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童 大队林场有四头大牛，一只小牛犊。冬天，分配我去放牛，还捎带放一头驴。牛很听话，头牛脖子上系着一个铃铛，一路“当啷啷，当啷啷”，煞是好听。头牛认道，慢条斯理地走着，其他牛不紧不慢地跟着，小牛犊在母亲身边撒着欢。只有驴不安生，赶着不进拉着倒退，我决定骑着它走。我想猛地飞身上驴，可正当我飞身时，它闪开了，我重重地直拍在地上。等我醒过神来，发现它正在不远处偷眼看我。人岂能输给驴？！我慢慢走近它，拉住缰绳，拍着捋着它的背，把它牵到一块大石阶旁，我站到石阶上，一下骑到它的背上。它竟然认了，老老实实地跟着头牛走起来。头牛把我们领到河滩已收获后的玉米地，它们或寻寻觅觅，或甩着尾巴悠闲自得。我欣赏了一会儿小牛的大眼睛和长睫毛，然后捡拾玉米秆，这是引火柴，是我的任务之一。
捆好玉米秆，我拿出一本小书躲在避风处，读起来。正入迷，忽听人大喊，原来驴过河了！千恩万谢请对岸的老乡把驴轰回来，再不敢大意。夕阳西下，用镰刀把挑起玉米秆背在肩上，吆喝着牛和驴，返回林场。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暮归的老牛是我同伴，
蓝天配朵夕阳在胸膛，
缤纷的云彩是晚霞的衣裳。
荷把锄头在肩上，
牧童的歌声在荡漾，
笑意写在脸上，
哼一曲乡居小唱。
任思绪在晚风中飞扬，
多少落寞惆怅，
都随晚风飘散。
多年后，每每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又披着晚霞，伴着牛铃，走在了乡间的小路上。
赤子之伟
大队林场有40亩川地，百来亩坡地，培育果树、杨树和洋槐树苗。树苗幼小时，也间种药材、农作物和蔬菜等。
大队林场的人员是各小队派出的，共六人。两个老汉，一个放羊，一个做饭；两个30多岁的男劳力，负责安排农活。场长是西安女知青张伟，早我两年插队，负责林业技术。我是后派来的，可能有让两个女知青做伴的意思。我们平时住在林场，闲时可回村看看。
每当我看到照片上这纤纤女子，总不能想象张伟如何能扮装成男人。林场场长都是汉子，且常在山中独行，安全起见吧，张伟穿一身黑色老棉衣裤，头上一顶黑棉帽，加上“张伟”这男人的名字，县里开场长会竟不知还有一位姑娘混在其中，住处都安排错了。
张伟热爱林木果树，看到一片树叶就知道是什么树，习性如何。每到一地她会将各品种的苹果买一只回来，给大家分吃，讲述各苹果的味道、形状、习性。她看了很多书，请教林学院老师，研究林业技术。
当时，桌里人没有见过苹果树。张伟说陕北早晚温差大，苹果味道好，要让桌里老百姓吃上苹果，以苹果致富。张伟是最先在桌里栽种苹果树的，林场最好的一片地，种植了各个品种的苹果树，都是当时的优良品种。张伟带领我们从河里担水，施肥，打药，修剪，嫁接，精心侍弄，终于首次挂果了。第一年林场只成熟了五只苹果，品种不一，最小的只有现在的巨丰葡萄那么大。那是个令人兴奋的丰收，张伟把每个苹果切成六瓣，大家分尝，细细品味不同的滋味。第二年收获了几十斤。第三年就成百上千斤了。
张伟还有计划地把苹果种植技术推广到各小队。我们到大山中采集野山顶子树籽，在苗圃中培植成砧木，从北京引进优良品种的枝芽，嫁接到砧木上形成苹果树苗。这些树苗在圃中成长一年后，栽种到各小队的山坡上。张伟给我们讲果树修剪知识，还特意派我去延安林训班学习。林场人员定期到各小队修剪果树苗。张伟则随时提供施肥、防虫等技术指导。当时有的小队不在意这些果苗，发生羊啃食果苗或死苗现象，张伟还起检查督促的作用。
苹果苗一般要生长几年才开始挂果。张伟为使挂果期提前，做了很多试验。如，倒贴皮：将树皮切下一段，上下颠倒再贴回原位。在主干、支干上都作过试验。在枝干上效果要好一些。再如，田间密植：将果苗以玉米株的间距斜着栽种。这办法管理成本太高，不太成功。
我们还扦插过杨树等常用树苗，供各小队栽在路边、山坡上。
新疆的薄皮核桃、品种优良的梨、桃、大枣等，林场都试栽过。
