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月后，天气逐渐暖和起来，队里决定让每个插队的学生轮流跟着给我们驮水的人下沟，说是让我们体验一下用毛驴驮水的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每个学生都知道了驮水的艰难和水的宝贵。下沟驮水往返需要一个多小时，两只装满水的木桶足有百八十斤重，再加上好几十斤重的木水架子，压的毛驴每爬一步坡都要喘着粗气，有时还把毛驴压得直放屁。爬到最陡的坡时，毛驴的嘴差不多都要啃在地上。每逢大雪封山，那可就要命了，人们只能化雪吃了。记得插队的第二年冬天就赶上了下大雪，几天的时间就把水用得光光的，就连做饭和化雪用的柴火都没有了，实在渴得受不了，我就到生产队的饲养室偷毛驴用的水。
插队的地方有句歇后语：“净（光着）沟子撵狼——胆大不知羞”。虽然我的脸没有变成古铜色，脑袋上也从不系那白羊肚毛巾，可每次轮我赶着毛驴下沟驮水的时候，就学着陕北汉子的样，用我随口瞎编的歪词。冲着“老天爷”吼起了多少有点变了调的信天游：
来到了黄土高原，
吃水啊真困难，
要吃水下山坡，
还用那驴儿驮，
真是活受罪啊，
困难就没法说！
每次驮水每次唱，唱得村里的娃娃都跟我学会了，可水呢？在我彻底离开陕北的时候还是没能上塬。好在我现在已经养成了珍惜用水的好习惯，这还要深深感谢祖祖辈辈生活在黄土高原的父老乡亲！
今年利用“十一”长假，特意回到我插队的第二故乡看了看，变化可真大啊：电灯亮了，电视有了，水也上塬了；粮食足了，票子多了，生活好了。
临走的时候，站在我曾经下沟驮水过的山峁峁上，向着北京的方向放声高歌一首信天游：
背靠着黄河面对着天，
陕北的山来山套着山，
红崖疙岔胶泥洼，
谁不说这是金疙瘩来银疙瘩；
清粼粼的水呦上了塬，
陕北的山川赛江南；
山曲儿好比那没梁子斗，
咱百姓的日子上了楼；
抓一把黄土撒上天，
信天游的歌声唱不完。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六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君子大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工作。）
和知青生活的日子
费嘉麟
20世纪70年代初，北京市委市政府转发了一份有关支援延安工作的中央文件。文件说：周总理1969年，再次回延安视察，发现延安人民的生活还不如解放以前，当年主席在时，农民家里都有两口大缸，一个盛粮食，一个放酸菜。这次去，缸还在，里面却是空的；总理心里十分难过，沉痛地说：我无法向延安人民交代……现在来看，当年北京知青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到革命圣地延安插队，是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
经过一年多实践发现，由于知青到了农村以后的管理工作没有很好地跟上，所以暴露了一些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北京市委号召各机关、工厂、学校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挑选一批干部支援延安的工作。名单确定后，集中办了一个月的培训班，明确了所肩负的四项任务：毛泽东思想宣传员；贫下中农好学员；知识青年辅导员；建设延安的战斗员。于1970年5月下旬离开北京，踏上征途。
一
市机械公司共来了13位同志。到延安后分配在宜川县云岩公社（北京干部共17名），除去组长王凤乾同志留驻公社，其余分别到12个大队。我所在的南海大队有3个自然村，知青10名，其中女知青4名，他们都是北京市马甸中学六八届毕业生，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女生安排在北海生产队，离南海8里。男生住南海；大队把我安排在有四孔窑洞的小学校中。一孔老师备课用；一孔是一至六年级共用的教室；一孔是生产队党支部使用（也是我的住处）；另一孔较小的闲着。生活方面，先是挨户吃派饭，当时叫认村认户认阶级。派饭的主食是千篇一律的糜子面窝窝，即用糜子面，掺水，搅拌，发酵，蒸成松软的像北京的丝糕。所不同的，虽然发酵，可当地没有碱，是酸的。副食4个菜：一是粉红色的辣椒面；二是辣椒粉掺水加盐调成糊状的东西；三是酸菜，即萝卜切成丝，腌制成酱黑色，带酸味；四是酸菜拌和辣椒粉的酸辣丝。当挨家挨户吃遍派饭后，改为自己起伙。