啊。”
“我们弄了条狗，杀了一起吃狗肉吧。”
“没问题，我来杀。”
回到知青院后，董良说：“准备一碗水，把狗吊起来，往狗嘴里灌水，狗就呛死了。”“就这么简单？”我问，“就这么简单。”于是，我找了一条绳子套在狗脖子上，吊在院中的一棵树上，狗拼命地挣扎、狂吠、疯了一样，谁也不敢靠近。我看看董良，他也没着了，寇希瑞说：“那怎么办？”“干脆打死算了。”我说，于是我俩各抄起一把镢头向大黄狗砸去，瞬间活蹦乱跳的狗，一命呜呼。
这里的人从来不杀狗，更不吃狗肉，看到我们杀狗，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有老人、后生和娃娃。
“狗也敢杀？”
“这些娃娃心狠太太。”
“狗是看家的嘛，怎能杀呢？”
“狗肉也敢吃？”
“北京学生甚都敢吃呢。”
围观的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叹息着走了。最后只剩下一些碎娃。
董良熟练地将狗皮剥了，我们这时成听喝的了，赶紧把脸盆拿出来，盛上水将分解好的狗肉泡在脸盆里，清洗干净，迫不及待地切成小块放到锅里，放入酱油膏、蒜和盐就炖了起来。
狗肉的香气从屋里飘向村庄的上空，估计炖得差不多了，我们三个知青迫不及待地掀开锅盖，一人盛了一大碗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好久没沾肉腥了，那叫一个香。吃着吃着看见几个碎娃围了过来，好奇地看着我们吃狗肉，我赶紧又盛了一碗，学着日本鬼子的腔调逗碎娃们说：“小孩，狗肉的香，咪西咪西的有。”碎娃们吓的往屋外跑，我抓住一个跑的慢的碎娃想把狗肉往他嘴里塞，碎娃在我怀里拼命挣扎着，死活不肯吃，我笑着对他说：“小孩，良民的不是。”大家哈哈地笑了起来。
整个村庄轰动了，知青杀狗、吃狗的名声，传遍了十里八乡。
这次回村，当乡亲们提起当年我们吃狗肉一事时，我问他们：“现在你们吃狗肉吗？”他们说：“吃，狗肉比猪肉还贵呢。”可见习惯是可以改变的。
摔跤也是村里年轻后生的喜好，在那个恓惶的年代哪有什么娱乐活动，在工余休息时，年轻后生闲不住，多余的精力无处发泄，相互比谁的力气大。
休息时年龄大的人都靠在阳坡下，悠闲地吸上一袋烟，解解乏，我坐在他们之中，他们总是热情地点燃一袋烟，仔细用手将烟袋嘴抹干净，双手递到我面前，乡亲抽的都是自种的旱烟，劲道很大，但很纯正。
年轻后生则轮番上场，相互叫板，我发现这里的人不会摔跤，使的都是蛮力，也就是靠蛮力将对方扳倒。开始我是看，时间长了，心也开始痒痒了，有些跃跃欲试的冲动，我在北京也和别人学过一些弹、踢、挑、勾、背等摔跤技巧，并没有把那些后生放在眼里。
“尹砚亭，敢不敢和我摔一跤？”一个后生向我叫阵。
我笑笑，摇摇头。
“尹砚亭不敢摔。”
“北京娃身体弱弱的，哪里会摔跤嘛。”
后生们七嘴八舌笑着说，我的脸上有些挂不住了，站起来说：“那就试试？”
一位后生向我扑来，当他扑到我面前时，我一侧身，脚下一绊，右手轻轻一拨，后生就被摔了出去，站起来愣愣地看着我，不明白自己是怎么被摔倒的。另一个身高体壮的后生，恶虎扑食般地向我扑来，我不敢怠慢，右手抓住他的左肩，左手抓住他的腰部，一个侧背将他摔倒在地，两跤下来后生们不敢上了。
“你是怎么把我们摔倒的？”
“北京娃会摔跤的呀。”
“摔跤不能使蛮力，是有技巧的，要会借力使力。”我对他们说。
后生们有些服气了，其实摔跤不是为了输赢，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单调、繁重的劳作中的一种精神释放。
我和乡亲们都沉浸在对往事的追忆中，大家说着，笑着，不知不觉天色已晚。
明天我就要离开东岭村了，我的思绪颤动着……久久难以入眠，推开窑门来到院子里，冷洁的月光泼洒在窑院，徐徐微风，清爽宜人。
这里没有大都市的辉煌灯火，也没有大都市的车水马龙，有的只是久违的宁静和祥和。
人常说“月是故乡圆”。东岭何不是我的故乡？
想到张建文曾对我说：“砚亭，你们来的时候正是村里最苦的时候，村里也没能照顾好你们，让你们受苦了。你们走后村里人一直挂念你们。”多么朴实、善良的乡亲们，我何德、何能，这份情、这份意，难以承载，心里感到很内疚。
这里所经历的苦、难，何尝不是一种人生财富，它给了我力量、执着和勇气，使我终生受益；这里所感受的豁达和宽容，何尝不是一种美德，它奠定了我人生的道德底线；这里的淳朴和善良何尝不是一种牵挂，永远牵动着我的心魂。
我为有这样一段经历，感到自豪。
我常常有一种情怀，一种感受，在我的生命与心灵中，永远割舍不掉我对这片土地的留恋和痴情，永远了却不掉我对这里乡亲们的思念和向往。
再见了，曾经让我梦绕魂牵的东岭，我为村里近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感到欣慰，我为乡亲们的生活水平在逐年提高感到兴奋。
如今的东岭人早已不再面朝黄土背朝天，他们依托党和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绘画出幸福美好的蓝图，实现他们心中的“中国梦”。
（作者系北京市玉渊潭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阁楼公社汾川大队东岭村插队，退休前在北京铁路局丰台机务段工作。）
东岭情愫——40年后重回东岭
付小明
今年8月，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是40多年前与我同村插队的知青尹砚亭打来的。他告诉我，他刚从东岭回来，我一听立刻激动起来，再回东岭村是我的梦，我也想回去。
40多年的岁月，大家天各一方，相互之间已多年没有联系。尹砚亭满腔热情四处联系，终于把当年在东岭村插队的四人召集到一起。见面那天几个人都异常兴奋，互相打量着已渐苍老的面容，述说着个人的经历。尹砚亭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畅谈了他6月份回村时的所见所闻所感。尽管我们四人插队后40多年从未谋面，但是共同的插队经历，让我们一如当年、一见如故。提起插队生活、提起我们的东岭村，大家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四个人不约而同，决定一起回去看看东岭村的父老乡亲，看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东岭村。
2013年9月3日，我们曾在东岭村插队的四个知青终于踏上了那片熟悉的土地，40年前的往事又清晰地闪现在我们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