张伟有一颗赤子之心，热爱自己的工作和事业，一心为桌里的百姓做好事。
张伟待人诚恳，不论是对我还是对场里其他人。场里一个男场员是富农子女，受过很多不公正待遇。而张伟对他则一视同仁，尊重他、关心他，使他逐渐开朗，积极干活。只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才能理解张伟的高尚人格。
我总感觉张伟是个少有的没有私心的人。她每天忙忙碌碌，常常废寝忘食，可能在那时身体就埋下了隐患。
1977年恢复高考，张伟没能进入她期望的农学院学林业，却阴错阳差被四川大学核物理系录取。
这使她很痛苦，当时不许换系或重考，不去就等于不能再上大学。她还是去上学了，一年后被查出癌症。大四那年，手术、化疗都没能挽留住她年轻的生命。25岁，生命之花还未盛开就凋谢了。
张伟上大学后，还和后来到林场的回乡知青田荣有联系，经常寄林业资料给他。桌里的老百姓为张伟在林场中建立了墓碑。
2001年秋，我们再次回村。站在墓前，想想大家都活蹦乱跳，只有张伟静静长眠在此，不禁潸然泪下。她的父母可能因常年伤心，也早早相继过世。也许，在她挚爱的林场，看着满川红彤彤的苹果，有桌里老百姓的呵护，她不觉得孤独吧。
政治夜校
刚下乡第二天，我们就拜访了大队党支部李副书记。大叔是贫农，1949年入党，一直是村干部，“文革”中被打断了腿，拄着拐杖。他带我们走访了贫农，介绍村里有多少富农、中农、贫农，说“阶级敌人脸似花，心怀刀”，告诫我们要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站稳阶级立场。
晚饭后，村民们定期要上政治夜校，队长传达上级精神，学习政治文化，议村事，谈生产，开批判会，赛诗，赛歌，排节目，等等，可谓村政治文化的中心。知青是文化人，张锦秋等好几个知青被定为辅导员，活跃在其中。
当时村里妇女大多不识字。几个和我们同样大小的女子娃一来就说笑在一搭里，她们教我们做鞋、纺线织布，我们教她们识字。在政治夜校我们也给婆姨们教过识字。
逢年过节，公社、村里有时组织活动。在空场上支几个杆子，挂上几盏汽灯，就是一个戏台，十里八乡的乡亲都来看。
我们村青年团也组织过一台戏，内容无非是社员们农业学大寨，战天斗地，地富反坏搞破坏，贫下中农与之斗争最终取得胜利。自然要突出贫下中农的高大形象，我们选村里最高大英俊者担当主角。长相差一点的演反面角色。但反对声音来了：“怎么台上都是富农子女指着鼻子痛斥贫农子女？阶级立场站哪儿去了？”我们这才注意到，原来村里最高大帅气能干的后生，最清秀灵气的女子却是富农子女。如果演员颠倒过来这戏也没法看了。幸好，公社审查的时候说：还是要团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此戏才得以演出。事后，这位女主角，村里唯一的女初中生，到知青组和我们说过一番话。她说：“出身我没法选择，我也想进步，在县中学，我学习再好、做得再好也不能入团。
我很苦恼，我该怎么办？”对这些，我们困惑不语。
老乡们唱眉户剧，唱秦腔。对眉户剧，我刚开始不喜欢听，渐渐听出味来了。秦腔则是一下就被其苍凉所震撼。被震撼的还有陕北女子娃的亮嗓，一曲信天游，高亢婉转，羡慕极了。
公社还在露天演过电影《东方红》，多人走15里夜路赶去观看。《东方红》的盛名早就听说，但我在北京也没看过，看后兴奋得几乎睡不着觉。
我还协助团支部在村里墙壁上办黑板报、刷大标语。后来还被公社调去写美术字，刷大标语。
刚下乡时，知青办随车给我们带来一箱书，还有二胡、笛子啥的，很快知青小院就成了村里青年的聚集地、“俱乐部”。有时，村干部也会到我们这聊聊天，发发牢骚。俨然是外围的政治夜校。
赤脚医生
村里有个赤脚医生，30多岁，黑黑瘦瘦。我在山坡上拉粪，翻了车，崴了脚。他到山里采了草药磨碎，和着烧热的酒，糊在我的脚上，顿时就感到脚踝中热流四溢，第二天就消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