男生住处离我不远，窑洞倒也宽敞，炊具一应俱全，做饭轮流值日。我和社员一起干活，早晨忙于做饭，进早餐。出工之前活儿已经干完，开始我奇怪，上午出工为什么那么晚，已经九点半了，才听见生产队长转圈吆喝：“干活儿喽……”我有早起的习惯，日子长了才发现，天刚蒙蒙亮各家男劳力，静悄悄地扛着农具上塬干活儿了。为什么不叫知青呢？带着疑问找到支书，他的回答是，学生娃同队里男劳力一样，同工同酬，挣工分，少出一场活儿到年底计算工分就要受很大损失，所以原来出早工时，他们总听不到喊叫，队长就去窑门口喊，这些娃困得就是起不来，以后就不再叫他们了。从此我才知道，九点半喊出工已经是一天中第二场活儿。吃过中午饭休息片刻，又吆喝出工，下午这场活儿最猛，强度最大，天不擦黑不收工。妇女也有生产队，比男队出工略迟一些。
二
塬上没水，吃水靠毛驴到山下去驮。驴脊背两侧各挂一只全封闭木制的桶，木桶的顶盖两端，各留一个直径约3厘米的孔，山涧下有个泉眼，水面约一米见方，水深近30厘米，这么小的泉眼，用瓢一瓢一瓢地舀，直至水从孔里溢出为止，驮一次水往返需要90分钟。由于泉眼小，蓄水慢，满足全村各户用水，只能限量，大队规定：每户一周一驮。对北京娃特殊照顾——两驮。我坚持与村民一个待遇，大队不从，派村民弄第二驮水送货上门，这怎么得了，我于心不忍又推辞不掉，只好从命。刚驮上来不能喝，水是浑的，要沉淀4个小时。遇到下雨或连阴天，就吃雨水，用塑料布吊起三个角，下面接个盆，水顺势往下流，一盆一盆接，雨水是滑的，喝起来并没有什么怪味儿。
烧的柴火，全靠那些砍来的树枝，经长年累月的砍，附近的早都砍光了，必须到30里外的深山老林，去一次要一整天，天不亮出发，将近天黑才到家。我第一次见他们砍柴回来，十分惊愕；在塬上，只见远处一个大长方形黑咕隆咚的东西，在慢慢逼近，直至快到跟前才看清楚是村里的人，背着一捆树干，高达三四米，宽约一米五，厚度足有一米二开外，重量估计起码200多斤，这么一个庞然大物，背着步行30里，简直难以想象。后来见的多了也就慢慢明白：上山砍柴，在当地人来说属家常便饭，小菜一碟。砍柴不但要解决常年烧饭，积蓄大量的储存，还要不时从家里再背十里下山，到集市上去卖，然后买回蔬菜、煤油等日常生活用品。
有一次，我和队里的男知青一起去30里外的树林中砍柴。因体能所限，本来砍的树枝就不多，每人只背了一小捆柴，走出没有几里路，觉得肩膀压得太沉了，索性扔掉两根减轻分量；又走了几里，越走感觉背得越累，就再扔几根；就这样一路走来，一路不停地扔，回到村里时，每人剩下的不足几根柴，没法和老乡的一大捆比；但来回60里山路是走了一趟，打柴的过程是经历了一遍，与老乡相比，由于种种原因所决定，差距实在太大了。
我们下去不久，当地已经普遍实现了人有厕所，猪有圈。
三
插队生活是异常艰苦的，然而它能磨炼人的意志，尤其我们就是带着四项任务而来的，真的感觉为革命吃苦，虽苦犹甜。匆匆两年半，好像一瞬间就过去了，40年后的今天，再来回顾那段经历，重新认识解放20年后延安人民的生存环境很有必要。它揭示了社会贫富的巨大反差，展现了延安人民继续发扬艰苦奋斗革命传统的真实写照，两年半的生活虽然很短暂，但它给人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而且终生难忘。
20世纪70年代，“文革”后期，我们八亿人口的国家，人民生活基本都处在贫困状态。而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人民生活之艰苦，令人触目惊心，可谓登峰造极。不亲临其境，你是难以想象的，那里的人民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祖辈没有刷牙漱口的习惯，恶劣的缺水环境，造成只有等待下雨，尤其是连阴天，涝池里（塬上地形凹陷的地方）积满了雨水，才有机会在池边洗一把脸，由于环境所迫，那里的人们终年没有洗脸洗手的习惯。
四
当地人穿的是各家用自己织的老布（粗布）缝制的衣服。冬天，大部分家庭用两件单衣连起来，中间絮上棉花，就是唯一一件过冬的棉衣，很像我小时候冬天的装束：空心穿棉袄。吃饭以窝窝为主，偶尔吃顿荞麦面条，一个月勉强能够吃上一点新鲜蔬菜。
无论成年人、老年人或者孩子，一旦生病，大队里有个流动串村的郎中，就是患者在塬上唯一求诊的医生，他身上有个装药的挎包，分别应付了三个村的老老少少。遇到重症患者，用生产队唯一的一辆排子车，拉着病人走十里路，到公社卫生院诊治，可怜的公社一级医疗部门，只有血压计和听诊器，其他医疗设备、医疗器械一概全无，连个物理、化学的检测手段都不具备。
宜川县医院，离南海大队80多里，村里重症病人极少有去县医院的。所以一般在城市里很容易控制的常见病，限于当地缺医少药，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致使年纪轻轻的就与世长辞了。凭我两年多所见所闻，我深信当地人口的平均寿命之短，可能在全国也属于最严重地区。妇女婆姨来了月经，没有卫生带。当地人排便，清理肛门一律用土块。那里流传着谚语：烙饼像锅盖，面条像腰带，拉屎专用土块块。
当地严重缺水，终年不能洗澡，所有衣物只能等涝池里存了水，女主人才有机会洗衣服。恶劣的卫生条件造成了虱子肆虐。我开始在村里吃派饭的时候，曾经看到一个令人作呕的画面：清晨女主人烧火蒸窝窝，蒸到七八成熟，就不用再添柴，靠烧红的树干，再烘十多分钟就蒸熟了。恰在这时，女主人坐在炉口，借助火光，脱下上衣，开始捉拿虱子。只见她用两手拇指的指甲，一下一下不间断地挤。待窝窝蒸熟掀开锅盖，用根棉线，将窝窝拉成若干个方块儿，递给我时，那两个拇指指甲的前半部分已经近乎黑色。当然此时我不必多想，照吃不误；不过这顿早餐吃罢不久，总觉得肚子里在打鼓。
五
与插队知青两年多的朝夕相处，总体说，南海大队知青思想比较稳定，无论生活或劳动都能严格要求自己。尤其住在北海村的女生，更是踏踏实实，不畏艰苦，与村民打成一片，深受广大村民的好评，村党支部副书记多次跟我表扬她们。其中一个叫童广兰的知青后来还当了妇女队长。另外一位表现更佳的，名叫王长翠，被大队推荐，公社选中，去宜川县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参加巡回演出。那年正赶上春节，王长翠抽空回北海村取衣物，拿好东西往回走，因不久刚下过一场大雪，经融化再结冰，路面特滑，待她走到塬的边沿，就要下山时，不料因地滑脚踩空，一头栽下去，摔到山下，被人发现时，头颅已开裂，不幸遇难。当她的母亲、哥哥由北京赶来，提出把长翠的遗体运回北京时，闻讯赶来大批父老乡亲，淌着眼泪，苦苦哀求长翠的母亲：“长翠也是俺们的女儿，是延安人民的好女儿，就把她留在这里，我们还能够经常看望她。”做母亲的拗不过当地感人的亲情，再三的恳求，心终于软下来。公社为王长翠举行了隆重的悼念仪式，真是人山人海，发送那天，送行的队伍犹如一条长龙，一眼望不到头，人们淌着热泪，捧着自扎的白花，迈着沉痛的脚步，把长翠的灵柩送到墓地，掩埋在云岩镇旁人们经常走过的一个山脚下。
据说，后来又将坟迁移到专门为建设延安而献出年轻生命的知青而建造的陵园。
队里的男知青经过锻炼，也都发生了可喜变化。与两年前乍来的时候相比，他们在生活自理、组织纪律，劳动表现等诸多方面有了很大进步。过去经常不辞而别，到外面找哥儿们四处去玩的现象没有了，所住窑洞凌乱不堪的状况改变了，尤其是在平时的劳动中，服从领导，队长派什么活儿，不讲二话，铆足了劲拼命去干。有事外出，习惯事先向队里请假，端正了自己在南海大队的位置，能够把生产队当做一个连队，以一个战士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想，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在这个贫穷落后，艰苦环境中能够焕发出当代青年的朝气，正是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哺育的结果，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绽放的希望之花。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李玉和说得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是的，在北京大都市里长大的孩子，投入到如此艰苦的环境，能够练就他们一身过硬的本领，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
至于对知识青年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究竟该怎么看？不是本文所要探讨的。
（作者系原北京市机械局干部，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南海大队从事知青管理工作，现已退休。）
回忆延安插队
李新一
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最高指示，那时遵从毛主席挥手我前进，听毛主席的话，刀山敢上，火海敢闯，对于可能遇到的困难和生活艰苦，并没有多考虑，认为别人能干的事，自己也行。
